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人们在谈论佛经翻译对汉语语法的深远影响时经常引用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中的一段文字：

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其最显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二）既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俪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格调。（三）倒装句法极多。（四）提挈句法极多。（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六）多覆牒前文语。（七）有联缀十余字乃至数十字而成之名词。——一名词中，含形容格的名词无数。（八）同格的语句，铺排叙列，动至数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十）其诗歌之译本为无韵的。凡此皆文章构造形式上，画然辟一新国土。^[1]

王启涛（2001：91）认为这段文字“实际上为我们勾画出了十个崭新的研究课题”。笔者深有同感，并有志于汉译佛经语法研究，现从事的这项课题“东汉—隋本缘部汉译佛经定中结构研究”，属佛经语法专题研究性质，就是受了梁启超以上一段文字的启发。

这里先列表说明一下本课题选取作为研究对象的八部代表性的佛经，以时代先后为序。^[2]

表1-1

它们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从内容看，都属于本缘部。叙述的都是佛传故事，叙事性强，情节生动，文学色彩较浓。其次，从本书关心的语言方面看，它们的译者与翻译年代都是明确的，语料是可信的。它们的语言既有较强的口语性^[3]，又有鲜明的译经体特色，笔者以为颇具语言研究价值。

重点提一下《佛本行集经》，因为它在以上佛经中时代最晚，而且又是佛传中内容最繁博的一种，所以下文讨论具体问题时一般都是优先描写《佛本行集经》里的情况，以作为其他佛经的参照。《佛本行集经》篇幅较大，共60卷，总字数43万字。本书选取前30卷，约23万字作为研究对象。而其他七部佛经取的都是全篇。

本书之所以选择佛经中的定中结构这一语法点进行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语料本身所决定的。汉译佛典在语法和语体方面的显著特点，前文所引梁启超语已作了很好的揭示，其中与定中结构相关的部分有：第（七）条，即本书所谓复杂定中（详见第三章）；第（三）（四）（六）条，即本书所谓定中结构的语用变化（详见第五章）。就拿《佛本行集经》来说，笔者发现其中定中结构不仅量多，而且有一部分定语的结构相当复杂。下边先举定中结构集中的几处代表：从叁773a倒7^[4]到b倒14共65次^[5]，从叁793c倒8到c倒4共15次，两处对声音的描写；从叁786b3到c10，从叁786c倒8到叁787a3，两处对夜叉罗刹和鬼的形状的描写；还有从叁789b5到c4，从叁789c7到叁790a4，两处集中的大量比喻句，其中也多有定中结构出现。可能有人会说，定中结构出现的量多就一定有意义吗？我们认为，《佛本行集经》中的定中结构不仅量多，而且从语言研究的角度看价值也很高。可以举学界有所论及的介词短语作定语为例，利用佛经语料就可以将其起源时间大大推前。王珏（1999：101）认为：“介词短语作定语起源的具体时间现在尚难以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就我们的材料而言，可以有把握地说，至少在创作于公元十世纪的敦煌变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如下的用法。”文中列举的敦煌变文中的两例是“临死之时”和“太子自别车匿之后”。他还说：“到公元十六世纪的《西游记》才开始出现‘向、在、为’三个介词构成的介词短语作定语。”三例略。随后他总结道：“介词短语作定语在十六世纪以前只能算是萌芽期。”而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东汉—隋佛经中介词短语充当定语的例子已不在少数，相关讨论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六节。

接着再看定语结构复杂化的典型例子（以下出自隋《佛本行集经》，复杂的定中结构加下画线表示）：

汝释沙门，今何求故？来在于此多毒恶龙云雨野兽可畏可惊黑夜处所。（叁784b6）

此今是我最后所乘所下处也。（叁733c11）

诸如是等大神仙人，多有被于诸淫妇女之所诳惑，牵取教行世欲之事。（叁726b15）

闻已除灭欲痴瞋恚斗诤忿怒，皆悉令得清净之声（叁773a倒2）

本书所以选择东汉—隋的汉译佛经中的定中结构进行研究，另一个原因是想对已有的学术观点作一点补充。目前语言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定语的复杂化是到“五四”以后的现代汉语中才有了质的变化。王力（1989：342）在《汉语语法史》中说：“‘五四’以后，汉语的句子结构，在严密化这一点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在王力讨论的现代汉语句子结构严密化的六种情况里边，第一种就是定语。“上古汉语的定语总是比较短的。唐代以后，虽然有了一些比较长的定语，但是，比起现代汉语来，无论在长度上，在应用的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古人。在定语的结构上（如结构的复杂性），也往往有所不同。”（王力，1989：343）潘允中（1982：25—27）和崔应贤等（2002：31）也表述了类似的学术观点。

学术研究总是要以前人成果作为基础，就语言学科来说，作为后来者的我们想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就必须在材料与理论方法两方面下功夫。东汉—隋的汉译佛经，如果学界能认可它在汉语语法史中的地位的话，则有关定语复杂化的时限就可往前推进一大步。即使保守一些，也可以这样表述：在汉语历史上的某一类型的文献里较早就出现过一定程度的定语复杂化的现象。这种定语复杂化的情形与现代汉语中同样是受了欧化影响的复杂定语的情形有异有同，值得作一番比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