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 书 序
在心理健康服务的过程中，判断服务是否有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作为心理健康服务的证据，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定义（Norcross et al.，2005）。如何在证据的定义上达成共识，并确保心理学中的循证服务者在关注研究证据的同时，也重视治疗者的临床技能及病人的偏好、价值观与文化，这关系到心理治疗这个职业的未来，也对它能否为病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非常关键。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心理治疗应单纯地遵循随机对照实验得来的证据，另一些心理学家则认为其他类型的证据也各有价值。因此，在我担任美国心理学会（APA）2005年度主席期间，我意识到美国心理学会应该在这一问题上发出统一的声音，以避免在我们学会的成员、公众、媒体、立法者、卫生官员及第三方付款机构之间产生可能的混淆。最终，我选择在2005年发起了一个有关“心理学中的循证实践”的主席特别倡议1。
这一倡议的目标是使人们不仅意识到研究证据存在着多种来源，而且还使人们清楚地了解到，良好的心理学实践（尤指心理治疗）既要遵循研究证据，也要考虑治疗者的临床技能及病人的价值观。因此，我促成美国心理学会成立了“心理学中的循证实践”专门工作组[注：由后来担任APA 2010年度主席的卡罗尔·D. 古德哈特（Coral D. Goodheart）女士担任该工作组的负责人]，并根据美国医学研究所定义“循证实践”时提到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循证实践是将最佳研究证据与临床技能及病人价值观三者整合起来的实践”，Institute of Medicine，2001），确定了工作组应该承担的三个使命：
1. 采取一种关于研究证据的更为广泛的观点。人们应该意识到，多种不同研究设计的证据、公共卫生研究、卫生服务研究及卫生经济学等因素，都应整合到循证心理治疗的定义中来。
2. 阐明临床技能在治疗决策的应用，并让它扮演合适的角色。治疗者应整合考虑到多种来源的证据，并有意识地运用有关临床技能及治疗决策的研究证据。
3. 澄清病人价值观在治疗决策中的地位。在治疗过程中，既要考虑到病人的种族、民族、文化、语言、性别、性取向、宗教、年龄、是否残疾等因素，还要考虑到治疗方式的可接受性及病人自身的选择。
这一工作组包括来自多个不同群体的18位科学家与服务者。他们大都来自不同的领域，如临床技能与决策、卫生服务研究、公共卫生与消费者视角、治疗效果与过程研究、全职实践、临床研究及其多样性、卫生经济学以及循证实践的研究、培训与应用等等。我非常惊喜地发现，这些工作组的成员都在很认真地倾听彼此的观点，试图寻找共同的基础。专门工作组将这些在APA年会中都不太可能参与彼此研究项目的人员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混合群体。他们在每个议题上，都试图倾听与了解彼此不同的细微之处。
最终，这个工作组出台了两个文件。第一个是代表美国心理学会官方立场的“政策声明”，第二个文件是专门工作组的报告，它采取了关于“心理学中的循证实践”的广泛概念，是对第一个文件的详细阐述。两者都共用了以下定义：心理学中的循证实践指治疗者在意识到病人的特征、文化与偏好的情况下，将最好的、可供使用的研究证据与治疗者的专业技能整合起来，以指导心理学的具体实践（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Evidence-Based Practice，2006）。
这些努力获得了成功。2005年8月，美国心理学会在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该政策声明，接受了专门工作组提交的报告。后来，这一报告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上（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Evidence-Based Practice，2006）。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报告不久后被挪威心理学会原封不动地接受（Norsk Psychologforening，2007）。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高兴地看到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这套面向中国心理健康工作者及普通大众的丛书——“心理学循证实践”。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正在进步中的国家，在教育、科学及技术方面迅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心理学循证实践”丛书的出版，让中国心理学界及心理健康工作者能够获得更多有关心理学中的循证实践的最新信息。接下来，这些群体可能针对中国人的心理健康领域进行循证实践，这将使中国人从中受益。
罗纳德·F.利万特2
2016年10月22日
参考文献
APA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2006.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61, No. 4, pp.271-285.
Institute of Medicine 2001. Crossing the Quality Chasm: A New Health System for the 21st Century.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C.
Norcross, J. C., L. E. Beutler and R. F. Levant 2006.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in Mental Health: Debate and Dialogue on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Norsk Psykologforening 2007. Prinsipperklaering om Evidensbasert Psykologisk Praksis. Tidsskrift for Norsk Psykologforening, Vol. 44, No. 9, pp.1127-1128.
Wampold, B. E., C. D. Goodheart and R. F. Levant 2007. Clarification and Elaboration o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62, No. 6, pp.616-618.
Wendt, D. C. and B. D. Slife 2007. Is Evidence-Based Practice Diverse Enough? Philosophy of Science Considera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62, No. 6, pp.613-614.
Whaley, A. L. and K. E. Davis 2007. Cultural Competence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Mental Health Services：A Complementary Perspective.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62, No. 6, pp.563-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