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经济学的产生

经济学被认为起源于古希腊的家政管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他认为，经济一词应包括两个内容：①研究家庭关系，除夫妻关系外，主要是研究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②研究致富技术。

1. 亚当·斯密和《国富论》

公认的经济学鼻祖是英国伦理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年）。斯密最主要的著作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在书中他阐述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是这样论述的：“当每一个人企图尽可能地使用他的资本去支持本国工业，从而引导那些工业使它的产品可能有最大的价值时，每一个人必然要为社会年收入尽可能大而劳动。的确，他一般既无心去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能促进多少。他宁愿支持本国工业而不支持外国工业，只是想要确保他自己的安全；他指导这种工业使其产品能具有最大的价值，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这样做只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

2. 克拉克与边际分析法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就以“边际生产力论”分析了微观的分配问题。现在，边际分析已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思想与基本概念，被极为广泛地使用于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文，以至于如果离开“边际”，就无法展开经济学的分析。

3. 马歇尔和《经济学原理》

对微观经济现象作出最系统、最完整分析的是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在书中，马歇尔分析了需求和供给的特点和规律，并将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他所提出的由供求决定的均衡价格理论，至今仍然是经济学中微观部分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

4. 罗宾逊等人对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

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美国的爱德华·哈斯丁·张伯伦（E. H. Chamberlin）进一步研究了垄断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生产者行为，形成了“厂商理论”，进一步发展了经济学微观研究部分的内容。但就整个微观经济学研究体系而言，仍然以马歇尔理论体系为主。另外，1930年以后，希克斯（John Hicks）、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序数效用论、福利经济学等，进一步补充了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之后关于市场失灵与微观政策调节的研究可以说也是对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总结与发展。当然，伴随着博弈论、产权理论、信息经济学等新兴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还将不断兼容并蓄，继续完善。

二、经济学的发展

在微观经济学作为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时期，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商业周期难以避免，经济在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巧妙调节下会自动恢复均衡。但传统主流经济学的观点难以解释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同时也无法提出有效的治理对策。在这一经济背景下，经济学家纷纷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政策主张。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对大萧条提出了创造性的经济解释与政策主张，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术语作为与微观经济学相对应的术语在教科书中被首先使用，是在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的《经济分析》一书中。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宏观经济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期，并大致可以将其区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 第一阶段：早期宏观经济学时期（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

在第一阶段中，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经济学家在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进行分析的时候，初步使用了一些总量经济概念，并采用全社会加总数和平均数的简单数学方法进行分析。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被公认为是以宏观经济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著作，该著作对人口、财产、劳动收入与一国财政收支的关系进行了理论考察。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在1758年出版的《经济表》中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把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此后，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从更广泛的领域探讨了国民财富的形成与增长问题。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中考察了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以及总收入与纯收入问题，并对货币流通量变动与物价波动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2. 第二阶段：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时期（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

从19世纪晚期开始，资本主义逐步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经济危机频繁出现，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研究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学主要集中于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研究上，形成了多种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的宏观经济学说。例如，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等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将总量分析与动态过程分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宏观动态均衡理论。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将其经济周期理论建立在创新学说上，强调创新使资本主义经济从均衡走向失衡，又从失衡恢复到均衡。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为代表的英美经济学家对货币流通数量与物价水平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在国民收入研究领域，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威斯利·C. 密契尔（Wesley C. Mitchell）等学者将国民收入及其变动与经济周期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

3. 第三阶段：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时期（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

直至20世纪最初30年的宏观经济学都不涉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问题，坚持经济和谐的古典观念，坚信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功能，从而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因此政府没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而这一时期经济大萧条的持续，改变了人们对经济运行规律的传统认识，也使得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在宏观经济研究和政府决策领域取得主导地位。凯恩斯从社会总需求入手，探寻了大萧条产生的原因与治理对策。因此，凯恩斯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从宏观经济层面上展开，也被称为“有效需求理论”。

但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难以解释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局面，也未能提出有效的治理对策。因此在宏观经济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中，以下几个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

（1）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复兴。尤其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逐步发展成为凯恩斯经济学强有力的挑战者。此外，阿萨·林德伯克（Assar Lindbeek）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混合经济模型、熊彼特基于创新理论的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N. D. Kondratieff）和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的长周期理论等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2）凯恩斯派宏观经济理论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和埃弗塞·多马（Evsey David Domar）等经济学家在将凯恩斯理论动态化、长期化的过程中，不仅从总需求方面做了补充，也重视总供给因素；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等人对价值判断和伦理标准的强调，使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增添了规范经济学色彩。

（3）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非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互相渗透。经过较长期的论战与交锋，双方开始互相吸收对方的合理部分，互相渗透和影响，两派在货币因素的重要性、失业问题的顽固性、国家长期规划的作用、浮动汇率问题等方面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当然，两派的分歧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论战仍在继续。

4. 第四阶段：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后）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宏观经济学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新进展。

（1）凯恩斯主义者在进一步吸收理性预期学说等非凯恩斯学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凯恩斯主义。

（2）非均衡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凯恩斯主义把凯恩斯主义作为非均衡理论的一种加以继承与发扬。

（3）经济增长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展。例如，人力资本与技术因素、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到确认。

（4）政府失灵问题引起关注。斯蒂格利茨等学者从金融政策角度对金融管制与反管制金融政策的局限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布坎南等学者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说明了政府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