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和对立：早期阶级社会的性质

佛教时代的印度城市虽然还很简陋，但从城市的社会构成已可以看出它比起简朴的乡村生活来要复杂得多。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和对立，正好反映在当时的正统和非正统的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里。佛教和耆那教都赞美城市文化，而正统婆罗门教徒则诋毁城市文化。城市的复杂结构为人们提供了多种的就业机会。例如，著名的医生耆毗伽是一个妓女的儿子，出生后就被抛弃。当人们把这个无名无姓的孤儿捡起来时，看见他还活着，就叫他“耆毗伽”（意为“活着的”）。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人，一旦在呾叉始罗学会了治病的医术，就赢得了名望、财富和地位。城市有各种谋生的人，做买卖发财的人和外乡人麋集的场所。在这里，财富是衡量人的地位的重要标准，出身和宗教地位相对来说则显得不那么重要。正统的婆罗门教徒总是担心城市生活不洁净。法典明文规定，居士们只有在乡村里，才能洁身信道，因此要尽量避免进城。 7 城市的文化，如使用文字，与婆罗门正统的口传心记的传统背道而驰，使他们感到威胁。反之，佛和他的弟子则把城市看作充满情趣和生机的地方。

阿难陀，京城里响着十种声音，它们是象的声音、马的声音、车的声音、鼓的声音、手鼓的声音、琴的声音、歌的声音、钹的声音、锣的声音，最后，是喊声“吃吧！喝吧！高兴吧！” 8

佛教和其他非正统教派不仅要在种姓关系松弛的城市里争取信徒，也要依靠城市的财富来生存。他们没有婆罗门那样的稳定收入，没有地产，也不能收取宗教服务的费用。佛教徒虽然主张脱离尘世，他们在大城市里化缘，乞求布施还是轻而易举的。城里乐善好施的居士长者也最愿意对佛和弟子们慷慨解囊。佛教传说中的给孤独长者在舍卫城附近为佛购置一所净舍。而这个祗园精舍的原主人不肯脱手，竟要给孤独长者拿出铺满园地的金币 9 才肯出卖。给孤独长者敬佛心诚，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佛本人常到王舍城、舍卫城和吠舍厘这些大城市去布道。佛和弟子们都是出色的行脚僧。他们沿着重要的商路，与商队为侣、结伴云游，随处布道。

尽管婆罗门教所代表的农村文化和佛教所代表的城市文化水火不容，城里的居士长者和乡下的居士长者照样联姻结亲；城里的刹帝利统治者和乡下的婆罗门照样用祭祀仪式互相标榜，抬高威望。刹帝利君主或王族、婆罗门、居士长者构成了这个时期的社会上层，他们被称作雅利阿。吠陀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即雅利安人和达萨的对立，也就是接受印欧语文化的部落与化外人民的对立，到这时已转化成雅利安人与首陀罗的对立；也就是居士长者、婆罗门、刹帝利君主或王族所构成的上层社会与下层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农业雇工与奴隶、手工业雇工和奴隶的对立。

以上的描述使我们看到一个由各种不同的切身利益的社会集团构成的鲜明的阶级社会。对于印度早期的阶级社会的性质，历史学家有过激烈的争论。典型的说法是，印度从古至今就是由一种自给自足的、停滞不变的农村公社构成的。村社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为社员服务的低级的种姓与主人构成世袭的依赖关系，也就是贾吉摩尼制度。这种印象主要来自英国殖民时期的人类学家们。他们在印度的某些地区（例如旁遮普地区贾特人的公社）看到这种公社，便推而广之，得出这样的印象。贾特人可能是10世纪以后才迁入印度的突厥人后裔，他们的农村公社或者是从中亚游牧时期的氏族公社发展起来的，或者是10世纪以后土地制度封建化的产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佛所生活的公元前6到前5世纪，没有证据说农村社会是由内部平等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构成的。吠陀后期的雅利安人部落就开始分化。以王族和婆罗门为一方，以平民为另一方的差别和对立就已存在。到了佛的时期，旧的社会上层变成了统治者，城乡经济的发展又产生居士长者这个新的社会上层集团。他们虽然不直接掌握政权，在宗教性的种姓制中地位也不太高，但由于它们拥有大量财富，在国家机器不完善的早期阶级社会中掌握着经济命脉，又有新兴的佛教、耆那教的支持，也就构成了上层社会的一部分。

阶级分化破坏了旧的氏族关系。农村中的居士长者，包括出身于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居士长者以及婆罗门祭司和刹帝利王族，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资源。农民以自耕农、佃农、分成农等形式耕种土地。这些都是土地私有制的各种占有形式。土地耕作种姓与服务种姓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木匠等农村工匠的收入往往是以日工资计算的。大地产的经营也要使用雇工与奴隶。当然，这些现象并不排除贾吉摩尼关系的存在。贾吉摩尼一词来自“雅吉摩尼”，意为祭祀发起人。居士作为一家之长，经常充当祭祀发起人的角色。他雇佣婆罗门祭司为他举行祭祀仪式，在仪式上分发礼品，表示对服务种姓的恩宠，强调家长制的神圣。从词源学上推论，贾吉摩尼关系在阶级社会初期就已存在，但还不能说这种制度在当时已发展成熟，形成固定的以主人家庭为中心的世代相传的关系。也不能排除同时存在的其他经济关系，如雇佣关系和使用奴隶。

商品经济的存在使村庄不可能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况。前面已提到，要使铁器这个先进生产技术应用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没有一个商品交流体系是办不到的。当时已出现大量的、正规的货币，证明这种交换的存在。城市的兴起与繁荣，以至于由此而来的城乡间物质文明和文化上的差别，也是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阶级社会共有的现象。城市不仅是君主和王族的都城和城堡，大多数城市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是商品生产和交流中心，控制着水陆交通干线和不同生态地区的交接点。总之，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停滞不前的农村公社不是印度北方的早期阶级社会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