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 (加)梁鹤年
- 1529字
- 2020-11-19 04:54:10
序
“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远。”真的,站得高自然看得远。但看得清吗?
前几年我写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总结和梳理了生活在西方近40年的观察和反思,比较系统地阅读和归纳了西方古哲的思想。越多看原著,虽然多是译本,越觉得自己是井蛙。以为想通的东西,原来破绽重重;以为难找的东西,原来就在眼前;以为高深的东西,原来鱼目混珠;以为浅显的东西,原来内有玄机。与古人神交,使我感受到“人类何其伟大”,有一种“山中方七日”(或者“书中几小时”)的喜悦。西谚有云,“真理使你自由”(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我自己理解是“真理解放了你”:当你知道了真理,你不再迷惘,你自由了。
“凡事相对”,哪有真理?这是当代文化。我只想指出两个“事实”。第一,“凡事相对”论者不会身体力行,甚至可以说不可能身体力行。在一个“凡事相对”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可知的(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人、事、时、空的可变性)和可靠的(我们不可能依靠任何人、事、时、空的不变性)。谁能活?但“事实”是人在活着。那么“凡事相对”是错了吗?“凡事相对”论者被迫修正:有些事情比较相对,有些事情没那么相对。若如此,“凡事相对”中的“凡事”就没有逻辑意义了,为此,“凡事相对”论者不可能言行一致。这并不代表言错或是行错,但值得反思。第二,“凡事相对”论者不可能,甚至不应该科学。“相对”当然是指在不同的人、事、时、空里会出现不同的现象。为此,世上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现象,因为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人、事、时、空。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以观察万象去归纳其共性的现代科学无法立足,因为归纳是求共性,求万变中之不变,也就是求绝对。若如此,“凡事相对”中的“相对”就是科学的绊脚石。因此,“凡事相对”论者谈科学是口是心非。这并不代表口错或心错,但值得反思。
也有人说,“真理何物?信则有,不信则无而已”。这是典型“辩者”之言。因为,有,仍可以不信;无,仍可以信。信与不信是意志的选择,有或无是理性的判断。我们总希望我们的选择是建立在理性的判断之上。其实,先哲们对“真理”早有了深入和清晰的分辨——官能不是求真的可靠工具。西方的笛卡尔、我们的庄子都指出,仅凭官能,梦与真难辨。就算经验主义开山祖师洛克也承认,靠官能去寻真理只可以找到“仿真”,是种“意见”而已。就算是非常多的人认同的意见,也不是无可置疑的真,因为官能是永远可以质疑的。当然,官能所得的“仿真”在衣、食、住、行的生活现实中仍然很有“用”。但对理性认真的人,仍难满足。有突破吗?
我倾向亚里士多德的思路。真有两类:事实的真(truth about fact),是对现象的判断;真相的真(truth about reality),是对现象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的判断。现象会因人、事、时、空改变而变,是相对的;真相不会因人、事、时、空而变,是绝对的。事实与真相同时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一体两面,关键是明白真理使你面对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不再迷惘。“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管孰轻孰重,孔圣给我的启示是,它们之间有逻辑的先后:先不惑,才可以不忧、不惧。知晓真相,自然无忧、无惧,真正自由。
我希望真理是存在的,不然,还有什么可望;我希望真理是可寻的,不然,寻真是枉然;我希望我寻真的方向是正确的,不然,何时到达彼岸?我是乐观的。经古哲的导航,我看到隐约的轮廓,使我有信心的是这些轮廓并没有给我震撼和新奇,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好像是回家。难道古今哲人寻真最后还是万流归宗?西方古哲的现象世界跟我们的肯定不同,但背后是同一的真相吗?如果是,站在古哲的肩膀上一定会使我们看得更远,善用他们的方法和经验也会使我们看得更清。我对城市规划比较在行,想验证一下。但我相信凡对理性认真的人,无论他干的是什么,都会想明白真相。这书就是我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