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契〔1〕之作，肇〔2〕自颉皇〔3〕；佐隶〔4〕之简，兴于嬴政。他若鸟宿芝英〔5〕之类，鱼虫薤叶〔6〕之流，纪梦瑞〔7〕于当年，图形象〔8〕于一日，未见真迹，徒着虚名，风格既湮，考索何据。信今传后，贵在同文；探赜〔9〕搜奇，要非适用。故书法之目，止以篆、隶、古文〔10〕，兼乎真、行、草体。书法之宗，独以羲、献、萧、永〔11〕，佐之虞、褚、陆、颜〔12〕。他若急就、飞白〔13〕，亦当游心，欧、张、李、柳〔14〕，或可涉目。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初规后贤，冀追前哲，匪曰生今之世，不能及古之人，学成一家，不必广师群妙者也。米元章云：“时代压之，不能高古，自画〔15〕固甚。”又云：“真者在前，气焰慑人。”畏彼益深。至谓：“书不入晋，徒成下品。”“若见真迹，惶恐杀人。”既推二王独擅书宗，又阻后人不敢学古，元章功罪，足相衡矣。噫！世之不学者固无论矣，自称能书者有二病焉。岩搜海钓〔16〕之夫，每索隐于秦汉；井坐管窥之辈，恒取式于宋、元，太过不及，厥失维均〔17〕。盖谓今不及古者，每云今妍古质；以奴书为诮〔18〕者，自称独擅成家。不学古法者，无稽〔19〕之徒也；专泥上古者，岂从周〔20〕之士哉？夫夏彝商鼎，已非污尊抔饮〔21〕之风；上栋下宇，亦异巢居穴处之俗。生乎三代〔22〕之世，不为三皇〔23〕之民，矧〔24〕夫生今之时，奚必反古之道！是以尧、舜、禹、周，皆圣人也，独孔子为圣之大成；史、李、蔡、杜〔25〕，皆书祖也，惟右军为书之正鹄〔26〕。奈何泥古之徒，不悟时中〔27〕之妙，专以一画偏长，一波故壮，妄夸崇质之风。岂知三代后贤，两晋前哲，尚多太朴〔28〕之意。宣圣曰：“文质彬彬〔29〕，然后君子。”孙过庭云：“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审斯二语，与世推移，规矩从心，中和为的。谓之曰天之未丧斯文〔30〕，逸少于今复起，苟微若人，吾谁与归？

【注释】

〔1〕书契：文字。书写的文字和刀刻的文字。

〔2〕肇：开端。

〔3〕颉皇：仓颉，黄帝使仓颉写鸟迹为文，作篆书。

〔4〕佐隶：即隶书。《晋书·卫恒传》：“鸟迹之变，乃惟佐隶。”

〔5〕鸟宿芝英：鸟，鸟书，周文王时赤雀衔书集户，武王时丹乌入室，以二祥瑞作鸟书。宿，转宿篆，《史记·宋世家》：“宋景公时，荧惑失度，公惧，修德，荧惑退舍，于是司马子韦作转宿篆，象莲花未开。”芝英，芝英书，唐代韦续《五十六种书》：“芝英书者，六国时，各以异体为符信所制也。”

〔6〕鱼虫薤叶：鱼，鱼书；虫，虫书，虫书者鲁秋胡妻浣蚕所作，亦曰雕虫篆书；薤叶，薤叶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鸟虫书，所以书幡信（符节之类）也。”清代段玉裁注：“鸟虫书，谓其或象鸟，或象虫，鸟亦称羽虫也。”春秋战国时已有此种文字，多用于兵器。汉代瓦当、印章中亦有发现。东周时多刻于兵器上。秦书八体中有“虫书”，新莽六书中有“鸟虫书”，用于旗帜、符信，也作印章文字。

〔7〕纪梦瑞：记叙梦中的情景或获得的祥瑞创造文字。唐代韦续《墨薮·五十六种书之四十五》：“蛇书者，鲁人唐终梦蛇绕身，寤而作之。”《宋书·符瑞志上》：“燧人氏没，伏羲代之受《龙图》，画八卦，所谓‘河出图’者也，有景龙之瑞。”

〔8〕图形象：指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发明先天八卦。

王献之行书《东山松帖》为一通信札，为断札，有四字磨灭。此帖下笔婆娑，百态横生，萧散秀逸。

〔9〕赜（zé）：深奥、玄妙。

〔10〕古文：古文字，这里是指狭义的，篆书隶书之前的各种文字。

〔11〕羲、献、萧、永：四个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萧子云、智永禅师。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并称二王；萧子云（487—549年），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齐高帝萧道成之孙。26岁写成《晋书》，善效钟元常（钟繇）、王逸少（王羲之）之书，被梁武帝赞为“笔力骏劲，心手相应。巧逾杜度（东汉草书家），美过崔实，当与元常并驱争先”。智永，王羲之第七代孙，本名王法极，字智永，号“永禅师”，书宗王羲之，学书30年足不出户，学成后书真草千字文800余本，广为流传。

〔12〕虞、褚、陆、颜：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颜真卿。

〔13〕急就、飞白：《急就章》和飞白书；《急就章》是章草的代表，飞白书，相传为蔡邕所创。

〔14〕欧、张、李、柳：欧阳询、张旭、李邕、柳公权。

〔15〕自画：自我禁锢。

〔16〕岩搜海钓：在岩石上搜求，在海上钓鱼，比喻喜欢猎奇的审美癖好。

〔17〕厥失维均：其失误都是一样的。

行书《张翰帖》原属《史事帖》，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存世四件墨迹之一。此帖的书法特点是字体修长，笔力刚劲挺拔，风格险峻，精神外露。对开有瘦金书题跋一则，是宋徽宗赵佶在赏鉴之余写下的心得。他评此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并指出欧阳询“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面折庭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

该《千字文》真、草两体各自分立，运笔精熟，飘逸之中，古意盎然，用笔道劲，结体端庄，点画起止，提按分明，富有虚实变化。

〔18〕诮：讥嘲。

〔19〕无稽：稽没有根源，没有文化渊源。

〔20〕从周：《论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指的是遵守周朝的典章制度，比喻那些尊重历史文化的有识之士。

〔21〕污尊抔饮之风：古代掘地为坑当酒樽，手捧酒喝。《礼记·礼运》：“污尊而抔饮。”郑玄注：“污尊，凿地为尊也。”孔颖达疏：“凿地污下而盛酒，故云‘污尊’。”

〔22〕三代：指夏、商、周三代。

〔23〕三皇：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具体是哪三个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是伏羲、神农、黄帝。

〔24〕矧（shěn）：况且。

〔25〕史、李、蔡、杜：史籀、李斯、蔡邕、杜度。

〔26〕鹄（gŭ）：箭靶的中心；也指目标、目的。

此碑为李邕17岁时所书。传世仅何子贞藏宋拓孤本，以刀法验之，实是宋人刻本，非唐刻，且似木刻。

〔27〕时中：随时做到中庸。出自《礼记·中庸》篇，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28〕太朴（piáo）：原始质朴的大道。

〔29〕文质彬彬：《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体现了孔子中庸的审美理想，要求君子既能够富有文采，又能够保持质朴善良的品性。

〔30〕天之未丧斯文：孔子周游列国，途经匡地。因匡人曾受鲁国阳货的杀掳，而孔子的相貌又像阳货，故遭到匡人的围攻。《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译文】

三札皆系米芾50岁后的晚期作品，神完气足，炉火纯青，个人风格已十分成熟。

文字书法起源于仓颉，简便的隶书在秦始皇嬴政时期兴盛发展起来。其他书法诸如鸟书、转宿篆、芝英书，鱼书、虫书、薤叶书之类，或者是记叙在梦里见到的文字或祥瑞符号，只是短暂的传说，没有人见到真迹，只是留下虚名，风格也湮没无闻，考证也没有方向和材料。能够传递到现在或将来的，最重要的是文字的统一，只是收罗奇特深奥的文字，于现实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说书法的分类，只是分成了篆隶古文，还有楷行草书。书法的宗师级人物，只有王羲之、王献之、萧子云、智永禅师，以及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颜真卿。其他比如章草书、飞白书，也应当留心欣赏，欧阳询、张旭、李邕和柳公权的作品也可以看看。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刚开始可以学习当代的名家，然后再追摹古人。不是说生在今天就不如古人，也不是说学成一家，就不必再广泛地学习。米芾说：“因为有时代限制，所以不能高雅古朴。”这是严重的自己禁锢。又说：“古人的真迹摆在眼前，气焰慑人。”这又是对先贤的过度畏惧。他还说：“不符合晋人格调的书法，其品第是低下的。”又说：“如果见到古人的真迹，就会感到万分惶恐。”既然米芾推崇二王为书法最高原则，又阻挠后人学习他们，他的罪过和功劳，实在是相互抵消啊。唉，世上不学书法的人就不必说了，自称有书法才能的人常有两种弊病：喜欢偏僻生涩的人，常在秦、汉书法中寻找书写方法；视野狭窄的，便永远按照宋、元的书法模式。前者走得太远，后者却又不够，他们都有错误。认为现在不如过去的人，总说现在的书法妍媚，古人的书法质朴，讥嘲模仿他人的人，又独成一家。不学习古人法度的人，自然是无知之辈；只会学习古人的，难道就真的是尊重历史的有识之士吗？饮食器具发展到夏彝商鼎的时代，完全改变了之前凿地代替酒器、用双手捧着喝的风气；居室建筑发展到上栋下宇的时代，也完全改变了之前在巢穴中生活的习俗。生活在夏、商、周的人，尚且不沿袭伏羲、神农、黄帝时代的风俗；既然生活在当今，为什么要返回古人的老旧道路？所以尽管尧帝、舜帝、大禹、周文王都是圣人，却只有孔子是圣人的集大成者；史籀、李斯、蔡邕、杜度都是书法的宗师，却只有王羲之是书法的正宗代表。怎奈何那些泥古不化的人，无法领悟随时代迁移，而时刻能达到中庸的境界，只是把某一撇某一捺，说得如何有气势，如何雄壮，来虚夸自己崇尚质朴的风貌。岂不知，尧舜禹三代之后两晋之前的贤哲，尚且保有饱满的质朴之风。孔子说：“文采与质朴配合适宜，才是君子的风范。”孙过庭说：“学习古人而不与时风相悖，学习时人而去除他们的弊端。”仔细研读这两句话，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规矩都要随心而动，目的只是要达到了中庸平和之美，就是所追求的最高原则啊。现在王羲之能够重新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可以说上天没有灭亡我们的文化传统，如果不是王羲之这样的人，谁又能和我同道而归呢？

【延伸阅读】

殷商以后，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存在着区域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于是，秦统一中原后，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李斯以战国时候秦人通用的大篆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划简省的优点，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十年时间里，他对当时字体的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此举受到秦始皇的赏识，遂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此帖行书行间宽绰而字间紧密，所以笔画多取横势，结体欹侧，左低右高，有峭拔之态，充分体现了黄庭坚小行书的特点，为其代表作品。

虞世南，浙江余姚人，是由隋入唐的初唐四大书家之一。生性沉静寡欲，意志坚定努力学习。在陈朝时，曾任建安王法曹参军、西阳王友。入隋后，官秘书郎、起居舍人。隋朝灭亡后，被窦建德任命为黄门侍郎。李世民灭窦建德后，引虞世南为秦王府参军、记室参军、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等共掌文翰，为“十八学士”之一。贞观年间，历任著作郎、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先后封永兴县子、永兴县公，故世称“虞永兴”“虞秘监”。他虽容貌怯懦、弱不胜衣，但性情刚烈，直言敢谏，深得太宗敬重。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年81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配葬昭陵。贞观十七年（643年），绘像凌烟阁。

此卷为赵孟行书代表作。行中兼楷的结体、点画，充分表现了王献之《洛神赋》的神韵。如端正匀称的结构、优美潇洒的字姿、圆润灵秀的运笔、密中有疏的布局等；同时又呈现自身的追求，飘逸中见内敛的运锋，端美中具俯仰起伏的气势，无不显示出他博取众长而自成一体的艺术特色。

唐太宗称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善书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大家”。日本学界称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为“初唐三大家”。其所编的《北堂书钞》被誉为唐代四大类书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类书之一。原有诗文集30卷，但已散失不全。民国张寿镛辑成《虞秘监集》四卷，收入《四明丛书》。

虞世南书法继承二王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融冲和而有遒丽之气。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家。《书后品》列其书为上之下品，评云：“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绩娇春，鹤鸿戏沼，故当（萧）子云之上。”《书断》卷中列其隶、行书为妙品，称其书“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存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述书赋》云：“永兴超出，下笔如神，不落疏慢，无惭世珍。”《宣和书谱》卷八以为虞世南晚年正书与王羲之相后先，又以欧阳询、虞世南相论曰：“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宋代黄庭坚有诗赞其代表作《孔子庙堂碑》：“虞书庙堂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虞世南作书不择纸笔，却很注意坐立姿势和运腕方法。他认为，只要姿势正确，手腕轻虚，即使是粗纸、秃笔，信手拈来也能挥洒自如，别出新意。

褚遂良（596—659年），字登善，唐朝政治家、书法家，杭州钱塘人，祖籍阳翟（今河南禹州）。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跟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后在唐朝任谏议大夫、中书令等职，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后坚决反对武则天为后，遭贬潭州（长沙）都督，武后即位后，转桂州（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北境清化）刺史，唐显庆三年（658年）卒。褚遂良工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

欧阳询（557—641年），唐代书法家，潭州临湘（今长沙）人，字信本，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之一。欧阳询祖父欧阳颁（498—563年）曾为南梁直阁将军，父欧阳纥曾任南陈广州刺史和左卫将军等职。因举兵反陈失败被杀，并株连家族。欧阳询因年幼幸免于难，被父亲好友收养。欧阳询聪敏勤学，涉猎经史，博闻强记。隋朝时，欧阳询曾官至太常博士。因与李渊交好，在大唐盛世累迁银青光禄大夫、给事中、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也称“欧阳率更”。初唐四大家之一。欧阳询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峻，世无所匹，被称之为唐人楷书第一。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初学，号为“欧体”。唐代书法品评著作《书断》称：“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扰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几旋雷激，操举若神。真行之书，出于大令，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和之致。”宋代《宣和书谱》誉其正楷为“翰墨之冠”。

张旭（生卒年不详），唐代书法家。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他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

张旭的书法，一方面继承“二王”真传，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代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陆柬之（585—638年），唐吴人。武周时期宰相陆元方的伯父，虞世南的外甥，张旭的外祖父。官至朝散大夫，守太子司议郎。陆柬之最初书学虞世南，又学欧阳询，晚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草书笔意尤为古雅，终于成为名重一时的大书法家，与欧、褚齐名。隶、行书为妙品，草书为能品。李嗣真《书后品》称其：“学虞草体，用笔则青出于蓝。”最为独特者，火气全无，功纯神清，一种平和恬静之气度令人神往。张怀瓘《书断》云：“柬之世南之甥，少学舅氏，……晚习二王，尤尚其古，中年之迹，犹有怯懦，总章已后，乃备筋骨，殊矜质朴，耻夫绮靡，故暴露瑕疵……虽为时所鄙，回也不愚，拙于自媒，有若达人君子。尤善运笔，或至兴会，则穷理极趣矣。”

李邕，唐代书法家。字泰和，汉族，广陵江都（今扬州江都区）人。其父李善，为《文选》（梁萧统编选）作注。李邕少年即成名，后召为左拾遗，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人称“李北海”。70岁时，为宰相李林甫所忌，含冤杖杀。李邕为行书碑法大家，书法风格奇伟倜傥。善行书，变王羲之法，笔法一新；并继李世民《晋祠铭》后以行书书写碑文，书风豪挺，结体茂密，笔画雄劲，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名重一时。传世作品有《端州石室记》《麓山寺碑》《法华寺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云麾将军李秀碑》等。李后主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学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杜甫诗曰：“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

他提倡创新，继承和发扬古代书艺。曾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苏东坡、米元章都吸取了他的一些特点，元代的赵孟也极力追求他的笔意，从中学到了“风度闲雅”的境界。

柳公权（778—865年），字诚悬，汉族，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兵部尚书柳公绰之弟。柳公权29岁时进士及第，早年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入李听幕府。于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官居侍书，长在朝中。共历仕七朝，官至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公，以太子太保致仕，故世称“柳少师”。咸通六年（865年）去世，年88岁，追赠太子太师。

柳公权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并称“楷书四大家”。他的书法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融汇新意，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美誉。

米芾（1051—1107年），初名黻，后改芾，字符章，又称“米襄阳”“米南宫”。祖籍山西，迁居湖北襄阳，后曾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时人号海岳外史。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宋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米芾平生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

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王文治称赞他“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苏东坡说：“米书超逸入神。”又说：“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

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说：“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米芾自称“刷字”，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心尽势尽力。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

米芾除书法达到极高的水准外，其书论也颇多。著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评字帖》等，显示了他卓越的胆识和精到的鉴赏力，对前人多有讥贬，然决不因袭古人语，为历代书家所重，但过头话也不少，诮颜柳、贬旭素，苛刻求疵。

米芾的书法影响深远，尤在明末，学者甚众，像文征明、祝允明、陈淳、徐渭、王觉斯、傅山这样的大家也莫不从米芾的书法中取得启发，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米芾擅水墨山水，人称“米氏云山”，但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目前唯一能见到的“米画”——《珊瑚笔架图》，画一珊瑚笔架，架左书“金坐”二字。然后再加上米点和题款，米家山水便赫然而出。

《急就章》原名《急就篇》，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黄门令史游作。汉代教学童识字的书，如《仓颉篇》《训纂篇》《凡将篇》《滂喜篇》等都已亡佚，只有《急就篇》流传下来。全书为三言、四言、七言韵语。三言、四言隔句押韵，七言则每句押韵，以便诵习。

篇中分章叙述各种名物，如姓氏人名、锦绣、饮食、衣服、臣民、器物、虫鱼、服饰、音乐以及宫室、植物、动物、疾病、药品、官职、法律、地理等，不仅为识字而设，还有传布知识、以应实际需要的意思。原书可能是用隶书写的，东汉时章草盛行，书家喜用草书书写。魏晋时期钟繇、索靖、卫夫人、王羲之都有写本，但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三国时吴国皇象的写本流传下来。此字书旧分三十二章，相传皇象写本为三十一章，宋太宗所写为三十四章，不同传本文字也略有异同。由于分章的原因，也有人把它称作《急就章》。《急就篇》能完整流传下来，唐代颜师古功不可没。颜师古改正了《急就篇》流传中出现的讹误，系统整理，并精心为之作注，使这部令初学者博闻广识、开拓视野的重要典籍得以流传至今。

飞白书，是一种特殊风格的书法。这种书法，笔画中丝丝露白，像缺墨的枯笔写成，别有一番风韵。这种特殊的书体，是东汉时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发明的。蔡邕，汉末著名女诗人蔡琰，即蔡文姬的父亲，是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他的隶书，结构严谨，点画有俯有仰，富于变化，素有“骨气洞达，爽爽有神”的美誉。相传蔡邕见到一个工匠，用笤帚蘸着石灰水刷宫墙，由于笤帚太大，石灰水又很浓，所以刷完的墙一道黑一道白的，突然有悟，回到家里仿照笤帚的式样，做成了一支扁形的竹笔，经过几次刻苦练习，就创造出这种点画中有一丝一条的露白的书体——飞白书。之后历代书法家都擅长这种书体，其中尤以两晋南北朝及唐宋时期出现了上至皇室帝王、当朝卿相，下及书坛名家、僧道平民皆竞相逞能，万般喜爱飞白书的局面。但自南宋起，元朝、明代，飞白书就快速衰落了，清代到民国就更少，现今正统书法家均不习此书体，它也逐渐流变为民间工艺性、装饰性的，不入艺术堂奥的工艺品。

【名家杂论】

文字在起源时代，总是多彩多姿的，富有生命力和生活气息，人们根据身边的事物，创造着理想中的文字。但是经过了历史的筛选，总是那些实用简洁、优美流畅的文字，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和喜爱。特别是加上当时秦朝政府的推动，使得文字得到了系统的整理以及再创造，以此形成了中国书法的传统审美范式，绵延到后来的楷书、行书和草书，总之，文字还是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的思维方式和情理结构。

本篇作者沿着首篇书统的思路，继续就王羲之的书学统治地位加以论证，尤其是通过对宋代米芾的批判，指责他变乱古法，偏离了文质彬彬的书学大道，还故意地阻碍人们去学习晋唐古风，这其实也有些苛刻和不够公允了。当然作者也认识到了，古质而今妍是无法阻挡的历史规律，所谓“两晋贤者，尚多太朴之意”，如果崇尚高古，为何不回到篆、隶甚至甲骨呢，项穆举例说，孔子是在伏羲、黄帝、尧、舜、禹、文王之后的圣人，他虽然不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创始人，但他是集大成者，所以成了儒家正统；而王羲之也是如此。这就避免了人们对崇古派的思辨诘难，富有思维辩证的机巧和意趣。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饱读诗书，善养天地之浩然正气，故可以做到不慕荣利，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他们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以世道人心之纯正素朴或浮华虚荣为社会治乱兴衰的关键因素，所以他们每时每刻不遗余力地劝导世人，甚至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希望社会各个阶层克己复礼，善待家人，善待社会，彼此照顾关切，合理分配利益，和睦相处，从而保证社会井然有序。他们希望对内调解矛盾，激发活力，做到自强不息；对外团结一致，抵御外侮，从而对外保证民族国家的安全，对内达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民族永续兴旺的终极理想。这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宝贵的、需要继承的高贵品质。

明宣宗朱瞻基的书法成就往往被他的画上的成就掩盖，本幅为宣德六年（1431年）赐给郎中程南云的作品，结字近于赵孟，反映出明初以来书法风尚，但运笔较为快速，起笔收笔不加修饰。

但是他们这种高度的责任感，也使得他们对破坏世道人心的事物高度敏感，以至于达到风声鹤唳的程度，项穆就是这样的代表。实际上，宋代的书法家，尤其是苏东坡、米芾是非常注重对二王书法的继承和学习的，只是他们在继承的基础上，勇敢地创造出了新时代的艺术风格、审美范式。这种新风格、新范式都是传统书学精神内核的合理表达和延伸，也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自我激励和弘扬，这其实应该是每一代书法艺术家都应该学习的榜样，实际上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够特立独行的书法大家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人物。作者反过来进行批判，甚至给他们扣上了败坏世道的帽子，其用心虽然广大纯正，令人敬仰，然结论仍需要深入讨论。至于说米芾“既推二王独擅书宗，又阻后人不敢学古，元章功罪，足相衡矣”确实也有失公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