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毛泽东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深刻地分析了矛盾特殊性的复杂情况，揭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作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科学论断，阐发了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光辉思想，给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增添了新的丰富的内容。

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但是只承认这一点还不够，因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千差万别的，都有其矛盾的特殊性。要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必须进一步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

一、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的特殊性就是“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就是每个矛盾和矛盾的每个方面都不一样。自然界的矛盾和社会中的矛盾以及矛盾的每一个方面不一样；即使同是社会中的矛盾，无阶级的社会和阶级社会的矛盾、各个阶级社会的矛盾以及矛盾的每一个方面也都不一样。

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和解决矛盾的前提。研究任何事物，应当注意它和其他事物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只有充分注意事物的质的特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才能深刻认识事物的本质，找到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

（一）矛盾特殊性的几种情形

怎样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呢？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应当从以下五种情形中去研究。

第一，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的特殊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而物质运动则必然采取一定的形式。人们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于矛盾的特殊性，物质运动可以区分为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五种基本形式。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据，构成各门科学借以划分的客观基础。

第二，每一种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例如，在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就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等发展过程。每一个过程都有其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每一发展过程的矛盾，都是不同质的，而“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因此，毛泽东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于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第三，每一发展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双方各占何等地位，了解双方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的具体特点。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发展过程中，矛盾很多，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工农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不但都不一样，而且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又各有其特点，都不能一律看待。只有了解了各个矛盾和矛盾双方的特点，才能在总体上把握矛盾的不同过程。

第四，每一发展过程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矛盾的特殊性。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阶段？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激化了，有些暂时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有些又发生了，因此过程显示出阶段性来。例如，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就可分出不同的阶段。这是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对矛盾在许多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因此，这个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

第五，各个发展阶段上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上矛盾的特殊性，不能离开分析这个阶段上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例如，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和基本完成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的侧面，在阶级力量对比上，在相互斗争的形式上，都各有不同，都有了新的特点。

毛泽东分析了矛盾特殊性的几种情形后，作出总结说：“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

（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五种情形的分析，最根本之点，就是教导我们要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的分析，给我们作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模范。在毛泽东的深刻分析中，一方面从始至终贯穿着发展的观点，从分析物质运动形式开始，进到分析其不同的发展过程，又进一步深入到每个过程中的每个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又从联系上对矛盾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不仅要从矛盾的总体上看，而且还具体分析各个不同的矛盾以及各个矛盾的不同方面。而在作这两方面的分析时，都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反对任何主观随意性。只有彻底贯彻了唯物辩证法的这些基本原则，才能认识事物的特点，掌握其发展规律，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哲学依据或理论依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所要解决的是20世纪80年代遇到的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不可能都有现成的答案；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指南，因此，“一国两制”的理论根据，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方法和根本原理中去寻找。最重要的理论根据应该是“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使“一国两制”得以确立和成功实施，这是正确思想路线开出的智慧之花，结出的创造之果。“一国两制”方针其深层的真理性就在于它是立足于新的国际国内实际，根据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情况作出的抉择，它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的。从实际出发，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主要根据是：第一，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巩固和发展，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已刻不容缓，时不我待。第二，香港和台湾问题，是在中国过去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遗留下来的。由于几十年来它们一直在实行不同于大陆的政治、经济制度，因而形成了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第三，香港、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实现祖国的统一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二是从世界的实际出发。主要根据是：第一，从政治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和平力量的增长，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共存的局面。第二，从经济上看，随着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世界经济的发展正由社会化走向国际化。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一同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和发展。

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分析，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特殊性的光辉范例。

我们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不能只停留在自然界和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这种一般认识上。因为这种认识，虽然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作了区分，但还没有找出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别。同样，我们也不能满足于阶级社会都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一般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虽指出了阶级社会的共同本质，但还未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样的阶级以及进行怎样的斗争，而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还是不清楚的。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我们首先必须把它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才会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去，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之间的斗争，贯串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过程中，而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又必然有其不同的特点，这些都要求我们作出具体的分析。同时，还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的具体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作具体的分析，才能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把握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学会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就必须做到：

第一，划清不同事物的界限。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事物质的区别。毛泽东说：“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

第二，分析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找出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平常所说的“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是指必须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事物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就不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用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如果不注意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严格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就会破坏党的政策，就会背离我党路线。

第三，必须注意克服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只知道从主观的愿望或见解出发去看问题，就是用唯心的观点去看问题，不知道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去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其著作《实践论》之中已经说到了。

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把问题作全面的考察。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和日本是矛盾的两极，若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这就是片面性的考察。又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矛盾的两极，若只了解中国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也就是片面的考察。其他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农民和地主、顺利和困难、过去和将来、个体和总体、缺点和成绩、原告和被告等等，都是矛盾的两极，若只了解矛的一方，不了解盾的一方，都是片面地看问题，当然不能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种片面地看问题的方法，可以说是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像这样片面地看问题的人，他不能暴露过程中的矛盾的正确性，因而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他不能了解客观的具体的革命形势，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因而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他不能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因而不能做好所担任的工作；他不能辨别那些离开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左”倾的或右倾的思想，因而不能正确地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中国的孙子兵法，对于战争的敌我双方，都作了全面的研究，他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名言，可说是概括了战争的辩证法。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一个问题要兼听两种相反的意见，才能明白问题的真相，若偏听一面之词，对于问题的全部内容，就不能明了。可见魏徵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在《水浒传》中，合乎唯物辩证法的战争的实例也有很多，其中要以三打祝家庄是最突出的实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

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研究任何事物，必须作全面性的考察，研究它的一切方面；研究它和其他事物的一切联系，研究它本身内部各方面的一切联系；还要研究它在和其他事物的联系上、在它本身内部矛盾的发展上如何成为有一定的质的事物。只有尽可能地作全面性的考察，我们的认识才是正确的、生动的。如果对于事物只作片面性的考察，我们的认识就会是错误的，是僵化的。毛泽东研究革命的诸问题——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诸问题，总是作全面性的研究，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中的矛盾，暴露每一矛盾的特殊性及矛盾双方的特点，然后综合起来，暴露问题的全貌，找出解决的方法。特别是当部分同志为片面性的考察所误，以至于迷失方向时，毛泽东总是深入地就问题作全面的考察，引导同志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基于片面性的见解把革命引向歧路时，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革命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作了全面性的具体的分析，奠定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指出这个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则是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这种全面性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虽然未能挽救当时大革命的失败，却成了后来革命复兴的指导。又如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有人片面地看到革命潮流的低落，发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时，毛泽东本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解除同志们的疑虑，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个文件，就当时革命形势作了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在前一文件中，指出了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的工农阶级，曾经组织起来，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过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他们是巩固红色政权的基础；还列举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几个条件。在后一文件中，详细地考察了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的发展，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境内的相互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者的仆从各个反动统治者相互间的矛盾的激化（即混战），因而加深了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反帝反封建的高潮，必然地很快地就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这两个文件对于革命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研究，指出革命前进的道路，大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勇气和决心，这是历史的事实。又如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叛徒张国焘片面地看到敌人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便说中央红军失败了。毛泽东加以驳斥：“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毛泽东分析任何问题，都是就问题中的矛盾作全面性的考察的，这里只举出这几个实例。

所谓表面性，就是把表面现象当作事物的本质，对矛盾的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同志只看到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却忽视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内部左右派之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等等。“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及其军事力量的暂时的弱小和国民党的表面上的强大，就错误地断定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国民党而且必然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是人民的胜利，断定国民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而否认共产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因此，他们只看到民族革命，看不到民族革命形式中所表现着的阶级革命，看不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有人民路线和反人民路线的差别，而要求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实行让步，主张共产党人的行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是经过蒋介石，主张八路军和新四军统一于国民党军队，因而否认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认了党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样的主张，对于长江流域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起了很坏的影响，造成了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失败。这是表面地考察问题、解决问题因而引起革命挫折的实例。

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者所以常常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表面的。严格地说来，片面性和表面性，也是主观性。例如在1931年至1934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们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而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在红军战争的问题上，他们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工作问题上，他们继续实行脱离群众的冒险政策，致使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了重大的挫败。

这是教条主义者带上主观随意性而粗枝大叶地处理具体的革命问题的结果。又如抗日战争，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统一，如果只看到民族斗争而看不到阶级斗争，那就是片面地看问题。这种看法，是和当时客观的革命形势不符的，因而是主观的。又如，就抗日战争来说，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如果只是漂浮于民族斗争形式的表面，而不深入认识阶级斗争的本质，那就是表面地看问题。这种看法，也是与客观的革命形势不符的，因而是主观的。毛泽东强调指出：“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这种主观主义是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特征，必须彻底批判。同时它也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错误的认识上的根源，需要认真克服，注意防止。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就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共性、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事物的个性、相对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一）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相互转化和相互联结

第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区分是相对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毛泽东指出：“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这就是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而互相变化的。例如，阶级斗争是一切阶级社会共有的东西，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它只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上所特有的现象。又如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和生长中的共产主义的斗争，对整个阶级社会来说是特殊的东西，但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却具有普遍性。

第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毛泽东指出：“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这里包含这样两层意思：

一方面，就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关系而言，特殊的事物和一般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任何个别的、特殊的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普遍联系之中，都是某一类事物中的一个或一部分。例如，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个人，不论怎样特殊，他必然是属于一定阶级的。脱离阶级而孤立存在的所谓抽象的“人”，是根本没有的。列宁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另一方面，就一个事物本身来说，其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每一个事物都有它的特点，但在这个事物中又包含着同类事物中共同的本质。桃、李、苹果虽然不一样，但都是水果，同样也具有水果的共同本质。在客观世界中，并没有什么一般的水果。水果这种一般的东西，只存在于桃、李、苹果等具体的东西之中。列宁说：“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客观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反映在人的认识上，就是认识过程中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人们的认识秩序，总是首先认识到一些个别的、特殊的东西，然后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从许多个别的事物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的本质。接着又以这种概括出来的共同认识为指导，继续深入地研究更加广泛的、个别的、特殊的东西，找出其特殊本质，从而进一步补充、丰富和发展人们已经取得的一般的认识。毛泽东指出：“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这就是我们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如果割裂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否认了它们的相互区别和联系，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二）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十分重要。毛泽东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它是理解和掌握对立统一规律的钥匙。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讲的也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的同一性是特殊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普遍的、绝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就是特殊性、相对性和普遍性、绝对性的关系。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讲的是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斗争形式的相对性，这也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这个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存在于矛盾问题的各个方面，是贯穿全部矛盾问题的一条红线。可见，只有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才能真正懂得对立统一规律。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唯物辩证法。

第二，它是我们党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一点尤其重要。关于矛盾问题精髓的科学论断，是毛泽东依据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一贯遵循的根本原则，对我党长期革命实践，特别是反对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

毛泽东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又说：“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矛盾的精髓问题，正是这一思想原则的哲学概括。我们党的历史上的教条主义者，拒绝研究我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歪曲成僵死的教条，到处生搬硬套，给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他们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在哲学上就是割裂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辩证关系，抽去了矛盾问题的精髓。因此，毛泽东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所作出的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党付出了血的代价而换取来的无比宝贵的理论财富，它为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标准和锐利的武器。

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1962年9月18日毛泽东给日本工人朋友们写了“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的重要题词，进一步指明了各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共同道路。而矛盾问题的精髓，则是坚持这一道路的理论基础。

综合上面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两者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所谓矛盾的共性，就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无论是自然现象的过程、社会现象的过程或思想现象的过程，其内部都存在着矛盾；并且矛盾还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在任何过程没有终结以前，过程中的矛盾是不消灭的；即使当一个过程终结而开始另一新的过程时，也只是旧过程中的旧矛盾的统一转变为新过程中的新矛盾的统一。所以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如果否认了矛盾，便是否认运动，否认事物，否认过程，也否认思想。正因为矛盾是普遍地存在于一切过程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至于所谓矛盾的个性，就是说，矛盾的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如果没有个性，便会没有共性。假若除去一切个性，便没有什么共性了。因为矛盾在千差万别的事物中，各有其不同的形式，所以造成了矛盾的个性。这一切矛盾的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我们必须懂得这个道理，才能理解事物矛盾的法则，才算是懂得了辩证法。反过来说，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譬如就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社会来说，有各种发展程度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各种形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些社会各有其不同的复杂的阶级矛盾（即矛盾的个性），但在这些社会内各种特殊的矛盾之中，都含有共通的矛盾（即矛盾的共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且，各种社会的无产阶级，都是革命的主力，都是各革命阶级的领导者。其革命的对象，或是帝国主多者，或是封建势力，或是这两者的联合；其革命的最后目的，都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是世界无产阶级解决阶级矛盾的理论和策略。但各国无产阶级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革命行动的指导，就必须应用矛盾法则，分析本国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及文化的特殊状况。分析阶级矛盾的具体情况，正确地找出革命的路线和步骤，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由于各国的阶级矛盾的个性不同，其到达于社会主义的步骤也各不相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无产阶级，则是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先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是先解决特殊的矛盾，后解决普遍的矛盾。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正是采取这样的步骤的。所以我们只有懂得了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联系，才能懂得解决共性的矛盾和解决个性的矛盾的有机联系。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是照抄照搬。

中国有句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非常形象地说明，做任何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盲目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

中医讲求辨证施治，对症下药，有时对同一类疾病根据不同病因施以不同疗法，称为“同病异治”。“同病异治”是指世界上的事物虽然都有矛盾，同类事物中具有共同的性质和特点，但每个事物的具体矛盾却又各不相同，把握同类病中具体一种病的矛盾特殊性，是人们正确解决这种病的关键，事物的矛盾各不相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可能千篇一律。有时又对不同的疾病根据相同的病理表现施以同一类疗法，称为“异病同治”。“异病同治”又指明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怎样特殊，它总是和同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总要服从这类事物的一般规律，因此有时又对不同的疾病根据相同的病理表现施以同一类疗法。所以，“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最突出的共同点是重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有人无视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否定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认为只有西方多党制才是民主的，提出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政党制度。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所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没有搞过多党政治。辛亥革命后，中国曾一度效仿西方，实行议会制和多党政治，几年间就出现了300多个政党政团。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文化条件和政治环境，加之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阻挠，多党制并没有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站稳脚跟。从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杀到袁世凯胁迫议员选举他为大总统，从曹锟5000大洋一票贿选到黎元洪参加9个政党、伍廷芳在11个政党挂名，各党派斗争，或借助武力相威胁，或借助金钱相利诱，一时间乱象丛生、闹剧连连。这种混乱的政党政治，不仅没有带来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反而由于各党派的争夺倾轧，引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共两党曾进行过两次合作，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毛泽东曾多次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要实行多党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各民主党派也积极呼吁抗战胜利后实行多党制，但是蒋介石顽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疯狂进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残酷屠杀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宣布各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使中国最终没有走上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政治的道路。1948年，在解放战争将要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得到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11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各民主党派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政党制度安排，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作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这是因为，它既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不同于一些国家的一党制，而是根据中国实际作出的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表现在：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各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也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前提。可以说，坚持共产党领导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根本特点。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不是搞一党制。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这种新型政党关系，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鲜明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是我国的政党制度，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坚持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必须搞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搞西方多党制。西方多党制，是资产阶级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虽然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这种政党制度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弱点，并不适合所有国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弊端。我们如果盲目照抄照搬，必然带来无穷后患。

在西方国家被证明是弊端丛生的多党制，通过各种方式移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后，更是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冷战结束后，非洲许多部落众多的国家在西方的压力和影响下，宣布实行多党制，结果导致政党林立、竞争激烈，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国家陷入长期的纷乱之中。苏联解体后，一下子成立了几百个政党，国家陷入一片混乱，社会冲突不断，经济社会发展误入歧途。事实告诉我们，盲目照搬别国的政党制度，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其结果必然动摇国家的政治根基，引起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既不符合我国国情，也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团结一致、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只有始终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才能更广泛更牢固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又比如，我们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矛盾论》揭示了社会主义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而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模式都必须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基本出发点。

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指明了新时期我们党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主题和方向。邓小平讲：“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能套用一般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属于矛盾的普遍性，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矛盾的特殊性。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党从长期探索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0多年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给我国带来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我国人民冲破了长期禁锢的思想障碍和陈旧观念，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激发出空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国家彻底改变了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状况，转变成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初步走向繁荣、富裕、强大的国家，展现了崭新的形象，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进一步实现了从领导革命的党到领导建设和改革的党的历史转变，党的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民主，党的执政能力更加增强、提高，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巩固，党的胸襟和眼光更加开阔、深邃，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和发展着自身先进性的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获得了自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长期快速稳定发展，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快速增长，远高于世界经济年均3.3％的增速，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一大批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科学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治建设不断加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切实贯彻；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4007万，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正在逐步解决。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航空航天等重大工程捷报频传，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神州大地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我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创造活力，大大积聚和释放了全社会的发展能量。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变革，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各方面的制度体制，为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我们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严重政治风波以及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严峻考验，战胜了来自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和自然界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展示出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强大力量。特别是2008年，我们成功战胜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成功平息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制造的分裂破坏活动，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圆满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沉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实力和凝聚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得到了中国人民的高度认同，而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一位美国学者说：“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增长史无前例，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改变了世界。”一些西方舆论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探索“中国成功之谜”非常有意义。特别是2008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系列惊人表现，使许多外国政治家、学者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为它“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不断扩散蔓延，中国以其“独有的竞争力、高效率和适应性”吸引着世人目光，许多人从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中，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的重要贡献，深入研究中国经验成为当今世界新的热点。

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符合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普遍性，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特殊性。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这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的成功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