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  清学史的研究视角

在清末民初一辈学者中，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的学术史著述相对系统翔实，影响力也在他人之上，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作为清学之子，他们对清学史的关注亦颇引人瞩目。当然，关注清学史并非他们的专利，这是在清学滋养下成长的一代学人共同的学术取向，也是当时社会、学术大背景下出现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旅程，所处的环境和所承袭的学术渊源不同，所受到的教育和学术训练亦不同，加之时代因素的作用，关注与研究清学的出发点自会存在差异。在这方面，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的各自情形便能说明问题。

一、基于自身学术渊源的研究

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主体，必要的经学训练大抵为学人读书、治学的起点，故学有所成者多具深厚经学基础，以此触类旁通。只是经学流派不一，各有渊源，学人师承有自，所成之学便多姿多彩，各有千秋。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的为学经历即是如此。

章太炎出身于经学世家，外祖父朱有虔和大哥章篯是先后对他进行经学启蒙教育的严师。章太炎后来回忆道：“外王父海盐朱左卿先生讳有虔来课读经。时虽童稚，而授音必审，粗为讲解。课读四年，稍知经训。”“时闻说经门径于伯兄篯，乃求顾氏《音学五书》、王氏《经义述闻》、郝氏《尔雅义疏》读之，即有悟。自是一意治经，文必法古。”^注155章氏自幼即在文字音韵方面受到严格训练并打下了良好基础，从而能一窥经学堂奥。为了全面了解清代经学成就，1886年开始，他通读了汇辑清人治经著作的《学海堂经解》和《南菁书院经解》，使其治学有了较高起点。

1890年，章太炎离家进入著名的诂经精舍，学习如何准确地训释诸经疑难字句名物，以阐明经文本义。此时精舍正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俞樾学术成就以研治群经与诸子最为突出。他之治经，虽一意追随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依王氏律令”，但并不拘泥于此，视野开阔，“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注156。所以他追踪王引之《经义述闻》而作的《群经平议》以及其他说经著作，既遵循乾嘉学者重在研究声音文字的旧则，又吸取道光、咸丰学者寻求微言大义的长处，即本着古文学者治学规则的同时，不排斥今文家的某些说法。俞樾的诸子学成果主要体现在《诸子平议》上，重点在于通过字句疏解，使人们能够阅读这类古代典籍，进而印证儒家经义。这种做法，客观上推进了诸子研究。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整整七年，受俞樾的影响很深。他研讨群经与考论诸子，在在皆有乃师之风并光大之，他早年重要的经学著作《春秋左传读》，便是一个例证。《春秋左传读》通过诠释《左传》中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和疏证《左传》体例、叙事所蕴含的本义，以及列举周、秦、两汉文献中袭用、引用或采用《左传》的情况，辨明《左传》并非刘歆伪造，《左传》传授系统亦非向壁虚构。很显然，该书表现出较多的古文经学倾向，与诂经精舍尚古文的学术立场相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公羊学的观点也采纳了不少，如论证孔子作《春秋》是“立素王之法”，是为了“改制”，声称“《公羊》有改制之说，实即《左氏》说也”^注157。章太炎后来亦自认：“余初治《左氏》，偏重汉师，亦颇傍采《公羊》。”^注158可见，他与俞樾类似，在古文经学基础上兼容今文，并无狭隘的门户之见。至于诸子研究，他在俞樾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从《膏兰室札记》到《訄书》中《尊荀》、《儒墨》、《儒道》、《儒法》、《儒侠》、《儒兵》、《独圣》诸篇，他力求通过诸子学的研究，打破儒家思想独尊地位，较之俞樾借研讨诸子来印证儒家经义，不啻是个飞跃；而且他从诸子学入手向下延伸，一步步系统探讨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开启学术史研究之风，更是俞樾无法企及的。

有学者认为，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关系，可以用“论学殊”、“革政同”来概括。所谓“论学殊”，体现在章、康经学主张的不同，即章太炎恪守古文经学立场，而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注159但从前述章氏在诂经精舍所受俞樾熏染和作《春秋左传读》的情形来看，很难把他断为古文经学者，至多只能说他主要接受了重文字训诂典章名物的古文经学训练，学术底色由古文经学构成，而在此基础上又兼容今文经学，摒弃了传统的经学门户。不过，他后来在《自述学术次第》中又曾自称：“余治经专尚古文”^注160，给人以古文经师的印象。一些学者亦认为他后来改变了早年的立场，皈依了古文经，重建了经学门户。这种看法仍是从传统的经今古文之分与家法来看待他的学说，实则与其本意不符。对章太炎而言，并非完全是以传统经师的眼光看待经今古文，他心目中的“经”实为一广泛概念，即“经之名广矣。仲尼作《孝经》，汉《七略》始传六艺，其始则师友雠对之辞，不在邦典。《墨子》有《经上、下》，贾谊书有《容经》，韩非为《内储》、《外储》，先次凡目亦楬署经名。《老子》书至汉世，邻氏复次为《经传》；孙卿引《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道经》亦不在六籍中。此则名实固有施易，世异变而人殊化，非徒方书称经云尔”^注161。这就是说，所谓“经”，便是今人所言之“经典著作”，非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圣贤之书。进而言之，“经”即是历史文献。章太炎是清末持“六经皆史”说最力之人，他曾说过：“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注162这反映了他将经书视作历史记录，不把经书神秘化的平实态度。既然经书是经典之作和历史文献，可以作为一门学问来研讨，那么它的真实性与可信度便至关重要了。从文献角度来说，比起讲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重文字训诂典章名物的古文经似更可信，所以章太炎在申明“余治经专尚古文”的同时，又强调“余以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注163。这显示出他心目中的“经”是相对可信、能作历史文献用的古文经。结合章氏不把经书神圣化，不以传统经师眼光看待经学的立场，这一将今文经排斥在外的表述，便不能视为是皈依古文经、重建经学门户的表现。实际上，他与康有为之间的争论，“并不是站在古文经的门户之见之上，而是要维护历史”。因“六经都是历史，但康有为那批今文经师认为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即以古史为伪，而今文家又重微言而轻事实”^注164。当然，章、康之间“有着‘主兼融’与‘主门户’的差异。但在章太炎主‘兼融’、反对今文家说的背后，更有着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存亡续绝’的深层关怀和长远计虑”^注165。

正由于有着相对超脱的立场看待今古文和视经书为历史记录的较客观的学术态度，所以章太炎在回顾以经学为主体的清学史时，所采的研究视角大体是公允、平实的，对各派学术、前辈大师的评价能表现出近代学者具有的科学精神（至于因政见因素而对今文家多所指责，是另一问题，容后另叙）。如他对吴、皖分际的见解，“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注166，颇得时人与后人的认同，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客观平实之论。再如他对本师俞樾的评价，在充分肯定俞樾的学术成就的同时，也不客气地指其“不能忘名位”，“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注167，这种不为师者、尊者讳的理性态度，在学术史的回顾与研讨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任何学者所做的学术工作都不可能与其所承袭的学术传统和所受到的学术训练脱节，章太炎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学术基础由古文经学奠定的学者，他在评估清代学术时，自然较多地注重古文经学的地位和作用。

与章太炎相类，刘师培亦出自经学世家，学术基础由古文经学奠定。刘氏是江苏仪征人，世居扬州，家学渊源深厚。从曾祖刘文淇起，其家世传经学，以治《春秋左氏传》而闻名，属“扬州学派”重要成员。刘师培自幼濡染家学，开蒙便从母读经书，8岁学《易》，12岁读毕四书、五经，15岁前后治《晏子春秋》和学《毛诗》郑笺、《尔雅》、《说文解字》诸书，并大量阅读周秦典籍，打下了非常好的国学基础。加之聪颖过人，勤奋刻苦，随着年龄增长，功力愈益深厚，“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注168，“笃嗜左氏春秋，研经而外，并及子史”^注169。到1903年（20岁）大量写作和发表著述前，刘师培已经对家学风格颇有了解，知晓《左传》旧注旧疏的源流和古文经学的传承，于经、子、史皆有深厚的探索兴趣，并认同扬州学风，欲负起弘扬家学乃至扬州学术的大任。

扬州学术的一个根本特色是“通”。张舜徽先生曾说：“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注170所谓“通”，也可解释为兼容并包，即既能包容不同的学术流派和不同的观点、方法，将其融会贯通；又能打破门户，以开阔的视野看待学术问题。这方面例证很多。从经古今文分际来看，扬州学者以古文经的研讨为根本，但不自设畛域，而是将某些今文学者如凌曙等也包容其中；其主要代表汪中、焦循、阮元等皆不讲门户，汪中做了不少融铸各家、疏明大例的工作，焦循竭力反对考据、汉学、宋学这一类名目，很想荡除这些狭隘名词，使学者不囿于门户，不执于一端，阮元也表现出折中汉宋、二者兼采的倾向。有了这样一种学术胸怀与眼光，自然使得扬州学者之学大气磅礴，往往有集大成的成就。

扬州学风对刘师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开阔的视野熔铸各科，二是以超越的眼光看待清学。

作为国学大师，刘师培的学术建树不仅体现在家传左氏之学上，更主要的还在于他对经学、小学、校勘学的融会贯通以及对子学、史学、文学的通盘研讨上，《经学教科书》、《读左札记》、《正名隅论》、《小学发微补》、《古书疑义举例补》、《庄子斠补》、《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等皆是他兼采众长的代表作。即如经学言之，他虽以古文为宗，但非那种一味拘泥固守的经师，而是倡为“通儒之学”，他曾说：“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旁通诸经，兼取其长者，通儒之学也。”而且认为：“汉初经学，初无今古文之争也，只有齐学、鲁学之别耳。凡数经之同属鲁学者，其师说必同；凡数经之同属齐学者，其大义亦必同。故西汉经师，多数经并治。诚以非通群经，即不能通一经也。盖齐学详于典章，而鲁学则详于故训。故齐学多属于今文，而鲁学多属于古文。观《白虎通》所采，以齐学为根基；《五经异义》所陈，则奉鲁学为圭臬。曷尝有仅治一经而不复参考他经之说哉？后世儒学式微，学者始拘执一经之言，昧于旁推交通之义，其于古人治经之初法，去之远矣。”^注171基于此，他在治经时虽偏重古文，实亦左右采获，不抱残守缺，尤其不屏斥今文，在《中国民约精义》第一篇、《攘书·夷裔篇》以及《周末学术史序》的部分篇章中都援引了《公羊》学说以发挥己见。除了兼采今文说外，他对宋元明人之经说也不一笔抹杀，能看到它们的长处，“宋明说经之书，喜言空理，不遵古训，或以史事说经，或以义理说经，虽武断穿凿，亦多自得之言”^注172，“或义乖经旨，而立说至精”^注173。可见，他虽不赞成宋明人说经之书，但重视其中的创造性见解。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继承与发扬扬州先贤之学的同时，刘师培还有体现时代特征、超越先贤的新成就，即中西交融之学，这表现在他吸纳西方社会学，使之与中国传统小学交融互释^注174；采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念，释某些中国历史现象^注175等等方面。所有这些均表明，刘师培的学术研究深得扬州学术之精髓，即长于会通，兼容并包。在这个意义上，他完全可称得上“扬州学派”之殿军。

另一方面，在回顾清学史时，与其所承学术传统、所具学术眼光相一致，刘师培基本能持超越立场予以研讨和评估。清代学术中有两个问题至为关键，一为汉宋问题，一为经今古文问题。前者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与《宋学渊源记》以述之，但因站在汉学家立场立论，主观成见深，偏颇之处所在皆是。刘师培对此很是不满，批评道：“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江氏均未及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注176所以，他写出《近儒学术统系论》一文来概括清学流派及其衍化过程，欲补江著之不足。该文把清代学术大体分为理学、汉学、史地之学等几类，但并未像江藩那样把学者强分汉宋，而是根据清学发展实际，据实以论。尤其在论及理学（宋学）时，刘师培并不以汉学家之身随意贬斥，反而取兼容态度，与阮元等扬州先贤的调和汉宋一脉相承。在经今古文问题上，刘师培本着治经时倡“通儒之学”的一贯精神，破除门户之见，对清代今文经学者的建树不一概抹杀，有时甚至取赞赏态度，如对今文经学家戴望用《公羊》说诠释《论语》之书便曾大加赞扬。^注177当然，他不排斥清人的今文经说，仅只限于经说本身，认为可与古文经说并行不悖，而对今文经学家视古文经为伪造以及孔子托古改制之说则持反对立场，如他所撰《汉代古文学辨诬》、《论孔子无改制之事》等文，便为批驳廖平《今古学考》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而作。作为根本出处在古文经的学者，评估清学时不斤斤执于汉宋之别与经今古文之分，基本做到以超越眼光看待学术问题，是难能可贵的。自然，与章太炎类似，古文经学的根基使得刘师培更多关注清代古文经学者的成就，这或许有偏颇之处，但合于学术逻辑。

与章太炎、刘师培不同，梁启超并非出自经学世家，但亦自少年起即受到良好的经学训练。他自幼聪颖，被视为“神童”，启蒙教育主要由父母和祖父来完成，8岁即能学作八股文，11岁便中秀才，此后即以秀才资格入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由经学大师、前两广总督阮元所设，以治经学为主，学生又称专经生。梁启超中秀才前主要是钻研八股文，进入学海堂后便转向经学的学习与研讨了。在近五年的求学中，他接受了文字、音韵、训诂、考释、辑佚、辨伪等汉学研究手段的基本训练，并阅读了《皇清经解》等清人的经学研究著作，大致掌握了乾嘉汉学的要领，这为他打下深厚的古典学术根基，使他具备了较广博的学术知识和基本的治学方法。他后来的学术成就，显然得益于此。

虽然在学海堂的学习为梁启超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但他某些重要学术观念却是在随后跟从康有为的学习中形成。1889年，梁启超得中举人。1890年，他结识了陈千秋，并通过陈的引介拜见了康有为，为康氏魅力所吸引，遂退出学海堂，拜康氏为师。在追随康氏学习的数年间，尤其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梁启超对康氏的政治抱负与学术主张有了全面了解和认同，这对他后来走上维新变法之路和从事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仅就学术研究而言，两方面因素至关重要，一为今文经学的熏陶，二为学术源流的研讨。

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在早年是今古文杂糅的，但在梁启超向他求学时他已确立了今文经学信念，所以他的授课内容以今文经学为纲，首先让学生读的是《公羊传》、《春秋繁露》等今文经学经典。通过这种修习，梁启超学到了系统的今文经学知识，对于康有为所力倡的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之义深信不疑，而且因才华出众，分担了康氏《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校勘与分纂工作。^注178

今文经外，康有为在讲学中非常重视学术源流的阐发，现存康氏讲学笔记《康南海先生讲学记》、《万木草堂口说》中，这方面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注179，而弟子们最欢迎的也是这类课程。梁启超之弟梁启勋曾忆及：“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学术源流’。‘学术源流’是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源流派别。……每个月讲三四次不等，先期贴出通告，‘今日讲学术源流’。先生对讲‘学术源流’颇有兴趣，一讲就四五个钟头。”^注180梁启超本人亦言：“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注181显然，康有为对学术源流的看重，给梁启超以较大启示，梁氏后来系统研究中国学术史，探讨从先秦迄于清代的各代学术源流，康氏的影响至为关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虽在其师的熏陶下关注学术史的研讨，但对学术史上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却与其师颇不一致。^注182之所以如此，乃因梁氏后来思想、学术观念的转变。从随康有为学习到1896年办《时务报》之前，梁启超几乎一直跟在老师后面亦步亦趋，所阐述的基本都是老师的思想主张。从担任《时务报》主笔起，梁启超开始主张民权，逐渐形成一些与老师不同的思想观点，尤其在结识严复接触到西方进化论学说后，他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不再津津乐道公羊三世说，也不再热衷于今文经学家力倡的“伪经”、“改制”说，正像他本人所言：“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注183可见，在学术思想上，梁启超并不执于一端，渐渐放弃了今文家说。仅此，便使他与其师在看待学术史上的一些问题时见解不一，分歧愈大，“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注184。

正由于梁启超“无成见”，不主门户之说，所以他在论述清学史时基本能持客观求实的科学态度，对各派学术公允以论。仅就最富争议性的乾嘉汉学与今文经学而言，他在先后几部著作中均对乾嘉汉学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尤赞赏其“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研究方法，并以此为据分出了吴、皖两派之高下，其结论颇为后人认同；对今文经学，他既充分肯定它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尤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也不客气地指责包括其师在内的某些今文经学者之短，不为尊者、师者讳。当然，作为出自今文经学的学者，他脱离今文经学门户看待清学是有个过程的，这从他较早时的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与晚年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比较中可看得很清楚。

总之，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在学术上均渊源有自，章、刘二人的学术底色由古文经学构成，梁曾受到今文经学的极大影响，但他们皆摆脱了传统经师的角色，基本能以近代学者客观求实的科学精神看待清代学术。这一点至为关键，它构成了今人研究的前提，即无论透过章、刘、梁的视角研讨清代学术，还是接续他们从事新的探讨，都有了稳固可信的基础，具备学理上的必要条件。

不过亦需指出的是，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虽摆脱了传统经师角色，但因学术上师承有自，门派不一，在面对具体学术问题，特别是面对与己相异的学术流派时，意气用事的主观判断便不能全然避免，褊狭之论必出，如果与现实问题、人事纠葛等相关，就更是如此。这方面较典型的例子如章太炎对龚自珍、魏源的斥责^注185，梁启超对自身参与其中之晚清今文经学运动的过分揄扬^注186，等等。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种偏见，反映的是近代学者不完善的主观意识，属人性之常，学理上指出和分析即可，不必求全责备。

二、基于时代因素的研究

任何学者都不是在真空里从事学术研究的，时代环境对学者的影响与制约不可避免，在这方面，人文、社会学者更甚。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在回顾清代学术时亦无法摆脱所处时代的制约，时代因素对他们的研究视野起着规范与调整的作用。当然，作为拥有深厚学术渊源且博通古今的大学者，章、刘、梁三人皆有超越时代的识见与成就，但这种超越是有条件的，是植根于时代基础上的超越。

清末的中国，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两大因素至关重要，一为政治局势的走向，二为学术新潮的蜂起。

如前所述，在有识之士眼里，此时的中国，政治上的主题是救亡图存。如何救亡，道路不一，根本差异在于是走保存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的维新之路，还是走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之路。两条道路的不同，意味着对现存政权的评价不同，采取的变革方式也不同。

章太炎、刘师培都是革命派在思想理论领域的重要代表。最初，章太炎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主张是坚决支持的。戊戌变法失败后，章太炎日渐不满康、梁的维新保皇立场，逐步转向倡导革命。1900年8月初，章太炎剪去作为对清王朝忠顺标记的长辫，并撰写《解辫发说》，以明与清王朝决绝之志，毅然走上革命之路。此后，他陆续写出《客帝匡谬》、《分镇匡谬》、《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排满平议》、《定复仇之是非》等革命檄文，揭露满清政府罪恶，主张进行以“反满”为旗帜的民族革命。刘师培走向革命是在1903年。这年他科举失利后来到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一干革命志士，受他们影响，思想趋于激烈，“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遂更名‘光汉’”^注187，随即投入革命宣传阵地，出版和发表大量鼓吹排满革命之著，如《论留学生之非叛逆》、《黄帝纪年说》、《中国民约精义》、《中国民族志》、《攘书》、《论激烈的好处》、《普告汉人》、《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成为“激烈派第一人”。

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随后创刊《国粹学报》，国粹派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刘师培加入其中，成为主将之一。章太炎此时虽在狱中，但仍成为该派的精神领袖。该派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注188，故极重视对中国历代学术源流的探讨。而且作为革命派的一翼，该派成员在排满革命风潮兴盛之时“研究国学”，显然有彰扬民族气节，助益排满革命的用意，于是，民族主义或曰种族主义成为其论学的支点之一。

排满革命与国粹主义的结合，使得章太炎、刘师培研究清学史时，既有将其作为纯学术系统考索的一面，又有浓重的现实关怀成分，亦即以民族主义立场看待清学。刘师培在表彰扬州学者孙兰时，指出：“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也。”^注189这句话便宣示了这种民族主义的论学原则。遵循此一原则，章太炎、刘师培往往把清儒的“出处大节”即民族意识看得高于一切，如章太炎对清初大儒汤斌、李光地贬斥甚多，称汤斌治学“终身无自得。特工为剽取，调和朱陆间以自文”，说李光地之学完全是窥人主所尚，“其习业因时转移”，“傅会得人主意”，^注190所以如此，盖因汤、李皆替清廷效力，于是在章氏眼里学术上便一无是处。刘师培推崇全祖望，则因全“未尝一日忘明也”，“留心明季遗闻，以表章节义为己任”，“后人以儒林目之，岂祖望之志哉！”^注191不仅如此，排满革命的政治立场还与当时的学派之争有牵连，某种程度上，这一牵连对从民族主义视角看待学术起到了强化作用。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革命派中的学者大体以受古文经学训练者为主，而维新派则基本为今文经学健将。如此一来，政见纷争即不可避免地与学术立场纠结在一起，回顾清学史时便有了一些情绪化的看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章太炎对晚清今文经学者的估价。章氏对出任清廷官吏的龚自珍、魏源评价很低的同时，对亦为今文经学家的戴望却评价较高，说他“中更丧乱，寄食于大盗曾氏之门，然未尝仕。观其缀述《颜氏学记》，又喜集晚明故事，言中伦，行中虑。柳下、少连之侪也”^注192。此种评价，盖因戴望不仕清朝，耿介自守。这些言论，实际上针对的是保皇媚清的康有为。

平心而论，从民族主义角度评价学者，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学术毕竟不等同于政治，局限于此看问题，不可避免会产生片面性。可贵的是，作为一代大学者，章太炎、刘师培超越性的眼光是具备的，所以他们论清学时并未完全囿于民族主义的视角，主要还是以学术的标准看待学术。

与章太炎、刘师培不同，梁启超是维新派的代表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曾一度倾向革命，甚至认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大革命、大破坏，颇为其师康有为所不满。但在1903年底漫游美洲新大陆回到日本后，他还是将迈向革命的脚步收了回来，回归保皇立场。他连续发表了《敬告我国民》、《论俄罗斯虚无党》、《新大陆流记》、《答和事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文章宣扬其主张，并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与以《民报》为阵地的革命党人进行了大辩论。他反对革命派所主张的“社会革命”论，提倡“政治革命”，鼓吹“开明专制”，实即“革君主专制而为君主立宪”。他虽也对清廷及慈禧太后不遗余力地进行鞭挞，对专制政治无情地加以批判，但却执着于保皇，拒绝反满。

有了这样的政治主张，梁启超论清学时自然不像章太炎、刘师培那样强调“种族之界”，尽管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亦有以民族气节与经世致用为标准品评清代学人之处，如对顺治、康熙年间以明遗民或处士终其一生之学者的推崇等，但这样做仅因写此长文时（1902—1904年）梁氏正倾向革命，写作意图中含有欲通过学术思想史的演述，探寻中国致衰之因及所以复兴之道，从而振兴国家的旨趣。^注193此后随着他政治立场的转变和学术上的日趋成熟，他便不再把民族主义视为论学基点。到1920年写作《清代学术概论》时，梁启超意识到站在政治立场上研究学术史，不免会夸大或漠视某些事实的意义，便对当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有所检讨，说：“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注194所以，《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为超越民族主义立场之作。

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外，当时进步人士在政治上的另一诉求是摆脱专制统治，实现民主与自由。这种诉求在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的政论中都有体现，在他们的清学史著述中也有间接反映，即民主性原则亦是论学角度之一。不过在异族统治的大前提下，民主性原则往往与民族主义立场纠结在一起，其表述不及民族主义鲜明，而且在章太炎、刘师培那里，民族主义总是第一位的，如章太炎在谈及黄宗羲时，认为其“重人民、轻君主”的主张“固无可非议”^注195，但因其著述中很少阐发被章氏视为头等重要的“历史民族”思想，所以未能得到章氏的高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与学术虽有多重关联，政治局势及其走向虽影响学术研究进程，但学术毕竟有其自身逻辑和独立性，并非全由政治左右。清末，学术新潮的蜂起众所瞩目，成为政局之外主导学术进程的关键因素，亦是影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研究取向的重要因素。

所谓学术新潮，其核心是西学的涌入及所引致的中西交融之学的出现。在这方面，严复功莫大焉，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亦不遑让，尤其在学术实践层面（尽管个中情形不一）。

章太炎、刘师培都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传人，但在吸纳西学方面不落人后。在诂经精舍期间，章太炎已经读过一些含有天体演化学说、生物进化学说的西人著作，并在《膏兰室札记》中运用这些学说来疏证《庄子》、《淮南子》中的一些论述，此后又陆续译述了《斯宾塞尔文集》、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等西学著作，对西方社会学说有了较充分的了解与认识，尤其斯宾塞学说对其文化观的形成起着奠基作用。刘师培也是自少年起即接触西学，在家乡扬州时“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注196。到上海登上学术舞台后，更是在中西学术交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著作《攘书》、《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等，以及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代表的几部教科书皆大量征引西书，吸纳西方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各学科成果，其中进化论学说对他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章太炎与刘师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学术根基皆为中国古典学术，他们之交融中西，其出发点即由此。所以他们虽时以中学比附西学，但最终目的仍在阐释中学。这也是国粹派学者治西学的共同特点，就像《国粹学报》发刊辞所表明的，要“借西学证明中学”^注197。有了这样一种目的，章、刘对西学的接受便不以介绍为主了（与严复相对照），而是力求运用西说疏证或诠释中学，以完善自身的学术体系，如章太炎的齐物哲学，刘师培之引入社会学改造传统小学，等等。在论清学史时，这种视角同样存在。章太炎读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后，对其“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一点颇有心得，从而发现惠栋、戴震的文字训诂，也有类似功用，“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藉以发见。……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即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何者？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音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中国寻审语根，诚不能繁博如欧洲，然即以禹域一隅言，所得固已多矣”^注198。这样，对惠、戴学术的评价较之就中学论中学者便深了一层，而且使惠、戴学术的现代意义凸显出来。刘师培在论颜元之学时，认为它必有吸纳西学之处：“有明中叶，西教益昌，士习其学，尊为西儒，故宣教之徒聚萃辇毂重地，以西法相授。习斋先生生长博野，地迩燕京，吾意先生壮年必亲炙西士之门，备闻绪论。事虽失传，然证以先生所学，则礼、乐、射、御、书、数外，并及水、火、工、虞。夫水、火、工、虞取名虽本于虞廷，引绪实基于皙种。……先生生明代鼎革时，崇此四科，默契西法，用则施世，舍则传徒，律以古代学术，则道艺并重。”^注199这种角度的阐发，使颜元之学得一新解，即颜元之学不仅是世所公认的“复古”之实学，而且是吸纳西学之长的“新学”。有了这样的认识，刘师培的颜学论自是较同侪为高。可以说，西学这一新视角的引入，使学术史的研讨充满时代意义，能在前人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与章太炎、刘师培一样，梁启超也是自少年时代起即接触西学。在随康有为于万木草堂读书时，有关的西学课程如声光化电、史地律例等的学习，以及对《格致汇编》等杂志的阅读，使梁启超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1896年梁氏在上海办《时务报》，得与严复有许多思想上的交流，这令他对西方思想、学术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有机会大量阅读西学书籍，以致各种新思潮“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注200，思想观念为之一新。有学者认为，正是在日本办《新民丛报》期间，梁启超“大胆地以西方思想为参照，重新阐发中国学术中有近代价值的思想，从而形成了既与康、章相近又与他们相别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学术思想”^注201。

与章太炎、刘师培以学术名世有所不同，梁启超主要以思想名世。作为思想家，他更看重思想体系与宏观架构。所以，在受西学多年熏陶后，他所完成的清学史著作往往有思想先行的特征，基本是搬来西方思潮史的框架，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所言：“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注202《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与《清代学术概论》都是在“文艺复兴”的叙述框架之下完成，梁氏所关注的清学史也就成了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以复古为解放”之历史。梁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大体摆脱了这一框架，但痕迹仍存。有人说“梁氏最著名之《新史学》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以日人所著为蓝本”^注203。此说值得商榷，“就观念架构而言，日本的影响显而易见，但这方面情形较为复杂，因为日本学者的有关论著，时常依据中国学者的著述，而梁启超也可以读到原著，行文又极少注明出处，分清源流，甚为不易”^注204。无论如何，梁启超在日本时，总归受到经由日人传播的西方学说的影响，以致把整个清学史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拟，其立足点确系“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了，与章太炎、刘师培之立足于中学借用西学，明显有别。虽说中西思想、学术发展各有其途，遽相比拟，难免有浅薄之病，但也不能否认，这一视角的引入，会开启思路并带来别开生面的认识，裨益良多。所以，梁启超的这一做法自有其合理之处与意义所在，其价值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