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0篇）

犯罪成本和办案成本

把成本这个概念用到犯罪和对付犯罪的领域，似乎是对法治的亵渎。然而这样说并不是真把办案子当生意做，而是新加坡总结他们保持社会安定的一条经验。

那年我在新加坡期间，看到报上报道了一起扫黄案。警察在某商场发现三女一男在倒卖20盒录像带，遂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讯时首先确认这20盒录像带是否属于这三女一男所有，是否是在商场被警察收缴的。由于人证物证俱全，这一点很容易得到确认。其次就是确认这些录像带是否属于黄带。由警察署提供了鉴定的结果和鉴定的依据，也很容易得到确认。根据这两条，法院认定这四个人犯了倒卖黄色录像罪。其中三人认罪态度较好，从轻罚款2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8万余元），一人拒不认罪，等待10月份再审。

引起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罚金甚重。20盒录像带，成本不过200—300新加坡元，罚款相当于违禁物品的70—100倍，是不是太重了？

二是有些案情似乎没有查清。如，录像带从何处买来？这些人过去倒卖过多少次录像带？卖给了哪些人？买卖的价格如何？这些问题法庭似乎都没有问。

再有，四人犯案，三人判罚，一人押后，以后的判决会不会同这一次不一样？会不会坦白者反而吃亏？

熟悉新加坡司法的朋友说，这涉及犯罪成本和办案成本的问题。如果要把一个犯罪事实的一切有关情节全部弄清楚，需要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极高，有的甚至根本做不到，即使能做到，也必将旷日持久。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办不了那么多案子，结果反而会放纵犯罪。所以就要抓住是否构成犯罪的最必要的有限事实，只要弄清楚关键性的事实就判决，司法效率就高了。对另一些简单的案件，例如违反交通规则，法院判决程序则更简捷。新加坡警察发现汽车违反交通规则，就在车上贴一张罚款通知书，或将通知书送达汽车所有者。当事人接到通知后，应在一周内主动去缴纳罚款，过期不交便会收到法院的传票。如果在指定日期不去法庭，便被判为藐视法庭罪，先坐几天监狱，而且不准上诉。法庭开庭也很简单，多数人直接认错，按规定比警察署罚款更重地交纳罚款。不认错的，由警察署出示证据，更加加重处罚。据大法官告诉我们，这一类案件，有时法院一晚上可以判500起。

至于罚款重，他们说这是为了阻吓犯罪。他们说，事实上不可能每一次犯罪都被抓获，所以不能按罚当其罪来处罚，而是要假定犯罪者犯罪100次，总有一次被抓到。罚款就要使犯罪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吃亏，仍然感到犯罪不合算。这就是提高犯罪成本，使人们不敢去犯罪。

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使犯罪100次的惯犯同偶然犯罪1次的初犯受到同样的处罚，是不是不太公正呢？他们说，问题不在于对犯罪分子是否公正，而在于能否有效地阻吓犯罪。如果不能使犯罪率大幅度下降，那就是对广大公民的不公正。只有使社会治安、社会秩序达到尽可能好的水平，广大公民不受犯罪侵害，才是真正的公正，这是人类社会需要法律的目的。

对于那个当庭不肯认罪因而被押后三个月再审的嫌疑犯的处理，我们听到这样几种说法。一是说，这样处理可以不因一个人而拖延整个案子。一是说，三个月期间，警察收集了充分的证据，这个人肯定会判得比前三个人更重。一是说，即使收集不到更多的证据，拖三个月，对这个人也是极为不利的，在此期间，他的行动要受到很多限制。假如是取保候审，他也得借一大笔保证金，三个月的利息也是可观的。有一位法官说，有的案子，就是要拖它几个月，使那些犯罪分子尽可能地难受。

对于查清犯罪的源头以及犯罪分子的其他同伙及其他犯罪事实，法院的朋友说，这是警察署的事，对于需要和可能查的问题，他们不会因为此案已经了结就放弃不查的。事实上这三个人交了2万新元罚款后虽已当庭释放，但同时也已列入警察署的注意目标，以后他们要继续犯罪是不容易的。

有些案子查起来十分复杂，办案成本无法降低，对于这一类案件，新加坡专门通过一条法律，被法院判决有罪的被告，不但要吐出贪污或骗取的财产，而且要负担此案调查的一切费用。把办案的成本转嫁给犯罪分子，这也是一种降低办案成本、提高办案效率的方法。

人类同犯罪行为做斗争的历史，大约还不可能在可见的将来结束，我们总是要不断地研究怎样使这种斗争更有效地进行下去，其中就包括自己的也借鉴别人的经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是应当学得更聪明一点的。

（《法制日报》，1993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