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巨大转折

研究作家的作品，首先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的发展状况。了解张籍、王建所处的时代背景，要溯源于玄宗天宝以来的社会情况。

唐王朝立国至玄宗当政的一百四十年间，由于社会长期安定，经济高度发展，社会财富空前地增加，遂使开元、天宝时代称为中国封建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社会最为繁荣的时代。所以杜甫在他的《忆昔》一诗里追忆开元盛世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一句一句把太平盛世的景象从各个方面刻画出来了。然而，在玄宗后期，懈于政事，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尤其是在用人上逐渐为身边人事所纠结而失于明察，将政事外者委之李林甫、杨国忠，内者交付宦官高力士，导致权力严重下移。李林甫长于谄媚邀宠、嫉贤妒能，是有名的口蜜腹剑的阴险小人，专权自恣，先后排斥意见不同的大臣张九龄、裴耀卿、李适之等。天宝十一年（752）十一月，李林甫去世，但是虎去狼来，杨国忠取代其位，如果说李林甫还有其精于吏治的一面，而杨国忠则野心勃勃，骄横跋扈，更是事皆“责成胥吏，贿赂公行”，选官时则于“私第暗定”。在这种情况下，自贞观至开元的开明政治已发生实质性逆转，正是产生于统治阶层本身的政治腐败，构成了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最根本的内在因素。另外，玄宗后期喜好边功，不断发动大规模的拓边战争，但因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加剧，这些战争或损失惨重或直接败绩。而随着这些代价惨重的边境战争的增多，人民赋税兵役的负担日益加重，国力亦因之日趋虚耗。再者，其时土地兼并日益盛行，促使均田制及建基其上的府兵制遭到彻底破坏，失去土地的农民日益增多，从而使招募兵员戍边成为一项国策，这就初步形成了藩镇畸重与边将擅权的局面。而中央军则是“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抵、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这样，在玄宗后期，不仅唐初朝廷举关中兵足以制四方的优势丧失殆尽，而且已成内轻外重的局面。

天宝十一年（752）十二月，平卢兵马使史思明兼任北平太守、充卢龙军使。上年二月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有兵二十余万，合史思明所掌兵力，几乎据天下兵力之半。见玄宗年事已高且耽于声色，国内府兵制瓦解，武备松懈，不免生出异心。为此，安禄山招贤养士，募可用之才，以备驱遣。大诗人李白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曾写道：“十月到幽州，戈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杜甫在《后出塞》里也写道：“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可见当时安禄山的嚣张气焰，势在必反，人们慑于他的威势，禁口不敢议论。危机在国家表面上的四海升平中酝酿着，敏感的志士仁人从这场风暴即将来临的沉闷和压抑中已经感受到了大乱的逼近。天宝十三年（754）秋，杜甫与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登慈恩寺塔，面对四望秦山，千里神州，忽然感到一种难言的忧虑，作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这充满仓皇不安之感的景物描写“岌岌乎有飘摇析崩之惧”，诗人预感大乱将兴，眼前似乎出现战乱流离、哀鸿遍野的悲惨情景。事实上没过多久他就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并饱受其苦。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大阅誓兵，发所部兵契丹、室韦等各部凡十五万众，号称二十万。出范阳、下太原，一路所向披靡。一个月内，即占领了今河北、山西、河南的大部分地区。时海内承平日久，府兵颓废，叛军所至，州县望风瓦解。君臣上下惊慌失措，一时竟无人能镇静应敌。年底，哥舒翰守潼关，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在镇武破敌，颜真卿兄弟策动河北诸郡起兵讨贼，这才稍振群情，奋力抗敌。随着翌年六月潼关失守，长安沦陷，玄宗奔蜀，肃宗即位灵武，唐与安史乱兵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艰苦战争。尽管一年后就收复长安，但二帝还京，安史又自相残杀，形势始终未轻松。九节度使兵败河阳，东都得而复失，李晟败绩北邙山，都曾使局面变得危急。除了淮河以北的中原平叛战争之外，南方还有永王东巡、刘展乱江淮、康楚元据襄州、段子璋陷绵州、徐知道反成都及浙东、袁晁农民起义等规模不一的战争，西北党项、吐蕃也趁机入侵，掠边夺州。四海之内，兵戎不定，哀鸿遍野，生灵涂炭。“烽火有时惊暂定，甲兵无处可安居。”这就是当时战乱的真实写照。

经过八年的挣扎，朝廷于广德元年（763）平定叛乱，在风雨飘摇中度过这场浩劫。然而此时的国家已经千疮百孔，惨不忍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山河虽在，无复旧貌；城池被毁，满目疮痍。昔日的繁华早已不复存在了，历来作为文化、经济中心的东西两京“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河北是“城池百战后，耆老故旧几家残”；江南则是“吴越征徭非旧日，秣陵凋弊不宜秋”；浙东是“空城垂故柳，旧业废春苗”……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后一蹶不振，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怀恩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治。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也没有终止。

另外，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给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762）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邠州起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与此同时，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往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虚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政府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