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系

城市在印度河文明中，起着国家机器的作用。这个国家机器对广大的非城市地区的统治，首先是通过对经济生活的组织来完成的。印度河平原及其周围地区是一个完整的、规模巨大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包容了各种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生产方式利用分散的经济资源进行农业、手工业和牧业生产。在这个地区走向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农业生产的组织促成了国家机器的形成。而社会的阶级化和文明化，反过来又需要一个更为完善和复杂的经济体系来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

印度河流域城市的主要建筑多是用火烧砖砌成的。在摩亨焦达罗这样的大城市建筑完全用砖，而在中小城镇里砖的使用则限于洗澡房、厕所、水井、排水沟以及堤防、城墙的外层等。大小住宅的洗澡房和下水道都与城市的主要排水系统连接。要烧制这样大量的砖，需要从周围山区、林区运来大批木材做燃料，需要大规模的手工作坊来制造。烧制战争用的球形和三角形陶块以及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的各种质地和形态的陶器也需要这类燃料。城市里有各种作坊，砖窑、陶窑、染坊、各种金属作坊、蚌器作坊和装饰作坊。有证据表明棉花纺织也是在城市进行的。城市需要从毗邻山区获取多种资源来制造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包括制作工具用的铜和其他金属矿产品以及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发展所需的一些特殊产品，如用作交换和装饰的金、银，和用来制作奢侈品的天青石、红玛瑙、闪长石、滑石，等等。聚集在城市的大量人口需要农村地区提供食品和衣着的基本原料，如粮食、畜牧业产品和棉花等，都需要通过交换手段取得，这样形成了相应的商业和手工业体系。

由此看来，居住在印度河流域城堡里的统治者所控制的经济体系里有三个不同层次。第一个是位于城镇地区的商业和手工业经济区；第二个是沿着河流两岸的农业村落；第三个是在河间高地活动的牧业人群和山区森林中的狩猎采集部落。这三个经济层次的人民不仅从事不同的行业，处于不同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阶段，而且还有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

城镇中位置较低的市区，往往是商业和手工业的活动区。虽然在哈拉帕文明中商业的地位很重要，商人似乎并没有在统治集团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在巴纳瓦利城（今哈利亚纳邦）的发掘中，人们注意到，几座可能属于大富商的房子全都坐落在低市区。从这些房子里出土了印章、砝码，大大小小的储藏罐里存放着各种货物，包括粮食、珠宝等。用来烧制砖、陶器、陶制艺术品的窑，加工各种石料、宝石的作坊等手工业遗址也在低市区。还有一些手工业生产地点是与城市的居民区分开的。例如在现已干涸的加格尔河两岸，在城市文明的初期就有一些手工业生产地坐落在居民区以外，虽然相距不远。到了城市文明的高潮时期，遗址的数目大量增加，有45%左右是纯手工业作坊的遗址。当然还有一些手工业遗址和居民区是混在一起的。这些手工业有的专门烧制陶器、烧砖、烧小型陶制工业品，有的专门给彩陶上釉，有的冶制铜器。距摩亨焦达罗东北80余公里的苏卡尔是一个大石场。那里出产的石刀遍布哈拉帕文明遗址。专门手工业区的出现，说明在城市文明的成熟期，印度河流域已有明显的阶级分化，有明确的、大规模的手工业专业分工以及广泛的交流和贸易。在这些手工业作坊遗址上出土很多精巧的工具，有不少是铜或青铜制品，尤其是用来加工各种宝石和装饰品的凿、钻等，都是效率很高的工具。从出土的少量艺术品来看，印度河石雕和青铜铸造都有很高的工艺水平。石像多为人体雕像，青铜像有著名的舞女、牛车和动物像。从制成的印章、串珠等手工业品中也能看出高超的工艺水平。这些手工业区掌握着印度河流域最先进的生产技术。

第二个经济层次是农业村落。以加格尔河两岸地区为例，在这里印度河文明的居民点最密集，60%以上的哈拉帕遗址占地小于0.05平方公里，25%左右的在0.05平方公里到0.1平方公里之间，这些遗址大多是村落。分布在今哈利亚纳、旁遮普和古吉拉特邦的村落也多在0.05平方公里左右。这些村落几乎无一例外地坐落在河岸上，周围的农事和牧业活动范围不超过8公里到10公里。从表面看来，这样的地理位置便于村民们汲取生活用水，并可以得到灌溉之利。但是河水泛滥也经常给村庄带来危险。实际上印度河流域的很多地区地下水位很高，日常所需不一定要依赖河水，河边也没有发现大的灌溉系统。村庄建在河岸上主要是便于耕种河边的淤地。由于生产技术水平所限，很难开垦河流之间的广大丛林和灌木地带。而河边由于每年泛滥带来肥沃的淤泥，不需要清除高大的树木或盘根错节的灌木，用较为简单的生产工具就能轻而易举地耕耘。这些村落多为“铜—石共存”的遗址，石制农具在生产中仍占主要地位，而铜制品往往是工艺品或器皿，不是本地的产品。

这些农业村落虽然还沿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生产技术，在文化上却受到印度河城市文明的影响。村落遗址至今还没有经过较全面的发掘，但从普查的结果来看，很多本地的传统受到哈拉帕文化的改造，陶器等生活用品在造型和描绘上，风格与城市的出品类似，或者兼有当地的城市文化风格。例如在印度河流域上游的苏特累季河畔，许多村落遗址上遗留的哈拉帕文物与当地农村的文化代表“巴拉文化”共存。一些金银器皿等外来的产品，证明村庄也加入了印度河体系的交换系统。实际上，就是最基本的石制工具也可能是通过贸易交换系统从远方运来的。在卡拉奇附近的一个名为“阿拉第诺”村庄遗址上，考古学家进行了全面的发掘，找到刻有独角兽、公牛、犀牛和象等图像的典型的哈拉帕的印章。说明印度河的国家政权和商业网把这个边远村落也纳入了它的藩属。

在河间的灌木丛和草原地带以及边远地区的平原上，还存在着一些与城市文明同时代的营地式遗址。这些遗址遗留的文物埋藏得都很浅，也就是说使用的时间短，居民的流动性大。这些遗址大多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水平。它们与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和农业村落都有交往，往往还有铜刀、陶罐等一两件典型的印度河文明的产品，大概是通过交换所得。这就是印度河经济体系的第三层次。这些牧业人口的流动性是较大的，他们与边缘山区森林的狩猎采集部落属于同一发展水平，实际上可能是同一人群。俾路支斯坦和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些牧业部落往往在冬季把羊群赶下山来，夏季又回到山区的牧场。有时他们的营地就在印度河的铜—石器村落遗址或城镇遗址附近。这些部落也许在文化上并不属于哈拉帕文明的体系，在政治上也未必受城市的管辖，但在经济上与平原的乡村和城镇是相互依存着。他们向城市和村落提供牧业产品、输送森林和矿产资源。而城市文明则向他们提供粮食和手工业产品。这些新石器文明和高山河谷地区的村落的联系早在印度河进入城市文明时期就存在着。经过多年的交流，它们与城市文明有许多类似之处。俾路支斯坦地区的一些文化，如古利文化，可能与平原的印度河文化本来就有血缘关系。

还有一些居住在边缘地区的、印度河文化以外的人群，由于拥有印度河地区所需要的资源和技术，与城市文明有着特殊的交换关系。如在现拉贾斯坦邦曾存在着一个赭陶文化。这里靠近铜矿产地，当地人民从公元前三千纪就发展起了冶铜和制造铜器的技术。他们通过河流水道向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提供铜原料和制品。在印度河流域一些遗址中发现的铜器在杂质成分上与此地产品类似，证明是这个地区的产品。

印度河流域国家通过这么多层次的经济体系，有效地把各种资源和财富集中到大城市里，并利用这些产品进行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从出土的大量陶制、铜制牛车的模型看来，交通运输是印度河文明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牛车可能是最主要的内陆运输工具。

城市和专业网点的分布，说明国家在组织各方面资源和贸易交换上可能花过很大力气。印度河三座3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地理位置是各有特色的。摩亨焦达罗地处印度河下游，是印度河文明最早开发的核心地区。这个地区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和村落遗址。同时，它还接近与西方进行交往的三个重要通道：波兰山口、俾路支斯坦南部沿海平原、阿拉伯海的沿海港湾。哈拉帕则处于印度河流域上游的拉维河岸，周围除了附属于城市的耕地外，几乎没有同时期的文明遗址。特别是向西北方向望去，除了几个远在几百公里外的边陲城镇外几乎是一无所有。在公元前三千纪到两千纪的印度河文明繁荣时期，旁遮普地区每年接受200毫米到700毫米的稳定降雨量，生长着茂密的森林。西部的苏莱曼山脉和东北部的小喜马拉雅山都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而第三座城市甘瓦里瓦拉靠近印度河五条支流的汇合口，坐落在加格尔河岸，是印度河文明居民点最密集的地区。这里不仅是重要的农业区，而且和拉贾斯坦的铜矿产地中专门从事冶铜和铜器制造的赭陶文化基地相衔接。

从地理分布看来，这三个城市很可能在印度河的经济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分工。哈拉帕的地理位置有利于控制和收集西北地区的森林和矿产资源，并把它们输送到内地加工。甘瓦里瓦拉则可能控制着农业生产基地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铜和铜器——的贸易和加工。前面提到，加格尔河一带在城市文明的高峰期出现大量的专业分工的手工业市、镇和大批村落。摩亨焦达罗由于所处的位置，可以把这些资源和财富在印度河流域内部进行再分配，并控制对西方的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地区的贸易。

各城市的不同文化特色，也说明它们可能有不同的经济分工。哈拉帕城出土的艺术品如陶器、陶像等表现了多种风格，墓地的发掘也能看出居住在该城里的人采用多种的葬式和不同的陪葬品，说明这些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这个城市吸引了来自山区和森林地区的各种文化背景的人，自然表现出多种文化的混合倾向。摩亨焦达罗在文化上则表现出了都市的强烈统一性。甘瓦里瓦拉由于还没有发掘，我们难以判断它的文化特点，但必然有它的独特性。

印度河流域周围地区的边陲城镇更能说明这个经济体系的细致分工。这些城镇往往远离印度文明的其他经济基地，即农业村落和手工业居民点，而处于新石器文明部落的包围之中。它们的设置并不一定是由于印度河国家的对外扩张或军事征服，而是为了控制某种内地需要的资源或互市。事实上要达到这类目的，这些边陲城镇往往要与当地的新石器文明的人民协作。当然也有可能发生冲突与战争。有证据表明这两种文化之间是互通有无的，看来交往是存在的。位于小喜马拉雅山脚的蒙达和苏莱曼山脚下的一系列孤立城镇大概都属于这一类。最令人惊讶的是远在阿富汗巴达赫尚的一系列哈拉帕文明的居民点。这些距印度河腹地几百公里的居民点的设置显然是为了控制那个地区的天青石矿。天青石是一种极特殊的地质条件下才能形成的矿石。虽然伊朗高原也存在能生成这种矿石的地质条件，但研究者都没有找到古代曾有人开采这些矿的证据。因此巴达赫尚是古代世界天青石矿的唯一重要来源。天青石作为装饰品很早就在西亚和南亚地区畅销。在印度河流域进入城市文明之前，以天青石为原料的装饰品就出现在很多遗址上。这些矿石可能是通过那个地区的狩猎采集部落流传到平原的，它的稀少和珍贵使部落酋长们把它当作代表现实地位身份的装饰品。到了城市文明时期，文化和宗教的发展刺激了对这种稀有物品的需求。同时，由于西亚两河流域对天青石的需求，它成为印度河流域的一项重要出口商品。光靠山区的人民去采集已不能满足需求，印度河流域城市于是在边远的地区不辞劳苦地设置了居民点，以控制这种矿藏的开采和运输。

位于印度河文明区东南角的洛塔尔是另一个典型的边陲城镇。洛塔尔城有一个长宽为215米×37米的大水池。发掘这个城的考古学家认为这是船坞，而洛塔尔是通向坎贝湾的港口。有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但也没有做出更好的解释。不管大水池是不是船坞，洛塔尔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和手工业基地。在那里不仅出土了印度河印章和砝码，而且有波斯湾式的印章，说明它与波斯湾和两河流域之间有贸易关系。洛塔尔城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尤以珠宝加工业最为发达。作为原料的稀有矿石，除天青石外还有红玛瑙、贝壳等。红玛瑙产于坎贝湾以南的纳尔马达河谷，洛塔尔在印度河的城市中最接近它的产地，可能也要靠当地的非印度河文明的部落人民去采集。用碱水蚀刻花纹的红玛瑙珠是印度河的特产，古代畅销西亚各地。洛塔尔和其他位于现古吉拉特邦的几个印度河文明的城市都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周围没有农业村落，因而得不到内地城镇享有的农业经济的支持。它们作为边陲城市，一方面从印度河文化以外的地区收集资源，向中心地区提供原料和手工业产品，一方面也要与当地的非印度河人民进行贸易、合作共存。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也是先进和落后文化之间的纽带和交通渠道。

从印度河口向西，还有一系列商站耸立在俾路支斯坦沿海的荒滩上。这些商站是印度河与波斯湾以及两河流域地区交往的中继站。从现已发现的描绘船只的图片来看，印度河流域航行的船只是很简单的。在港城洛塔尔发现的一个陶制船只模型算是最先进的，船上有装帆樯的洞和装索具的孔。印度河与波斯湾地区及两河流域的交往如果要通过海上进行，靠这种简陋的船只航行全程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必要沿岸设置中继站，向船只提供停靠设施和补给。

从以上对印度河城镇分布的分析，看出这个经济体系的形式是为了对资源进行控制分配。其目的除为了内部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还直接用于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西亚两河流域的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