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972年：小说的复苏

一 1972年的到来

1972年，《金光大道》（第一部）、《牛田洋》《江畔朝阳》《桐柏英雄》《矿山风云》《虹南作战史》《飞雪迎春》《激战无名川》《闪闪的红星》9部长篇小说^[1]出版，改变了“文革”以来无长篇小说的局面；《艳阳天》（第一卷）、《连心锁》《渔岛怒潮》《沸腾的群山》《海岛女民兵》5部曾在“十七年”出版过的小说经修改获得了再版的机会。这些长篇小说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可见这两家出版社早在1972年以前就已经着手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工作了，只不过要写出符合新时代要求并能体现新时代文艺精神的长篇小说是需要时间的，多部小说同年出版更需要一个政治契机。除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取得了小小的成绩，文艺期刊和报纸的文艺副刊也在这一年里活跃起来。部分省级文艺期刊重整旗鼓试刊或正式创刊^[2]，主张刊发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文学评论、戏剧等，力争恢复到“文革”前的办刊形式上，更多地刊发文学作品，以期与“文革”中不定期出版的革命文艺材料相区别；地县级期刊不再只刊发学习材料、工农兵演唱材料和大批判文章，也开始追求内容的多样性和文学性。短篇小说作为一种必要且主要的，但在1972年以前很少出现的文学样式受到各期刊的普遍重视，刊发量逐渐增加。

1972年以其文学实绩标志着“文革”文艺从此前的红卫兵诗歌、革命故事、群众演唱、革命样板戏、革命性民间曲艺过渡到真正的文学创作时期，出现了属于20世纪70年代的标志性作品和可供借鉴的样板小说。自1972年起，“文革”文学，尤其是小说，不断寻找自己的写作方式，并渐趋稳定、成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时代品质。当然，这种“时代品质”不是文学自发的，而是不断被政治浪潮打磨而成的。

文学小丰收的到来绝不是一个意外事件，1972年小说的复苏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其中包含了政治和文学方面的多种原因，是诸多事件的合力塑造了文学意义上的1972年。

很多人认为1972年以前无文艺期刊、无文学作品，这种说法显然是一种道听途说、缺乏调查的臆断。早在1967年10月，《文艺革命》便于上海创刊，之后，四川、陕西、安徽等地的《文艺革命》陆续出版，这些期刊一般是由革委会宣传组直接领导的“文艺大批判和理论”刊物，以配合“文化大革命”为使命，虽然不刊发小说，但它们作为学习资料向各部门尤其是文化部门传播，并以行政手段要求相关人员学习、领会，实际为相关部门、作家及业余作者指明了文坛形势和创作要求，甚至规定好了创作方法。“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文艺工作者一时间还辨不明形势的时候，这些学习材料性质的期刊指明了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批判什么、表现什么和如何表现。可惜的是，如今各省的《文艺革命》在北京各大图书馆中已残缺不全，只有安徽的《文艺革命》发过《终刊启示》，注明于1970年3月后停刊，对其他刊物我们则无法获知准确的停刊时间和发刊期数。今天看来，那些批判文章对文艺的讨论不符合逻辑，但在当时，它们则是文艺工作者的必备学习手册。

待到1971年，几件大事影响了中国文坛。这一年的9月林彪、叶群等人谋划在上海附近刺杀南巡中的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却没有成功，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驾驶二五六号专机出逃。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材料《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其中之一下发全国，以后又陆续下发三批材料，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批林整风和清查运动。”^[3]随着文件的下达和报纸、广播的反复报道，“九·一三事件”得以在全国传播，造成大规模的思想波动，虽然“波动”的强度各有不同，但这一事件的确促成了很多人对“文革”态度的转变，如陈丹青所言：“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4]这一政治事件看似与文学无关，实则触动了“人心”，也带动了各方面政策的调整。或者可以大胆地假设，无论这个意外事件发生与否，“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几年，也到了“喘口气”的阶段了。

在此事件之前，文艺界已经发生了些微的变化。1971年3月15日至7月29日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对“文革”时期的文学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会议期间，周恩来发表讲话，“他严肃地批评了形而上学、割断历史、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反复强调出版工作除了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外，还应该做好青少年读物、文学艺术读物、科学技术读物、经济、历史、地理、国际知识读物和工具书等各类图书的出版工作”^[5]。在周恩来的敦促下，部分出版界和文学界的工作者回到原单位，文学书籍和期刊的出版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1971年或更早，各省的市、县级刊物率先创刊，如长沙市的《工农兵文艺》、广州市的《工农兵文艺》、福建乐清县的《革命文艺》等，除个别期刊不刊发小说，大部分期刊虽然被定位为“群众性/工农兵文艺期刊”，刊发曲艺、演唱材料、戏剧、社论、批判文章、美术作品，也同样重视短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并且逐渐有意识地增加了短篇小说的刊发数量。在1971年的期刊、报纸上短篇小说创作已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并为1972年短篇小说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到1971年底，毛泽东适时地为略微好转的文艺界打了一针强心剂。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毛主席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6]同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短评《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该文首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艺成绩，称：“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基础上，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正在蓬勃兴起”，而后提出“努力创作出又多又好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要求，并且声言：“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都要发展。”^[7]短评虽然一再肯定成绩，尤其是样板戏的成绩，却流露出除了样板戏别无所长的尴尬，“蓬勃兴起”的背后却是其他文艺形式的凋敝。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不仅要继续承担宣传政治、图解政治的任务，还需要有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品质较好的作品来证明“文革”对于文艺发展的良性作用。换言之，毛泽东在此时亟须文艺上的丰收来证明“文革”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同时又需要小说等传统文艺形式来书写“文革”、歌颂“文革”，从而将“新时代的新文艺”落到实处，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在这样“隆重”的呼吁下，文艺界怎能不有所行动。

到1971年底，省级文艺期刊首都的《北京新文艺》、广西的《革命文艺》、内蒙古的《革命文艺》开始试刊，1972年则有更多的省级、市县级期刊创刊。长沙的《工农兵文艺》《长沙画册》于1972年合并而成《长沙文艺》，广西的《革命文艺》于1972年改名为《广西文艺》，内蒙古的《革命文艺》于1973年改名为《内蒙古文艺》，《北京新文艺》于1973年改名为《北京文艺》……从名字的更替上，我们亦可看出剑拔弩张的“革命”正在被平稳的“文艺”取代。这些较早出现的文艺期刊经过更名、调整成为70年代重要的文学刊物。

期刊大批出现的同时，短篇小说集也于这一年得以出版。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编撰的《全国总书目》记载，1971年之前无小说（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出版，1971年则出版了10部短篇小说集^[8]（包括小说、散文合集）。小说集中的小说写于1971年或更早的时间，大部分最初散见于报纸，它们得以被精心挑选出来结集出版，恰恰证明了它们的“政治正确性”和“艺术合法性”，也就是说它们符合70年代要求的小说，具有“样板”的性质。这些小说实际为1971年后短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故事类型和行文模式。况且，小说集中的部分小说并无草创期的幼稚病，它们已经为70年代小说要表现什么和怎么表现定下了基本框架和模式，在表现“路线斗争”上，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作品要比1972年及之后的很多小说更“深入”、更“复杂”、更“一波三折”，或者说更有可信度和可读性。《三进校门》《向阳列车》《家属主任》《讲台》《进军号》等是当年各个作品集中争相收录的小说，它们发挥了短篇小说短小精悍的优势，迅即反映了“文革”时期社会各行各业的新面貌，综合起来比几部长篇小说提供的信息量还要大。虽然我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后来的创作者曾阅读并受这些小说影响，但“文革”时期最早结集全国发行的小说应该会成为其后创作者尤其是业余作者的写作“参考书”吧。细心考察其后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很多小说不过是这些小说的改写品和衍生物。

这样看来，1972年文学出现复苏的苗头不是偶发的，不是在这一年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突然就能写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文学作品，而是在1972年之前，方方面面已经为这一年的文学发展做了准备工作，并为其后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在这样的情况下，1972年迎来了“文学的复苏”。“复苏”不只因为此前的铺垫为它的到来做出了努力，还因为197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为了纪念与回应《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表明在《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文艺“蓬勃兴起”，文艺上的丰收成为1972年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解放军文艺》《河北文艺》《山东文艺》《贵州文艺》《湘江文艺》《加格达奇文艺》《湛江文艺》《梧州文艺》《宝鸡文艺》《株洲文艺》、《革命文艺》（苏州）、《征文作品》（大兴安岭）等都是应纪念《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而筹备出版的，大部分刊物更是于1972年5月首次亮相，以突出“纪念”主题。

二 1972年的短篇小说：写什么与怎么写

1972年出版的14部长篇小说中，有5部是“文革”前已出版经修改再版的小说，首度出版的9部小说大部分写于“文革”前（“文革”中几经修改才得以出版）。这些长篇小说大多反映的是离“文革”有段时间的生活，比如，写于1970年年末的《金光大道》（第一部）讲述的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故事，《矿山风云》《桐柏英雄》《激战无名川》分别表现的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真正与“文革”联系紧密、堪称典型“文革”作品的当属《飞雪迎春》《虹南作战史》和《牛田洋》。《飞雪迎春》讲述的是发生在1968年前后的故事，处于“文革”进行时。《虹南作战史》和《牛田洋》都是由“文革”中特有的写作组集体创作的，《虹南作战史》写作组于1970年6月成立，《牛田洋》最初的写作目的是响应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并为林彪立碑，“九·一三事件”后写作组迅速调整内容，赶出了符合1972年要求的新一版小说。短时间内响应官方吁求而创作的书写当下的这几部长篇小说反映的“文革”生活是很有限的。

长篇小说的写作毕竟需要一个沉潜的阶段，不太可能迅速达成新时代方方面面的需求，短篇小说则在这个空档期肩负起表现“文化大革命”以来火热的战斗生活的历史使命，新的创作原则和新的时代命题在短篇小说中最先得到落实。

1972年，众多文艺期刊试刊或正式创刊，急需大量的文稿。当时征募稿件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编辑慕名到各地去组稿；二是由各地的文艺创作学习班和各单位的宣传部门推荐稿件；三是由杂志社举办征文活动。“征文”是当时解决稿源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尤其在小说稿件比较缺乏的70年代初，更是亟须靠“征文”来保障小说的刊发量。这一年杂志对短篇小说（包括小小说）的需求和重视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小说作为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进入文艺平稳发展时期必不可少的一种，期刊对小说的重视当然有借助小说提高自身文学性的目的；另一方面，短篇小说的短小适于及时地配合政治任务、反映“路线斗争”，能以简单、形象的故事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实质，是“打击敌人，教育人民”方便、快捷的武器。通过征文，不仅可以挑选出适合的小说，同时也为短篇小说的创作与发展提供了机会，还可以借此选拔出一批业余作者，这些业余作者进一步被组织培养，其中的一些人成为20世纪70年代小说创作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从历史环境来看，1972年的政治空气是相对和缓的。对外政策有所放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建交；中国在“文革”中首次选派留学生36人分赴英、法学习。^[9]对内，周恩来也展开了有限度的“批左”^[10]。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文学创作获得了些许的自由，或者说刚刚起航的小说还没有来得及被套上层层枷锁，各种题材的小说创作在借鉴1971年经验的同时，尚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领导层自期刊创刊伊始便一再强调小说创作要学习样板戏的经验，但怎样将样板戏的创作方法移植到小说上却是一个实践层面上的问题，无论当时的报纸、期刊发表多少号召学习样板戏的大致雷同的理论文章，具体到小说创作则各有不同的路数。一批从“十七年”过渡到70年代的“旧作家”更是把握不住新时代创作要求的本质，比“文革”中培养起来的工农兵作者更容易“过界”，比如写作《生命》的敬信、写作《高山春水》的侯树槐^[11]。在规范尚没有完备的时期，小说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虽不乏剑拔弩张地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作品，还有很多以表现新时代的新人物、新气象、新精神为主的小说，这种斗争意味不强烈的小说在当时被批为“写好人、好事”的中庸之作，作者一再被要求超越“真人真事的局限”，写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具有典型性的作品。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目前能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找到的1972年的文艺期刊中共刊发短篇小说400余篇，这些小说总的主题为表现“文化大革命”中各条战线上火热的生产和斗争生活、塑造了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英雄人物。

农村小说是1972年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一类，“农业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这类小说的总纲要，表现农业生产中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是这类小说的惯有动作。不过，在这样的时代命题下，小说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表现阶级斗争的小说中规中矩，阶级斗争故事带有明显的人工编造的痕迹，可信度低，地主被塑造得滑稽且孱弱，所干的坏事无非一些偷鸡摸狗、挑拨离间、无事生非的小勾当，他们的秘密最终会被主人公带领群众轻松揭发。在这些故事中，富裕中农通常充当功能性人物，是被地主拉拢利用、被主人公教育的角色。这类小说情节简单，故事千篇一律，但因表现了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这样一个重大主题，一直得到鼓励，如发表在《广西文艺》上的《红松村的故事》^[12]，虽遭到一些读者的批评，被认为有些情节缺乏可信度，好评的声音却占了上风，还被选入各种版本的文集中。另一类力图表现对敌斗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小说是通过描写民兵刻苦训练、重视战备工作来实现的，小说的侧重点不在“斗争”，而在于表现民兵们舍己为国的高尚情操。以路线斗争来组织故事的小说比上一类小说丰富得多，这主要是因为作者对所谓的“路线斗争”有各不相同的理解。什么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包括哪些方面，在“上纲上线”的时代，任何行事上的分歧、看待事物角度上的差异都可能被渲染成一个严肃的路线斗争故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的“路线斗争”在1972年的小说中尚不属于敌我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矛盾^[13]，作者常就一个事件引发两方争论，比如：如何处理粮食生产和发展副业的关系，农业生产上是再创新高还是保住成绩，面对兴修水利等困难是艰苦奋斗还是止步不前，关键时刻是利己还是为公；双方经过一番对抗、争执，最终英雄人物一定能以实际行动教育落后人物，获得完美的结局——这是一些没有悬念的小说。在这一年的农村小说中，古华的《“绿旋风”新传》、李若兵的《红色的乡山》^[14]是描写“文革”中农村新面貌的作品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两篇。《“绿旋风”新传》发表于《湘江文艺》，这一年（1972）的《湘江文艺》刊发了多篇有关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小说，古华的这篇能够令人眼前一亮不仅因为他把新农村的景象描写得非常美好，还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活泼、场面热闹，作者巧妙借鉴了古典小说的技巧，使这篇小说在千篇一律的农村小说中显得很别致。李若兵的《红色的乡山》则以描写新农村的美景和农村姑娘的姿态见长。这类小说的重点是“新面貌”，火药味不浓，能给人欢愉的阅读感受，同时展现了“文化大革命”中农村美好的现状和前景，是典型的许诺希望的文学作品。在农村题材小说中，还有一些小主题，如赞扬妇女参加劳动，歌颂女劳模、女干部，提倡男女同工同酬等。对女性角色的设定在1972年还显简单。事实上，在整个70年代各色的女性人物经常在小说中充当重要角色，尤其出现了众多赶超男性的女英雄。

工业题材小说是1972年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农业题材小说可以借鉴的资源丰富，70年代的农村小说其实与“十七年”乃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小说关系密切，工业题材小说可效仿、汲取的资源较少，因此，情节简单，布局分明，通常呈现为两种模式：一类小说被写得大气磅礴，以中国人对工业现代化的想象为大背景；另一类则以描写工厂中平凡工人的先进事迹为内容。《志气》《光辉的道路》《天高云淡》^[15]是第一类小说中写得比较复杂的几篇，故事一波三折，既追忆解放前资本家对工人的迫害，批判“爬行主义”“洋奴哲学”，揭露“十七年”时期外国专家对中国工业生产的阻挠、鄙视，又以宏大的场面描写来表现“工业学大庆”中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青老工人团结起来自力更生进行工业现代化建设的干劲。这种布局方式一直在7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中延续，只是不同时期批判对象有所不同而已。在1972年的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缓和，知识分子通常作为可教育对象出现，充当功能性角色。对知识分子着墨最多的当属《光辉的道路》，此篇小说中的老教授第一个出场，且一出场就已经是一副老工人的模样，从而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知识分子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看似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改变的只是外表，知识分子的“痼疾”还残存在他们的思想中，他们根深蒂固的通病便是相信书本，不相信工人的能力，不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最后，老教授在工人师傅和老革命者的教育下进行了又一轮的精神大改造。虽然此篇小说中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甚至有“抢戏”的嫌疑，但在此时知识分子是不可以成为主人公的，无论他们在“文革”中被教育得多么好，他们注定是“问题”人物。另一类小说是描写工厂中平凡岗位上小人物的小说，这类小说比较简单，属于“好人好事”型小说，不过当时不提倡单纯写“好人好事”，而是号召作者应“不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努力挖掘模范人物做好事的思想根源，于是“忆苦思甜”、学习《毛泽东选集》成为这类小说屡试不爽的“深挖思想根源”的桥段。此后，苦大仇深的阶级出身与毛泽东思想的教导几乎成为所有小说中正面人物具有正义性的根本原因。

“提高警惕”“全面备战”是这一时期军事小说的主题。《解放军文艺》是发表军事题材小说的专门刊物，不过无论是1972年的《解放军文艺》还是其他刊物，都缺乏那种主题重大、气势雄浑的小说。这时的军事题材小说主要以“文革”中军队的备战琐事为内容，强调要把战备工作落到实处，反对空谈和“锦标主义”。炊事班、通讯班等辅助性部门是最常被表现的对象，像《决心书》^[16]这样在当时受到欢迎的小说探讨的是如何做炊事班的工作能更有利于战时需要，所记录的基本是战士们平时工作中的疏漏和窍门。无论作者的创作意图如何，今天我们重读这些小说会很明显地发现70年代的军队已经进入了“和平年代”，虽然“战备”无处不在，军队的生活与工作却已经被日常化。除此之外，表现军民团结、军民鱼水情的小说也不在少数，它们是70年代里相对“安全”的一类。

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在这一年里非常少，一是因为领导层提倡写“十七年”，尤其要写“文革”；二是因为很多老军人被“打倒”，稍不留神就有踩过界的危险。《惩罚》^[17]是目前笔者能够找到的比较显眼的一篇，小说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支游击队的故事，文学性较强，描述性语言多，读起来比较艰涩，与其他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小说高度突出了主人公古佩雄的英雄形象，把主人公塑造得颇有侠士之风。虽然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稀缺，但革命历史故事却在此时以插叙的形式转移到农业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甚至知青小说中，成为这些小说中“忆苦”的重要内容，发挥着“教育人民”的作用。

知青小说在1972年刚刚起步。知青的主体形象在此时还没被树立起来，主要以工农兵模范的见证人身份出现，即使成为主人公也要突出贫下中农的教育作用，进而证明“上山下乡”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在《红妹》《旗委书记和陆小猛》^[18]等个别小说中知青作为主人公已经成了英雄典型，这是因为他们具有非同一般的身份，即老革命或烈士的后代，有的更是有意到父亲曾战斗过的地方锻炼自己，这样的人物不需要“再教育”便获得了“革命接班人”的身份。1972年还有一篇流露出“拔根”意图的知青小说，便是发表在《北京新文艺》上的《理想》^[19]（这篇小说也曾在《黑龙江文艺》上刊发过）。小说的主题虽然是教育知青处于平凡的岗位也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新鲜头儿过去了，思想要长毛儿啦”的实际情况。

还有少量的小说以“教育革命”和“农村医疗合作化”为主题。这类小说属于表现“文化大革命”新事物的小说，得到了肯定和支持，如《“赤脚校长”》《肖红梅》《灵芝草》《山村红燕》^[20]等。

另有一小部分小说塑造了商业战线上的先进人物，《“目标大叔”》《线路图》《旅店新风》《满堂飘香》^[21]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篇。这些小说立足于颂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通过这些典型的个人，表明70年代的商业部门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为工农兵服务为宗旨。

众所周知，“文革”通行的创作方法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实际上，技巧也是由组织教授的，尤其要教会业余作者怎样写小说、教会专业作者如何帮助业余作者改好小说。甚至可以说，70年代的大部分小说不是被创作的，它们是可以被习得的。如今我们谈起“文革”文学的写作方法，通常会谈到“三突出”及“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这两大写作原则，在对1972年短篇小说的阅读中，我们还可以轻易发现一些反复被利用的套路和方法。

（一）无论专业作家还是业余作者，除了参加创作会议、学习班、贫下中农忆苦会、英模报告会等各种名目的大小会议，最主要的活动便是下基层，也就是去“深入生活”，所以1972年的小说多以“我”到“某地去”开篇，通过“我”这个见证者来讲述各条战线上的新人与新事、矛盾与斗争，有的小说直接点明“我”到某地就是应领导的要求去采访或调查。这个“我”不参与故事，也不影响故事的发展，只具有视角的功能。这样的小说有很强的报告文学色彩，笔者曾试着把它们与当时的报告文学对照着看，除了真实度、生动性方面，其他并无太大的差别。以记载和加工“我”的所见所闻行文，或许对业余作者来说是相对容易的一种写法。

（二）“困难降临—发动群众—艰苦奋斗—无坚不摧”是工业、农业题材小说中最常用的故事链条。小说在开篇先设置一个巨大的困难，看似不可完成，然后让主人公出场接受任务，并通过发动群众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在最艰苦的时刻必须高喊“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从而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这类小说不仅要突出群众的力量，更要突出精神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为了避免对政治的图解，小说往往要用大量笔墨来描述克服困难的过程，设计种种克服困难的办法，这样做增加了细节，却并不具有可读性。

（三）表现“路线斗争”的小说必须要围绕一个中心事件设计正、反两个人物，正面人物是教导者、宣传家，以毛主席语录为理论工具，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取得最后的胜利，反面人物则最终被正面人物感召。这里的反面人物尚不是阶级敌人，他们往往也居于领导岗位，也有着清白的历史和革命功绩，但在和平时期却放弃了思想上的改造，成为亟须被劝诫的“危险”人物。待到批判“党内走资派”时期，走上错误路线的干部则成为“不肯悔改”的敌人。

（四）各类小说都少不了痛说旧社会苦难家史和战争史的桥段。塑造一个模范人物，要追究其出身，旧社会受迫害是新社会做劳模的根本原因；教育后代、教育在路线上走偏的干部要通过忆苦来达成；描述战争岁月的艰苦、英雄的牺牲更能说明新社会的来之不易。这些桥段一般出现在主线故事的中间，以插叙的方式完成教育功能，从而使主线故事获得圆满的结局。这种写法在1972年的小说中已经开始泛滥，并在整个70年代屡屡被用，插入的革命故事往往被编造得千篇一律，巧合迭出。

今天，我们再来看1972年的小说，当然会觉得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没有创意的图解政治的下等之作，而在当时，政治空气乍暖还寒，作者如履薄冰，种种对文学的规范限制着创作，无论专业作者还是业余作者能动用各种手段完成时代的命题并不“触礁”，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即使不能“戴着镣铐跳舞”，也还是在缓步前进，毕竟小说开始大量地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