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当代政党研究的比较政治学转向

20世纪中叶，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断言：“政党创造了民主，现代民主离开了政党无法想象。”（Schattschneider， 1942：1）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回头看，政党具有基于历史功业的正当性；二是向前看，政党具有塑造未来秩序的正当性。这两重观点不仅有修辞上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时间里，也一直都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可以说造就了政党研究的“黄金时代”，各种重量级的专著与论文层出不穷，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世易时移，无论是“回头看”还是“向前看”，今天这两个基本判断都日益遭受质疑，最直接的后果是，当代政党研究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

首先，现代民主的历史是怎样书写的呢？究竟是政党创造了民主，还是民主创造了政党？历史并没有选择单行线，事实上，有些政党是先于议会民主产生，譬如英国保守党，而有些政党则是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譬如英国工党（Duverger， 1954）。更准确地说，政党和民主制度交互作用，互相塑造，譬如说德国的绿党，把环境政治带入左右竞争的意识形态光谱，同时又在从街头走向体制的过程中，为议会民主所驯化。如果把仇视民主的政党考虑进来，情况就彻底不同，譬如纳粹党根本就是魏玛共和的掘墓人。无论如何，历史并没有赋予政党以创造民主的神圣力量。

其次，随着当代各国政党党员人数的不断下降，公民对政党认同的不断下降，在民主社会的许多公民眼中，政党已经变得可有可无，那么，为什么政党对于民主制度而言却还必须是不可或缺的呢（Lipset， 2001； Dalton & Wattenberg， 2000）？这种关于政党必要性的无条件预设，至少生成了三个方面的研究病灶。其一，把民主政治简化为政党政治，遮蔽对政党自身的民主性质的审视与反思。精英民主只需通过政党政治获得正当性，这个曾经很有说服力的逻辑，如今遭到了广泛质疑：内部不民主的政党，仅仅依赖彼此之间的程序性竞争，就可以实现国家层面上的代议制民主吗？公民即便是有了选举权，就有了选择权吗？在不民主的政党之间进行“民主”选举，或许不过是“选坏”，而绝非“择优”。其二，低估其他形式的公民政治参与政治动员的价值，以及这些非政党政治（non-partisan politics）内容对政党政治的渗透和影响。其三，“现代民主”一词在西文语法上的单数形式，暗中已经预设了民主政治的一元普世特点，以西欧政党民主（party democracy）为复制底本，排除了非西方世界的非竞争性政党政治实践的比较价值。以上三种病灶都导致了当代的政党研究陷入了封闭的小圈子，往往自说自话，缺乏对新鲜议题和研究对象的关注和回应。

因此，当代政党研究急需实现两个转向。第一，从政党民主研究转向政党政治研究，把政党从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主角还原为一种不完善的、可取代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样一来，民主才能够再次获得价值力量，作为一种衡量标准，用来审视和检验政党的正当性品质，同时，让党内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研究议题能够真正进入主流政党研究学者的视野（Biezen & Saward， 2008）。第二，从西方政党研究转向比较政党研究，尤其是把非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非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放置在比较政治学的框架下去考察。由于政党和具体的政治语境的关系非常密切，深深植根于民族国家政治的特殊结构当中，所以，要创建一个无所不包的超越时间和地理限制的政党理论，既无可能，也无必要（Beyme， 1982：20）。即便是政党研究学术史上成果最多的政党类型学研究，以及相关的政党转型研究，基本上都是百家争鸣的状态，而没有毫无争议的理论成果。其中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类型学研究和转型研究要么是以西欧政党为主要经验支持，要么是从美国政党政治获得启示，一旦试图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其“概念旅行”（travelling of concept）的能力随即大打折扣（Sartori， 1970）。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精英政党到大众政党的发展还能算得上是学界共识，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著名的“全民党”（catch-all party）、“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这两种政党类型从一提出就备受争议，至于新世纪以来政党类型变迁的最新走向，更无定论共识。

基于以上对当代政党研究转向的批判性认识，本期《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选择了“比较政党研究：理论、趋势与方法”这一主题，特邀国内多位优秀的研究学者参与进来，确定选题分工，并于2016年5月在中山大学举办了同一主题的工作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交流。我们希望，通过组织本次专题综述，能够检讨当代政党研究的若干重要领域，鸟瞰过往理论成果，展示学术研究脉络，评断学术争论，瞻望未来研究日程，为推进我国的政党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本期年度评论主要分为四个专题版块。第一个版块是对比较政党研究的总体回顾与展望。张春满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极具信息量的综合评述，涵盖政党的概念、功能、类型以及政党—国家关系、政党—社会关系等五个方面，勾勒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政党政治研究的基本学术脉络，尤其是总结了在诸如政党类型、党员结构、政党衰败等具体研究问题上，当代世界顶尖政党研究学者的重要学术对话与反思。张春满进而指出，迄今为止的政党研究传统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主要是根植于西欧政党实践，一方面不容否认，的确是做出了理论和经验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但与此同时却也限制了政党研究的视野。因此，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是当代政党研究延续生命力必须打通的重要关节。此外，张春满建议，未来的政党研究要在三个方面有所加强和突破。其一，理解和解释“缝隙政党”（niche party）的崛起，及其对主流政党所造成的冲击，并分析主流政党是如何适应和应对“缝隙政党”所提出的严峻挑战。其二，重视政党内部的派系政治对党内民主、政党竞争、政党分裂、选举政治等的影响。其三，创建、完善和利用政党数据库，把大数据技术应用到政党研究之中。

第二个版块是对经典西方政党理论的批评性回顾。强调比较政党研究，并不意味着放弃西方政党研究。相反，西方政党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是学术史的关键遗产与知识积累，为开展比较政党研究提供了批判性建构的路径。周建勇和丁辉分别探讨了西方政党研究领域中的两个经典问题，即政党转型问题与党内民主问题。根据周建勇的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党研究中，从“政党僵化”理论向政党转型理论的焦点转移，根本变化是把政党看作有学习能力的制度行为者。周建勇指出，政党转型是政党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的演进性回应（evolutional response）。一方面，政党转型宏观上体现为模式的转型，政党研究的焦点议题就是政党的卡特尔化问题；另一方面，对政党转型具体内容的研究，侧重于政党转型的自主性、主动性以及转型战略等。周建勇分析指出，大多数政党研究学者都从政党自身的变化和政党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解释政党的变迁和转型的原因，认为任何变化都是内外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政党转型的发生依赖于组织内外的相互作用。在此综述的基础上，周建勇还就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性政党向执政党转型，以及新世纪以来以提高执政能力、治理能力为梯级的二次转型等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周建勇指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适应性转型”模式，其根本特征体现为延续和变迁这两大主题：作为一个开放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学习和适应的能力；与此同时，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延续性。

党内民主研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经典研究领域。丁辉指出，20世纪以来的西方党内民主研究主要围绕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第一，党内民主是否以及如何必要；第二，党内民主是否以及如何可以实现。前者涉及规范概念，后者着重经验事实。对这两个问题是予以肯定还是予以否定，就导向批判党内民主和倡导党内民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传统。丁辉重点归纳了倡导党内民主的学者所采取的五种研究进路：规范参与进路、沟通协商进路、法律实证主义进路、理性选择进路与系统分析进路。这五种进路都从不同程度回应了批判党内民主的研究者所提出的挑战，但也分别有着无法解决的理论缺陷。丁辉认为，两种理论传统及其所包含的研究进路，都有各自的理论优势与劣势，它们之间彼此交锋的关键所在，是党内民主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四组重要的张力关系：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定位；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的冲突与共存；党员参与与组织效率的消长关系；党内民主在规范和现实之间的发展两难。由于这些张力关系的必然存在，结果导致不同政党的党内民主化水平会出现分化。不是所有的政党都能够达到适应党内民主的最优化，也不是所有的政党都愿意实现这种适应的最优化。丁辉指出，如同现代国家民主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一样，民主化并不保障国家能力的提升，而党内民主也不是政党在面临组织衰退的大时代背景下进行自我拯救的灵丹妙药，然而，更精确地说，民主是个问题频发的“好东西”，党内民主同样如此。因此，针对未来的党内民主研究，丁辉建议，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平衡前述几对张力关系，以及哪些政党的民主实践提供了建立更好平衡机制的经验，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批判—护教”这一两军对垒的格局之中进行重复性研究。

第三个版块是政党研究方法。何俊志的问题意识集中在如何测量政党体系这一问题上。通过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党体系测量方式有关文献进行跟踪，何俊志认为，将政党体系进行精确测量的学术进展，可以概括为三条研究对话的脉络。第一条脉络是从数量到指数，即放弃粗陋、笼统的计数方式来划分政党体系，转而发展出一系列公式化的测量指数，以求实现测量的精确性。但是，指数化测量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一是对象层次过于单一，往往局限于议会中的政党分布，二是没有考虑时间变化。第二条研究对话脉络的发展聚焦于解决时间维度的问题，从测量静态体系到转向测量动态变迁，分别建立在总体和个体两个层次上系统测量政党体系变迁的指标体系。何俊志认为，这一研究进阶的努力在理论上开辟了新的空间，不仅对各国政党体系的长时段变迁提供了更为精确和多元的描述模式，而且为政党体系变迁的社会结构决定论和选举制度决定论之间的竞争性解释提供了更为多元和严密的论据。第三条研究对话的脉络侧重于丰富测量对象的维度，从原先的一维测量发展到多维测量，涵盖了选区和议会这两个选举制度上的维度，也纳入了意识形态重心、意识形态分化等维度，有利于深入解释各种政党体系指标之间存在差异的根源，且可以从“国家—地区”“政党—政党”“国家—国家”等多个维度对政党体系进行描述和深入比较。何俊志指出，如何将政党体系的精确测量与政党联盟研究相结合，以更为准确地解释现实政治的运行，同样构成了政党体系测量相关成果推动理论更新的一个新兴领域。

第四个版块是非西方政党体制研究。政党研究需要比较的视野，正如张春满所指出的，比较的视野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张长东等、闫健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把比较的目光放在了威权国家的政党制度上。张长东等的视角侧重政体的非民主性，闫健的视角则侧重政党体制的非竞争性。张长东等从政党组织、政府中的政党和选民中的政党这三个层面上来展开梳理，指出威权体制下一党制能够延续，主要是因为其专制统治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其一，精英之间实现了权力分享，而非产生分裂冲突，因为后者将导致威权主义崩溃乃至民主转型；其二，该政体对大众实现了成功控制。张长东等指出，威权主义韧性视角提供了新进路，新资料、新变量、新方法也被纳入进来，大大改变了对于威权主义体制下政党制度的研究。与此同时，威权主义政党研究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亟待学界推进，一是突破不足，针对早期的一些经典研究命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和发展，二是对威权政党的制度主义解释依旧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困扰。张长东等进一步指出，威权主义政党研究丰富了比较政党制度研究，在指出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下政党功能和运作模式的区别的同时，也指出了二者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其内部组织和政党联系民众的模式方面。另一方面，对成熟民主国家当年的庇护主义的盛行及其消逝的研究，也会对威权体制下政党和选举的研究有所启示。

非洲政党研究是比较政党研究亟待加强的领域。闫健提醒我们注意把握一党制对理解非洲政治的重要性。虽然随着大多数非洲一党制国家卷入了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转型学成为显学，而西方学术界对于非洲一党制国家的研究逐渐式微。但是，通过对非洲一党制国家出现的原因、功能、实际运作以及治理绩效等研究问题进行梳理，闫健认为，对于非洲政治研究者而言，非洲一党制国家所彰显出的非洲政治的深层次特征，依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探究价值。首先，一党制国家的兴起与衰落凸显了非洲大陆国家构建的结构性难题。其次，一党制国家也彰显了非洲政治的非正式性特征。非洲政治的非正式性与非洲大陆国家构建的困难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缺乏对社会的强大渗透能力的情况下，国家只能选择与既有的社会权威达成妥协。第三，非洲一党制国家也反映出非洲各国政治精英的实用主义倾向。一党制留下的制度遗产，例如新家长主义体系与非正式规则的主导地位等，都依旧制约着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而如何超越一党制的制度遗产、应对非洲大陆国家构建的结构性难题并最终改善非洲国家的治理绩效，仍将是决定非洲国家民主前景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