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产业结构调整和振兴规划研究：基于中国产业政策反思和重构的视角
- 李平等
- 3366字
- 2021-03-27 23:20:30
七 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结论
本章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国工业部门四位数产业层面上不仅表现出非常高的进入率，而且表现出非常高的退出率。在企业间的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产业层面大规模进入退出的一般模式是市场开放、进入沉没成本降低和工业规模快速增长的结果。作为“增量改革”的核心内容，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大规模进入、退出促进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转型，并使得原来具有典型“国家垄断”特征的产业组织结构具有了逐渐增强的竞争性特征。在这个逐渐加强的动态竞争过程中，无论是新进入企业还是在位企业，只有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低生产率企业被逐出市场。这种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机制为在位企业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激励，并通过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促进了中国工业部门总量生产率的增长。
同时，本章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工业部门跨企业资源动态配置效率仍然低下，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工业总体效率的提高；但不同类型的行业差别很大，市场开放较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跨企业资源动态配置效率比较高，并且是推动行业效率提升的重要力量，而市场开放较晚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跨企业资源动态配置效率仍然低下，并严重阻碍这些行业整体效率的进一步提升。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市场放开较晚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政府依然保留了市场准入、投资审批等直接干预微观经济、限制市场竞争的政策措施，并从政策上扶持国有大企业（其中多数企业效率低下）发展，限制高效率民营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政策直接扭曲了市场机制，阻碍了市场竞争过程中资源和市场向高效率企业的集中，导致市场配置效率和动态配置效率低下，并进一步阻碍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开放较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政府干预的退出相对比较彻底，市场基本形成公平竞争的格局，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作用，其跨企业资源动态配置效率比较高，有利于行业整体效率的不断提升。
第二，由于资本密集性行业投入、产出规模都比较大，往往是各地方政府扭曲要素价格、提供各种投资补贴进行招商引资大战的重点行业，地区的补贴性竞争会使得市场的竞争机制被扭曲，高效率企业的成本优势往往被低效率企业所获取的大量补贴所抵消，甚至一些效率相对较低的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补贴政策作用下反而还获得了成本优势，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这些行业跨企业资源动态配置效率低下。
第三，在现行金融体制下，国有（控股）企业更容易获得大量廉价资本，一方面会导致国有企业低效率使用资本，另一方面会导致许多低效率国有企业反而更容易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扩张规模，从而导致资本密集型行业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动态配置效率均相对低下。
（二）政策含义
本章的实证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2003年以来，政策部门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明显加强，市场准入、项目审批等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措施成为政策重点。本章的研究表明，这类政策将严重阻碍产业效率的提高，不利于经济转型，开放竞争才是实现经济动态效率最为有效的途径，中国的经济政策应从干预和管制微观市场，转为进一步放开市场、促进公平竞争。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中国应进一步推动以开放竞争为特征的市场化改革。本章的研究表明，开放竞争过程中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大规模进入，不但没有使工业部门（或行业）生产率恶化，反而显著地推动了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目前，政府仍以防止过度竞争、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为理由，在一些重要竞争性行业实施限制进入和限制竞争的政策，这类政策会阻碍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导致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并进而阻碍行业效率的不断提高。因而，有必要在这些行业推进开放竞争，清除不必要的行政性进入壁垒以及不必要的投资审批。
第二，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应成为产业政策的重点和基本逻辑。本章的研究表明，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能让市场中的企业具有更强烈的动机去提高生产效率，也使得资源和市场份额总是向高效率企业集中，它在促进产业效率不断提升方面具有其他机制无法替代的动态效率性。目前，政府在钢铁、汽车、船舶等一些重要产业实施扶持特定国有大企业、限制民营中小企业的政策模式，这种政策模式会大大降低被扶持企业提高生产率的激励，并导致资源跨企业动态配置效率恶化，反而不利于这些行业生产率的改善。在这些行业，应消除扶持特定企业的做法，转为实施开放、公平的竞争政策。
第三，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动财政民主化和公开化，消除地区补贴性竞争的制度基础。近年来，地区补贴性竞争成为地区竞争最为重要的形式，这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阻碍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不利于行业乃至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因而，消除地区补贴性竞争的制度基础，对于促进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还需进一步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逐渐消除信贷歧视，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1]大冢启二郎、刘德强、村上植树：《中国的工业改革——过去的成绩和未来的前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樊纲：《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3]江飞涛、曹建海：《市场失灵还是体制扭曲——重复建设形成机制研究中的争论、缺陷与新进展》,《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1期。
[4]江飞涛、李晓萍：《直接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中国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9期。
[5]李伟：《纠错、替代与过度进入——对中国转轨过程中市场进入问题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9年第12期。
[6]李伟：《进入替代、市场选择与演化特征——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市场进入问题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李玉红、王皓、郑玉歆：《企业演化：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8]刘小玄、李双杰：《制造业企业相对效率的度量和比较及其外生决定因素（2000 —2004）》,《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3期。
[9]刘世锦：《市场开放、竞争与产业进步——中国汽车产业30年发展中的争论和重要经验》,《管理世界》2008年第12期。
[10]罗云辉：《过度竞争：经济学分析与治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钱颖一：《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不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11期。
[12]魏后凯：《市场竞争、经济绩效与产业集中》，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杨蕙馨：《企业的进人退出与产业组织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4]姚洋：《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
[15]Bain,J.S.,1956,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Baily,Martin N.,Charles Hulten,and D.,Campbell,1992,“Productivity Dynamics in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Microeconomics,Vol.4,No.1,pp.187-249.
[17]Brandt,L.J.V.Biesebroeck,and Y.Zhang,2009,“Creative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NBER Working Paper,No.15152.
[18]Ericson,R.and A.Pakes,1995,“Markov-Perfect Industry Dynamics: A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Work”,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62,No.1,pp.53-82.
[19]Foster,John C.Haltiwanger,and C.J.Krizan,2006,“Market Selection,Reallocation andRestructuring in the U.S.Retail Trade Sector in the 1990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88,No.4,pp.748-758.[20]Gable,J.and J.Schwalbach,1991,“International Comparations of Entry and Exit”,In Geroski and Joachim Schwalbach,eds.,Entry and Market Contestability,Oxford:Blacwell,257-281.
[21]Geroski,P.A.,Market Dynamics and Entry,Oxford: Basil Blackwell.
[22]Hayek,1978,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23]Hopenhayn,Hugo,1992,“Entry,exit,and firm dynamics in long run equilibrium”,Econometrica,Vol.60,No.5,pp.1127-1150.
[24]Jijian Yang,2002,“Market Power in China: Manifestation,Effects and Legislation”,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Vol.21,No.2,pp.167-183.
[25]Jovanovic,B.,1982,“Sele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y”,Econometrica,Vol.50,No.3,pp.649-670.
[26]Kirzner,I.M.,1985,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m Process,Oxford:Blackwell.
[27]Kirzner,I.M.,2000,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Market: Essays in Austrian Econom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8]Levinshohn,J.and A.Petrin,2003,“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70,No.2,pp.317-341.
[29]Mansfield,Edwin,1962,“Entry,Gibrat's Law,Innovation,and the Growth of Firm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2,No.5,pp. 1023-1051.
[30]McMillan J.and B.Naughton,1992,“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 lessons from China”,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Vol.8,No.1,pp.130-143.
[31]Metcalfe,J.S.,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London:Routledge.
[32]Naughton B.,1992,“Implications of the State Monopoly over Industry and Its Relaxation”,Modern China,Vol.18,No.1,pp.14-41.
[33]Olley,G.S.,and A.Pakes,1996,“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Econometrica,Vol.64,No.6,pp.1263-1297.
[34]Perkins,D.H.,2002,“The challenge China's economy poses for Chinese economists”,China Economic Review,Vol.13,No.4,pp. 412-418.
[35]Reekie,W.D.,Market,Entrepreneur and Liberty: A Study in the Working of the Competitive Econom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6]Schumpeter,J.A.,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London:Allen & Unwin.
[37]Syverson C.,2011,“What Determines Productivit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49,No.2,pp.326-365.
执笔人：李平、简泽、江飞涛
[1]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个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四位数产业层面的进入率和退出率来源于本文的计算，相关的定义、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参见本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
[2]政府仍在部分重要产业、重要经济领域保留了大量的微观干预和管制，并且在2003年之后，这种干预和管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