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与健康中国

中国福利国家的重建：增进市场、激活社会、创新政府^注1

【摘要】  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大转型的时代，福利国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依然是一个忌讳。这一方面是出于对福利国家的误解，另一方面是忌惮于行政机制的主宰对社会经济生活所产生的负激励。但是，行政化并非福利国家的本质特征，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也可以在福利国家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福利国家建设并不一定与市场化建设相悖，也不一定会有损于市场运行的效率，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社会。正如市场机制本身有多样性一样，福利国家的制度结构也有多样性。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建设一个发展型福利国家，使之成为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是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  发展型福利国家  积极社会政策  能促型国家  社会发展主义  治理创新

Abstract  During the time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welfare state is still a taboo among Chinese elites. This is the case because of mispercep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on the one hand and of negative incentives cast on socioeconomic life by the dominance of bureaucratic mechanism. However, bureaucratization is not a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market and community mechanism could play active roles i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Building a welfare state may not be incompatible with market building, and may not be harmful to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market; and this point is the same with community mechanism. As there are varieties of market economies, there are varieties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Imposing active social policy and building a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the social infrastructure for market economy and civil society is becoming the social ba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Key　words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Active Social Policy, The Enabling State, Social Developmentalism, Governance Innovation  

中国发展模式亟待转型，这一点已经成为政学精英的共识。然而，在有关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知识精英论说中，福利国家是基本上缺位的。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不管其意识形态取向根源于何处，哪怕是新旧凯恩斯主义、新旧国家主义抑或新旧马克思主义，很多中国知识精英在谈到“福利国家”之时，却都会突然变脸，一下子变成了奥地利思想家米塞斯（Ludwig H.E.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的同道，要么如米塞斯那样彻底否定福利国家（Mises，2010），要么如哈耶克那样基本上反对福利国家，只是仅仅在最低保障的意义上勉强承认福利国家的正面意义（Farrant & McPhail, 2012：94—105）。诸如“福利国家危机论”、“福利陷阱论”（黄益平，2012：28—29）、“福利国家养懒汉”（郑功成，2013：2—10）等说法，大行其道。更有甚者，明明中国在福利国家建设方面始终存在着“低福利”和“负福利”并存的现象，距离所担忧的“福利国家陷阱”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但却有很多人，包括著名的“左派”人士，都时常痛斥福利国家的危害性（秦晖，2013：4—24）。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始终奉行经济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将施政重心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之上，甚至将政权合法性建基于政府的经济绩效（龙太江、王邦佐，2005：169—175；杨宏星、赵鼎新，2013：16—32）。尽管在社会建设上并非无所作为，而且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政府在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上付出了巨大努力（Gu & Kelly, 2007：201—224），尤其是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正是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建设。可是，在施政理念上，中国发展主义始终缺少社会发展主义的要素，而福利国家建设从未在发展战略的议程中占据核心位置，甚至连“福利国家”这个词也在公共政策的论说中或明或暗地成为一个忌讳。

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的转型都需要有社会政策的维度，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有必要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统筹起来加以考虑。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根本不必讳言，就是重建一个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福利国家（顾昕，2013：28—34）。或者，借用欧洲社会政策学者习惯的表达方式，建构一个“社会中国”（岳经纶，2010：51—62；　2016：37—42）。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界至少需要在如下三个领域使出洪荒之力，即发展型福利国家的可能性、社会发展主义的多元理念基础和福利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亦即如何通过治理模式的创新使福利国家以增进市场、激活社会的方式运作起来，才能为重建中国福利国家创造必要的智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