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语的鼻音韵尾

一 普通话中的鼻音韵尾研究

普通话中只有/n/、/ŋ/可以做韵尾，方言中/m/、/n/、/ŋ/都可以做韵尾。鼻音韵尾是古音韵尾系统的一个大类，称为阳声韵。中古阳声韵韵尾的格局是咸深摄收/-m/，山臻摄收/-n/，宕江曾梗通摄收/-ŋ/。随着语音的发展，这样的格局已发生了改变，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中古阳声韵韵尾的读音呈现出不同的类型。许多方言还有/-n/、/-ŋ/相混的现象。研究汉语方言中不同类型鼻音韵尾的实际音值，探讨/-n/、/-ŋ/相混实质，有助于探讨汉语鼻音韵尾的发展演变规律。因此，对汉语方言中阳声韵韵尾的发展演变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对汉语鼻音韵尾的研究成果较多，学者们对单音节及语流中的鼻音韵尾都做了细致的考察。

（一）普通话单音节中的鼻音韵尾研究

就汉语单音节鼻音韵尾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汉语的鼻音韵尾不够充分，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弱化的倾向，换言之，已经不是纯粹的鼻辅音或鼻塞音。无论是基于感性经验的传统语音研究，还是基于语音实验的实证研究，都支持上述结论。

传统语音研究敏锐指出汉语鼻音韵尾这一特性的有王力[20]、徐世荣[21]、游汝杰等[22]。他们都认为汉语普通话韵母中做韵尾的鼻音实际上是一个弱辅音，不仅气流弱且发音时肌肉比较松弛，无除阻阶段，与做声母的鼻音有着明显的差别。简直和单元音是同等的。游汝杰等[23]甚至将/an/、/a ŋ/等记为/an/、/aŋ/，认为：“/an/的韵尾并没有声母/n/的持阻和除阻这两个阶段，在许多音节前，它往往只表示一种鼻化色彩。”

实验研究的成果不仅支持上述观点，而且对汉语鼻音韵尾弱化的程度、具体表现都做出了较为具体清晰的描写和说明。吴宗济等[24]做出了普通话单音节的语图，关于鼻音韵尾，他们认为：“普通话中的这两组韵尾鼻音（指/-n/和/-ŋ/）,……是一种不太纯粹的鼻音，与元音之间的界限常常缺少‘断层’现象，界限不够明显，测量其长度要靠目估。”许毅[25]考察普通话音联的声学特性，认为声母的/n/呈现为一个“纯鼻音”，韵尾/n/呈现为一个“半鼻音”，并且总结了纯鼻音和半鼻音各自的声学特征。纯鼻音的声学特征有：“a）主要能量集中在低频区；b）共振峰阻尼高于元音，并有零点存在，总能量低于元音；c）共振峰频率位置随时间变化很小，与元音共振峰之间的过渡在动态频谱上表现为断层过渡。”半鼻音的主要声学特征为“不能自己单独存在，只能通过对原有元音共振峰模式的影响表现自己的存在”。这种影响主要是：“a）增加元音共振峰（主要是 F1）的带宽；b）在元音共振峰之间增加一些较弱的谐波群。”此外，“纯鼻音有自己确切的时长，半鼻音由于只是加在元音之上的鼻化音色，因此很难确定其时长”。吴宗济等[26]“鼻音”部分得出相同结论。吴宗济等[27]、齐士钤、张家[28]还都测得汉语鼻音韵尾虽然弱化，但时长并不短，指出长度与鼻音的充分程度并不成正比。

鼻音韵尾不是孤立的，对前面的韵腹元音会有影响。吴宗济等[29]认为：“元音鼻化是普通话鼻韵母的必要特征”,“鼻韵母的鼻尾在许多情况下是会脱落的，这个时候，所谓‘鼻音音色’就全部靠元音的鼻化来体现了。”“鼻尾本身并不是普通话鼻韵母的必要特征。”林茂灿、颜景助[30]详细考察了普通话鼻韵母音节（（V）VN）中的协同发音情况。结果发现，韵腹元音（V）V 对鼻尾时长有影响，低元音后面的鼻尾明显地比高元音后面的鼻尾短；去声后面的鼻尾比其他三声都短，认为“鼻辅音前面元音的共振峰过渡是区分/n/和/ŋ/的最重要依据”，这一点和其他语言一样，是语言共性的表现。也有学者认为普通话的鼻音韵尾是鼻辅音[31]。

吴宗济等[32]认为普通话的鼻尾有三个主要特征：（1）单念时，鼻音韵尾常常表现为鼻辅音，即与声母的鼻音声学特征一致。（2）鼻音韵尾有时也不是鼻辅音，它会使前面元音发生鼻化。（3）鼻音韵尾的不同表现与鼻音韵尾本身的发音部位以及前面元音的发音部位和开口度大小有关。具体而言，韵腹元音舌位越靠后鼻音韵尾越长；开口度越小鼻音韵尾也越长。/-n/与/-ŋ/在时长上有差别，/-ŋ/的时长常常要比/-n/长。/-ŋ/有时甚至会超过元音部分的时长。韵腹元音会受后鼻音/-ŋ/的影响而后移，且/-ŋ/会变长。另外，单念音节中影响鼻音韵尾脱落的两种因素，一是鼻音韵尾本身的时长，时长越短鼻音韵尾越容易脱落；一是音节的声调，去声音节里的鼻音韵尾容易脱落。

（二）普通话语流中的鼻音韵尾

研究表明，普通话语流中的鼻音韵尾比起单音节来弱化程度更强。

许毅的研究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普通话中两字组前字如是/-n/尾，后字是零声母字，则前字里的/-n/“往往表现为半鼻音”。他说这一点与英语等语言完全不同，英语中“无论是起首/n/还是收尾/n/，都明显地表现为纯鼻音”。另一种情况是两字组前字以/n/收尾，后字的声母也是/n/，这时两字组中间会出现“一个较长的纯鼻音”，这个较长的纯鼻音是单个/n/平均长度的2倍。许毅的分析没有包括后鼻音韵尾/-ŋ/。[33]

梁建芬考察了新闻语篇中导致鼻音韵尾脱落的因素，结果发现，后续音节声母是擦音或零声母时，鼻音韵尾往往会脱落；后续音节的声母若是塞音、浊音（/-m/、/-n/、/-l/）及塞擦音，鼻音韵尾往往并不脱落；双音节组合的疏密程度、鼻韵母音节的音高对鼻音韵尾的影响不大。[34]

黄晶晶研究了/an/韵母后接舌根音声母时，/an/韵母中的主要元/a/音第二共振峰降低，造成该前鼻音韵母中的鼻音韵尾和主要元音舌位后移，致使其在听觉上被判断为后鼻音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发现在后鼻音化的现象中韵腹的声学特征的改变更为关键。[35]

王志洁运用鼻音计（Nasometer 6200）对普通话单双音节中鼻音声母及鼻音韵尾的研究值得关注。[36]用鼻音计分别测出鼻音声母和鼻音韵尾的“鼻音度”（nasality）[37]。王测得的结果是，做声母的鼻音鼻能量平均值是93.01%，做韵尾的鼻音鼻能量平均值是82.32%，前者比后者高近11个百分点。作者说这“充分体现了弱化的鼻音度”。王认为汉语普通话中的鼻韵尾不是鼻塞音（nasal stop），而是鼻滑音（nasal glide）。在发音上它缺乏持阻与除阻过程，在声学上它的鼻能量百分比明显低于鼻塞音。

综上可见，汉语鼻音韵尾在语流中弱化的倾向比在单音节中更突出。

二 汉语方言鼻音韵尾研究

在有限的针对方言鼻音韵尾的实验研究中，毛世桢[38]用实验方法考察了上海话鼻韵母的鼻音性质，并与普通话中的鼻韵母音节/a ŋ/、/əŋ/、/in/、/iŋ/、/oŋ/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上海话鼻韵母中没有纯粹的鼻化元音”。他将其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主要元音半鼻化[39]加上一个弱鼻音韵尾，一是口元音加上一个较显著的鼻音韵尾，一是主要元音半鼻化加上较显著的鼻音韵尾。普通话鼻韵母中鼻腔参与共鸣的时间与上海话某些音节差不多，但是口腔退出共鸣较早，在整个音节时长的一半左右。这表明普通话“鼻化过程极短”,“有较显著的鼻音韵尾”。

桂明超对昆明话中两类鼻音韵尾（/ɑn/和/əŋ/）进行了声学分析，结果是鼻尾丢失，前面的元音有轻微鼻化。与普通话对比的结果是普通话中的元音发生了明显的鼻化，鼻韵尾有时明显，有时弱化。[40]

更多的对汉语方言鼻音韵尾的研究是针对中古阳声韵在现代汉语中的读音情况，进而讨论汉语鼻音韵尾消变的规律与动因。

王力《汉语史稿》[41]通过古/-m/、/-n/、/-ŋ/的分混归纳出咸深山臻四摄（也包括宕江曾梗通等摄）在现代汉语方言里的九种类型：（1）完整保存中古的/-m/、/-n/，且不与/-ŋ/尾混，如粤语、闽南语；（2）完整保存中古的/-m/、/-n/，但臻摄和梗曾两摄相混，如客家话；（3）/-m/变为/-n/，不与/-ŋ/尾混，如北方话；（4）/-m/变为/-n/，臻摄和梗曾两摄相混，如西南官话；（5）/-m/、/-n/、/-ŋ/合流为/-ŋ/，如闽北方言；（6）/-m/、/-n/、/-ŋ/合流为/-n/，如湖北、湖南（江陵、长沙县）;（7）/-m/、/-n/、/-ŋ/韵尾失落而变为鼻化元音，如西北方言；（8）鼻音韵尾失落而变为纯粹的口元音，如西南某些方言（昆明）;（9）山咸两摄韵尾失落，和宕江两摄不混，臻深两摄念/-n/或/-ŋ/都可，和曾梗两摄相混，如吴语。

陈渊泉最早系统地考察了现代汉语方言中鼻音韵尾的演变。他的博士论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72）主要以DOC（即Dictionary on Computer，据《1962汉语方音字汇》制作的数据库，包括17个方言点和上海话）中的材料，此外还包括《现代吴语的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共600多个方言点，对汉语各方言的韵尾情况进行比较，归纳了阳声韵韵尾演变的类型及途径，从鼻尾合并到元音鼻化再到鼻化消失，还将阳声韵韵尾的演变与入声韵尾的演变做了比较。陈渊泉在博士论文以及其后发表的论文[42]中主要在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一，鼻音韵尾的归并遵循“由前往后”（front-to-back direct）的规则，/-m/、/-n/、/-ŋ/合并的最终方向为/-ŋ/，鼻音韵尾消失转化为鼻化元音的次序与合并顺序一致。其二，影响元音鼻化的因素是元音发音部位的低高、前后，低元音较高元音容易产生鼻化，前元音比后元音容易鼻化。其三，鼻音韵尾在向口元音发展中，元音会逐渐高化，与鼻音韵尾由古至今一直不变而韵腹元音低化的趋势恰好相反。他还分析了诸如高元音先发生鼻化以及/-ŋ/向/-n/转变等非主流趋势的演变，认为非主流趋势的演变都是有条件的，而主流趋势的演变都是无条件的。他的观点一直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借鉴。

张琨《汉语方言中鼻音韵尾的消失》[43]一文影响颇大。文章利用近200个方言点的资料，讨论了官话方言和吴方言鼻音韵尾演变的情况，对不同元音后附不同鼻音韵尾时的鼻尾变化情况分别进行了详细考察，由“低元音后附舌头鼻音韵尾”、“低元音后附舌根鼻音韵尾”、“前高（不圆唇）后附舌头或舌根鼻音韵尾”、“后高（圆唇）元音后附舌根鼻音韵尾”四部分组成。张先生的结论是，吴语中鼻音韵尾消失的重要条件是元音的高低，官话方言中重要的条件则是鼻音韵尾发音部位的前后。不难看出，这与陈渊泉提出的鼻音韵尾演变的两个重要条件是一致的。

此后，诸多学者都从某种方言或某个地区的方言出发，描述该方言阳声韵尾的演变类型和演变途径。丁邦新[44]、王洪君[45]、陈其光[46]、许宝华[47]、潘家懿[48]、陈晓锦[49]、张维佳[50]、张燕来[51]等人的研究涉及官话、晋语、闽语、粤语、湘语、吴语中的鼻音韵尾的演变情况，描写更加细致、深入，是对陈渊泉、张昆两位先生研究结论的细化、深化、补充和拓展。

近些年来，以阳声韵包括入声韵为研究对象的博、硕士论文为数不少，如郑林丽《汉语鼻音韵尾的演变》[52]；于晶《中古阳声韵和入声韵在晋语中的演变》[53]；吴文文《近代汉语阳声韵尾和入声韵尾的演变研究》[54]；张燕芬《中古阳声韵韵尾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读音类型》[55]。其中，郑林丽的硕士论文和张燕芬的博士论文值得关注。

郑林丽[56]的考察较为全面，涉及1093个方言点的材料，遍及官话、粤语、吴语、闽语、客家话、湘方言、赣方言、晋方言、徽语、平话各大方言区，把汉语方言鼻音韵尾的演变归纳为四个类型：/-m/、/-n/、/-ŋ/三元对立格局，/-m/、/-ŋ/与/-n/、/-m/以及/-n/、/-ŋ/二元对立格局，一个鼻音韵尾格局和无韵尾格局。论述了各种格局的分布区域。文中也探讨了影响鼻音韵尾演变类型与演变速度的因素，在赞同陈渊泉、张琨提出的两个重要条件之外，指出声母的发音部位也起重要影响。此研究涉及方言材料众多，从现代汉语方言阳声韵的今读类型入手分类，既系统又全面。缺陷是材料的质量和详略参差不齐，分类稍显粗疏，叙述不够具体，没有关注鼻化元音和口元音。

张燕芬[57]的博士论文弥补了林文的缺陷。该文以“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930个方言点的178个阳声韵字为依据，归纳出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阳声韵韵尾在现代汉语中的读音类型，分析阳声韵九摄的演变情况，并讨论了阳声韵韵尾演变的途径、条件和动因。该文把现代汉语方言中鼻音韵尾的读音类型分为八类：（1）/-m/、/-n/、/-ŋ/三分型；（2）/-n/、/-ŋ/二分型；（3）/-n/或/-ŋ/一个韵尾型；（4）鼻音韵尾与鼻化元音共存型；（5）鼻音韵尾与口元音共存型；（6）鼻音韵尾与鼻化元音、口元音共存型；（7）鼻化元音与口元音共存型；（8）口元音共存型。每大类又根据古摄韵尾分合的不同情况分出小类，再按小类中不同的韵尾音值来详细描述，还给出各类型的分布地图。显然比王力先生及郑林丽的分类更加完备。该文的系统性、全面性以及材料的丰富、翔实、一致；分类的细致性、描述的具体性都是同类研究中的上乘之作。但是，文章所阐述的鼻音韵尾演变的两个途径（鼻音韵尾的归并；鼻音韵尾的弱化和消失）及条件（鼻尾发音部位的前后；主要元音舌位的高低）与王力以降诸位学者并无二致，对鼻音韵尾演变动因的探讨仍显单薄，需更加深入。

三 汉语鼻音韵尾弱化规律研究

由上文看到，王力、陈渊泉、张琨等先生总结出的汉语鼻音韵尾的弱化规律大致为：（1）鼻尾的消变按发音部位从前往后，即按/m/尾最先消失，/-n/尾其次，/-ŋ/尾最后消失。（2）鼻尾的消变倾向于从低元音向高元音进行。

关于第一点，/-m/尾最先消失基本上得到各家的认同。而在/-n/与/-ŋ/的孰先孰后上则有不同看法。陈渊泉[58]、张琨[59]、陈其光[60]、许宝华[61]等认为/-n/先消失，/-ŋ/最稳定，后消失。而徐云扬[62]（Zee）根据现代汉语8个大方言19个点的材料，归纳出鼻尾演变的三个主要趋势是：/-m/＞/-n/,/-ŋ/＞/-n/,/-n/＞/-v/。Hess[63]以汉语的一个方言点——吴方言的温岭话，发现/-m/有变为/-ŋ/的，/-ŋ/也有变为/-n/的。王洪君[64]考察了阳声韵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情况，发现文读音鼻尾的消变符合第一点，而白读音/-ŋ/尾的消变要快于/-n/尾。郑林丽[65]的考察结果是“汉语中保存最多的是/-ŋ/尾，其次是/-n/尾，/-m/尾在各方言中丢失得最多”。张燕芬[66]分类更加细致，指出有/-ŋ/＞/-m/的情况，赵日新[67]指出/-m/尾的不同来源，都值得关注。鼻音韵尾不仅表现为消失，还会增生。

对于第二点，王洪君[68]考察山西方言中、曹志耘[69]考察南部吴语中，都提出相同看法。只有贺苏安[70]（Hess）提出过低和半低元音在鼻尾消变上没有差别，但是也没有彻底否定元音高低的影响。

以上两点是汉语方言鼻尾演变的一个一般规律，虽然有一些例外，但是与大多数语言事实是相符的。例外可能与考察的方法有关，也可能与依据的方言材料不同有关，也可能涉及其他因素，如关于第一点的反例/-ŋ/＞/-n/的情况，陈渊泉认为这与同化有关，而且这种变化在共时和历时上都要受到很多限制，认为鼻尾消变从前向后进行是无条件的语音变化，而/-ŋ/＞/-n/的变化是有条件的。总之还需要进一步考察、验证。

事实上，鼻音韵尾演变的规律与演变条件密切相关。以上两条规律都与元音的高低有关。这一点董少文（李荣）早在《语音常识》[71]中就已指出，“/a/后头的鼻音韵尾/n/、/ŋ/比较弱，其他元音后头的鼻音韵尾/n/、/ŋ/比较显著”。李荣先生实际上是指出鼻音韵尾的充分程度与前接元音的舌位高低有关。低元音后面的鼻音韵尾往往较弱，非低元音则强一些。陈其光[72]认为不同方言鼻音韵尾演变依据五种不同的条件，第一种是舌位制约，“音节里舌位后或低的元音使中古的/ŋ/尾保持不变，或使/n/尾变成了/ŋ/尾；舌位前而高的元音使中古的/ŋ/尾变成了/n/尾，或使/n/尾保持不变”。这与上文提到的鼻音韵尾弱化的第二条规律一致。第二种是元音唇状的制约，中古主要元音是圆唇元音/o/的，现在演变为收/-m/尾，而展唇元音的收/-n/尾。第三种是作者根据广州话长短元音的推测，假定中古语音也有长短的对立，这样，“长元音后的鼻尾容易弱化消失，短元音后的鼻尾则比较稳定”。第四种是声母发音部位的影响，简单地说，当声母为唇音声母时，中古的/-m/尾由于异化变成了/-n/尾。第五种是声调的类别促使鼻尾分化，“当声调是平声和上声时，中古的/m/尾和/n/尾变成了元音的鼻化成分；当声调是去声时，中古的/m/尾和/n/尾变成了元音韵尾/i/”。陈渊泉还提到一条规律，“鼻音韵尾在向口元音发展中，元音会逐渐高化”。Hess[73]研究温岭话发现，可以在后者的内在本质中找到解释。汉语儿童的语音习得显示/-ŋ/尾先于/-n/尾习得。（转引自李行德[74]，李嵬等[75]的研究）

语音发音和语音的听感心理之间关系密切。有关汉语鼻音韵尾的感知实验目前所见到的资料不多。Yueh[76]发现台湾讲国语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当中，常常有感知和发音上/n/、/ŋ/的混淆现象，还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引起这种混淆的原因。[77]谢国平研究了 VN 音节中可预见的协同发音和鼻音性的感知问题，研究了感知和发音之间的关系。[78]结果显示：（1）鼻尾的发音能力比感知能力好；（2）鼻尾音节在感知和发音上都没有性别差异；（3）鼻尾的发音和感知之间是有关联性的。Janson 认为音变需要发音和感知尺度两方面的变化，感知尺度的变化滞后于发音尺度。[79]谢国平认为实验显示的结果典型地反映了音变正在进行的现象，并给出了鼻尾变化在发音和感知尺度上发生改变的五个阶段。对于普通话和不同汉语方言的鼻尾感知研究还不多见。

不同母语者学习汉语鼻尾时产生的语音偏误各不相同，虽然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但也能从侧面反映汉语鼻音韵尾的某些特点。朱川等[80]研究了外国学生汉语语音学习中的问题（主要是英、日、韩和新加坡华族学生），发现“几乎所有的发音人都发不准相对立的前鼻音和后鼻音”;“似乎韵腹越小就越难掌握”。马燕华[81]、董玉国[82]也发现日本留学生混淆/-n/和/-ŋ/尾。王韫佳[83]以听觉实验和发音实验为基础，通过统计分析详细考察了日本学生学习汉语鼻音韵母的情况。指出是由于学习者区分鼻尾靠的是前面元音的音色，而不是鼻尾本身。“韵腹音值相差较大的前后鼻音韵母比韵腹音值接近的前后鼻音韵母相对来说更容易区分。”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工人比知识分子普通话中鼻音韵尾脱落的比率高[84]；社会、语体环境变项对鼻化和鼻尾脱落的影响存在差异，越正式的语体越少出现鼻尾脱落的现象，但是鼻化与语体无关，鼻尾脱落“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语言变化的表现”[85]。

四 鼻音韵尾消变的原因

关于鼻音韵尾消变的原因，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总体上从两个方面入手：内在的和外在的。内在动因是语言内部各因素的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外在动因是语言外部各因素的影响，主要是语言接触的影响。

石林、黄勇认为“汉藏语系语言鼻音韵尾的发展演变是其语音内部声、韵、调相互影响、自我调整的必然结果”[86]。汉藏语言“辅音韵尾由复杂到简单到最终走向消失是历史所趋”，并与“语音省力原则”有关。艾杰瑞、杨权把汉语的鼻尾消变看作是汉语的“语言流变”，即萨丕尔所说的一种语言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自身特有的演变（language drift）。[87]郝志伦认为汉语的鼻音韵尾消变属于一种自然音变，符合人类语言发展的简—繁—简过程；同时也与提高言语交际效用有关。[88]陈渊泉认为汉语鼻音韵尾的消变和塞音韵尾的消变是相对应的（见本章第三节），马希宁进一步认为元音韵尾和塞音韵尾、鼻音韵尾也是对应的。汉语方言中不仅有塞音韵尾的丢失，鼻音韵尾的消变，也有复合韵母的单化。这样，整个汉语语音的韵母系统是不断朝着单元音方向发展的。[89]以上学者都是从内因即语言内部各因素的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来探讨鼻音韵尾消变的原因的。

张琨探讨了语言外部因素的影响，认为是语言接触及学习的结果。他说：“鼻音韵尾的消失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当汉语发展到一个新地方，当地土著学习汉语时，受到他们自己的语言影响，没有把汉语中的鼻音韵尾都清清楚楚地读出来。习以为常，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汉语方言中就发生了鼻化作用，甚至于鼻化作用也没有了，结果就造成了鼻音韵尾的消失。异族入主中原可能发生这种结果。汉语发展到了边区更会发生这种结果。”西北、西南、山西、河北、吴语等方言的鼻化作用都可能是汉语与非汉语接触的结果。[90]

张吉生[91]《汉语韵尾辅音演变的音系理据》尝试运用音系学理论揭示汉语韵尾辅音（包括阳声韵和入声韵）演变的动因及变化规则，认为现代汉语方言不同的韵尾辅音多数是中古汉语韵尾辅音由于历时磨损而引起的非口腔化的结果。文章主要运用标记理论及非口腔化概念解释汉语辅音韵尾的演变。标记理论是试图确定有标记形式和无标记形式之间成系统的、原则性的和（经常是）带普遍性的差异的几种理论。往往越具有标记性的，越是不自然的；越是自然的，越是无标记的。根据标记理论，有标记值就是区别特征在某种语境里不太自然的取值。所谓非口腔化（debuccalization 或 deoralization）是指辅音音段失去口腔发音机制（即失去发音部位，就失去了辅音性）的音系过程。周磊[92]《非音节性词尾和汉语方言的阳声韵》认为“儿”的语法化是阳声韵韵尾发展变化的主要动因之一。这两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汉语鼻音韵尾演变的动因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93]。

五 汉语鼻音韵尾的性质

汉语的音节结构可以分为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鼻音韵尾只是韵母结构之下韵尾位置上的一个成分。前文已述，诸多学者指出汉语鼻音韵尾在历时的发展中处于消变的过程之中，并对鼻音韵尾消变的规律、原因等进行了分析。汉语鼻音韵尾之所以受到这样多的关注，原因其一，在于它可能牵涉到整个汉语语音演变的规律性问题；其二，与汉语鼻音韵尾的性质，或者说汉语音节结构的类型有关。前文已述，学者们认为普通话中的鼻音韵尾与鼻音声母性质不同，是个半鼻音。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整个汉语的韵母系统都是朝着单元音方向发展的。彭泽润认为鼻音属于元音，认为汉语普通话的音节都是以元音结尾的，但是他没有对汉语鼻尾本身的特点给出说明。[94]王志洁认为普通话音节中的鼻音韵尾从发音、声学表现及音系格局来看，性质都与鼻音声母不同，是鼻滑音而不是鼻塞音，并认为这个鼻滑音同普通话的其他三个滑音韵尾一样，是和英语音节韵尾不同的coda，是二分韵核的一个组成成分。提出普通话的音节结构体现了同英语音节结构类型上的重大区别，普通话的音节结构只有一声一韵，是世界语言里最普通的 CV 结构，所有不同类型的韵母都是元音性的，因此所有音节在经历字词以上韵律变化之前都是地地道道的开音节。[95]这对有关音节结构和音节重量方面的音系理论发展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确定汉语音节的性质，有利于解决上古汉语遗留问题，揭示历史语音演变的途径规律。如对研究上古汉语有没有鼻音韵尾就具有参考价值。杨焕典提出上古汉语没有鼻音韵尾[96]，郭锦华持不同的看法[97]。此外，整个汉语语音的韵母系统是不是不断朝着单元音方向发展的，汉语鼻音韵尾的消变是否遵循人类语言发展的简—繁—简过程，都与汉语音节的性质有关。

冉启斌《汉语鼻音韵尾的消变及相关问题》[98]《汉语鼻音韵尾的实验研究》[99]两篇综述性的文章，论及的文献众多，且叙述翔实。前者主要综述了汉语鼻音韵尾演变的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包括鼻尾消变的途径、条件、规律及原因等；后者主要总结了汉语普通话（包括某些方言）鼻音韵尾实验研究的成果，涉及单音节和语流中的鼻音韵尾的声学实验及感知实验研究，总结鼻音韵尾弱化的规律，并讨论了共时实验研究与历史演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鼻音韵尾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综上，对汉语方言鼻音韵尾的研究描述性成果居多，大多以叙述类型和演变途径为主。少有的探讨动因的文章虽富有启发性，但需加以验证。实验研究做得很不够。通过对演变动因的探讨分析，揭示影响语言演变的多种因素，丰富语言演变理论，这还需要将共时、历时的研究相结合，需要音系（phonology）与语音（phonetics）的相互印证，才能够使这方面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