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了中国哲学、传统文化与中医“同病相怜”，那么是如何“相怜”的呢？具体说来，就是三者都处于非常尴尬的状态，而且病态不轻。从去年开始，有一些科学家提出要废除中医，把中医从我们的医疗体制中剥离出去。这样的一个提法有很多人反对，也有不少人支持。因此，去年社会上关于中医这个话题讨论得很激烈，一些媒体针对中医这个话题作了一些社会调查，在调查的问题当中有这样的问题：你赞不赞成废除中医？你觉得是不是应该继续保留中医？所得出的数据显示是：百分之六十多的人认为中医要好好地保留。不过接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得病之后，首选中医还是西医？调查结果显示：首选中医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多。所以这个情况的矛盾在于：出于爱国心理，要保留中医；可是若是出于实际利益，就对中医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样的疑问的产生是很复杂的，一部分是因为对中医理论和实践的不了解；另外一部分是当前我们中医的实践现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比如说你病了，要去看中医。结果你到了一家中医医院，首先给你检查的手段几乎都不是中医的手段，你能满意吗？想看中医却拉着你去验血、做CT、做B超，这显然不是中医。现实状况不让人满意，这是很复杂的问题。这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我们提倡“中西结合”。我不能说中西结合的路线是错误的，也不能说提出中西结合政策的决策人用意不好，但是我们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偏差。在中西结合的号召下，出现的是用西医的理论解构中医的理论，用西医的手段代替了中医的手段，这是事实的结果。当时我们国家提出中西结合的口号，震动了日本和韩国，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是中医真正的故乡。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因为日本和韩国也有中医，中医在日本叫“汉方医”，在韩国叫“韩医”，跟中医都是一脉相连的，可能只是在具体细节方面有所变化。在近代，他们的中医同样地遭遇到了被西医排斥的命运，甚至遭到了行政干预。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政府下令禁止汉医行医。所以当他们50年代初听到中国“中西医结合”的政策，而不是禁止中医，这令他们欢欣鼓舞，认为复兴中医还有希望。所以他们就以中国政府的政策为依据，向日本政府争取汉医的地位。50年下来，日本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以后，就开始对汉医问题进行反思，慢慢恢复了其行医的许可。现在，在日本所有的医科大学里面，汉医学的理论是必修课，医师行医的考试中也有一门是汉医。同时，70年代以后，日本也遵循了跟我们相同的“废医存药”路线，就是说中医的理论博大而模糊，很难明白，实用起来也很难，但是中药还是很有效的，而后又发展到“药材提炼精华”的做法。但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人又开始了对“废医存药”路线的反思，他们从中认识到：中药之所以有作用不是其中的精华，而是其综合作用。每一味药本身就不是单纯的，而将不同的药放在一起，有很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其中，不能通过用单味的药里面的单纯元素来达到同样的效果。可是我们现在仍然在走“废医存药”这条路。因此，中医在中国的现状是非常令人悲观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一个调查统计显示：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却下降到50万人，而现在只有27万人了。但国家的人口总基数却一直在增长，从1949年的4亿5千万人增加到现在的13亿人，人口整整增加了9亿多，可是中医师的数量却下降了。另外，根据对一些地区县级中医院的调查评估可知道，只有10％左右的中医开汤药处方，这就意味着真正使用中医看病的医师不超过3万人。这是一个大规模科技调查的结论，数据还是很可靠的。
中国哲学也是同样的情况。一百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哲学也是被我们自己用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理论所解构，以至到现在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我所说的“同病相怜”就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