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基于文化学的文化认知和中国的新文化观
1838年，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首次提出文化科学这一术语，主张对文化进行专门研究。后来，德国另一位学者C.E.克莱姆出版《普通文化史》和《普通文化学》，第一次运用了文化学一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把文化学从德语世界引入英语世界，并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对culture做了论述：
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泰勒对culture的认识，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之后，有关culture的各种界说与研究层出不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文化》标志着文化学的正式形成。自此，culture成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研究对象，开始频频进入文化学学者的研究视野。也正是从这里出发，culture开始拥有了远胜于先前的极其丰富的内涵。
美国学者克鲁伯和克罗孔在其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中，罗列了从1871年到1951年间关于culture的至少164种解释。较为经典的解释，除了泰勒的之外，还有：
“我们所了解的文化是一个人从他的社会所获得的事物之总和。这些事物包含信仰、风俗、艺术形式、食物习惯和手工艺。这些事物并非由他自己的创造活动而来，而系由过去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所传递下来的。”——洛维（1937年）
“（文化）显然是一个整全。这一个整全包括器用，各种社团的法规、人的观念、技艺、信仰和风俗。”——墨林洛弗斯奇（1944年）
“一堆学得的和传承的自动反应、习惯、技术、观念和价值，以及由之而导出的行为，乃构成文化的东西。文化是人类所持有者，别的动物没有文化；文化是人类在宇宙间特有的性质……文化同时是社会人的全部产品，而且也是影响社会与个人的巨大力量。”——克鲁伯（1948年）
“文化是人类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之任何由社会传衍而来的要素。”——萨皮尔（1921年）
“人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系因人有文化。文化乃社会遗产。社会遗产不是借生物遗传的方式经由种质细胞递衍下来的，而是借独立于遗传方式的方式递衍下来的。”——雅各布斯、史特恩（1947年）
“文化是一个社群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文化包含一切标准化的社会程序。一个部落文化乃该部落所遵循的信仰和程序之聚集。”——维斯勒（1929年）
“所谓文化乃在历史里为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一切设计。在这一切设计中，有些是显明的，有些是隐含的，有些是合理知的，有些是反理知的，也有些是非理的。这些设计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的行为之潜在的指导。”——克罗孔、凯利（1945年）
“文化是一切群体的行为模式。我们把这些行为模式叫作‘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一切人群之可观察的特色。‘文化’事实乃一切人类所有。这一群体与那一群体各有不同的文化型模。这不同的文化型模将任何社会与所有其他的社会分别开。”——班纳特、杜明（1949年）
“文化是任何一群人之物质的和社会的价值。无论是野蛮人或文明人都有文化。”——汤玛斯（1937年）
“文化是机械的、心灵的和道德的技术之全部整备。在某一时期，人用这些技术来达到他们的目标。文化系由人借以增进其个人或社会目标的方法构成的。”——史莫勒（1905年）
“一个文化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和相互倚赖的反应习惯型模之系统。”——维利（1929年）
“一个文化包含许多发明或文化特征。这些要素整合为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各部分之间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文化之器用的特征和非器用的特征是围绕着满足人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这些特征乃文化的核心。一个文化内部的各种各样的建构互相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型模，而这个型模是每个社会所独有的。”——奥格本、尼门可夫（1940年）
“从一重要的意义来说，文化是社会互动的产品。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以内是文化行为。个人的习惯型模是由适应既成的习惯型模而形成的。在这个范围以内，人的行为就是文化行为。这种既成的习惯型模是文化之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个人是生长在文化里的。”——温斯顿（1933年）
“文化是过去的与现在的文化观念之总全。所谓文化观念，乃保有该一文化者所能借符志来交通的东西。因此，所谓‘文化的’，意即‘可借符志以行交通’的东西。”——布洛门塔勒（1937年）
受西方文化学的影响，我国学者也开始重新审视固有的“文化”。不过，这里需要稍做补充的是，我国的文化一词，是如何与西方的culture实现对等互译的呢？原来，古代的汉语“文化”一词首先被日语借入，到了近代，“文化”又被日语用来作为英语中culture一词的对译词。再后来，“文化”作为日语借词被现代汉语吸收。这样，以日语为中介，最终实现了汉语词汇“文化”与英语词汇“culture”的对接。从此，面对内涵发生极大变化的西方“culture”，汉语中的“文化”一词也开始了自己内涵的衍变。这一衍变经历了古义新义交互使用到新义占据主导的过程。
清代叶德辉《书林清话》：“然则此种学术，将来且光被东西，裨助文化，岂止儒生占毕之业哉。”“观此知有宋一代文化之盛，物力之丰，与其工艺之精，断非元以后所能得其仿佛。”这是在古义上使用。曾朴《孽海花》第三十一回：“专门宣传中国文化。”这里的文化，已不再是专指与武力相对的文化了。1914年至1927年修撰的《清史稿》，亦是如此。一方面，文化的古义犹存，如《选举志一》：“是时天子右文，群臣躬遇休明，翊赞文化，彬彬称极盛矣。”《曾国藩传》：“礼聘名儒为书院山长，其幕府亦极一时之选，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时。”另一方面，文化又有了古义所不能包含的新义，内涵明显扩大，如《邦交志六》：“九年，日本遣外务权大丞……略曰：‘方今文化大开，交际日盛。’”《戴鸿慈传》：“中国地处亚东，又为数千年文化之古国。”
对于那些熟悉西方culture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者来说，他们谈及文化，已是另一番景象。
蔡元培在《何谓文化》中说：“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在《什么是文化》中又说：“文化者，人类的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注33
而专门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他们的文化观，已是自觉地建立在西方文化学（Science of Culture）之上。
较早进行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注34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又进一步解释：“据我们看，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起来，不外三个方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的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注35
《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三条释义，更是体现出鲜明的文化学特色：“①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②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③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它代表着与西方culture接轨的当代中国新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