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晚清学术的传承与创新

——以“小莽苍苍斋”所见学者为考察中心

 

 

 

晚清学术（1840—1911）是清中前期学术的自然传承和延续，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在此期间，学者们秉承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在经学、小学、音韵学、金石、版本、史学、边疆史地等领域都取得一定的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然而，晚清学术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局面，一些学者改变了乾嘉时期那种为考据而考据、为经学而经学的老路，开始面向现实、关心政治。不论是汉学还是宋学，是“今文”还是“古文”，都不约而同地趋向于经世致用。在对待西学的问题上，则趋向于“中体西用”——即在“原则”问题上遵循捍卫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在实际问题上则吸收西方的长处。当然，也有个别“出乎其类”的学者，如郭嵩焘等则认为西方的文教制度也多有可学之处，但难以被主流社会所接受。

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响，使晚清学术界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为了救亡图存的需要，康有为等今文学派学者“巧妙”地将今文学说中的某些观点加以提炼和改造，使之变成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并将之运用于实践。甚至那些在学术上与今文学对立的古文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维新变法。

庚子之变后，革命学说兴起，作为封建专制制度思想基础的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了质疑和批评。一些学者在回归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中普通一家的本来地位、孔子作为儒学创立者的普通学者身份方面做了大胆的探索。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对清末以至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一、“旧”学后劲

 

盛行于清盛期的汉学考据学发展到晚清，虽势头有所减弱，但依然人才济济、著述丰富。被章太炎称为“天下耆硕惟兹一个”（《致“国粹学报”馆书札》）的孙诒让，研究门径完全传承乾嘉训诂考据，尤其服膺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诸家之学，走的是正统的考据学（朴学）的道路。他的一生，著作多达三十五种，在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诸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计有：《广韵姓氏刊误》《白虎通校补》《六历甄微》《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古籀拾遗》《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周礼三家佚注》《逸周书补》《大戴礼记斠补》《周礼政要》《九旗古义述》《古籀余论》《契文举例》《名原》《学务平议》《学务枝议》《尚书骈枝》《籀庼述林》等。未完稿的还有《经迻》《四部别录》《汉石记》《古文大小篆沿革表》等多种。其中积二十余年之功著成的《周礼正义》，被公认为是研究周礼的最精审详备之作，把《周礼》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的另一名著《墨子间诂》为训诂名著，被誉为“现代墨子复活”；《契文举例》则是研究甲骨文的最早著作，开创了利用甲骨文这一新材料进行学术研究的先河。孙诒让在考据学上的研究成果与他的前辈相比，毫不逊色。

另一位“能为正统派张大其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章太炎，治学门径也是继承乾嘉汉学风格。其主要精力放在语言文字和历史研究方面，从校订经书扩大到校订史籍和诸子诸书，从解释经文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章律和典章制度等。主要学术著作有《訄书》《古文尚书拾遗》《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广论语骈枝》《新出三体石经考》《说文部首韵语》《文始》《国故论衡》《太炎文录》等。

此外，王先谦、李慈铭、杨守敬和陈灃等学者，也以考据见长。

王先谦“治经循乾嘉遗轨，重考证”1，著有《尚书孔传参正》《诗三家义集疏》《释名疏证补》《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元史拾补》《史记旁证》《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等，汇编刊刻了《东华录》《东华续录》《续皇清经解》等。其中《续皇清经解》为阮元刊刻的《皇清经解》的续集，使“有清一代汉学家经师经说每赖以传”2。

李慈铭深受汉学考据影响，在治史方面承乾嘉遗风，精于训诂，通释假借，旁征博引，细入毫芒，以精博而著称于世。经李慈铭校勘、考证的史籍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梁书》《魏书》《隋书》《南史》《北史》等十一种，其中以《汉书》的校勘最为精湛，为史籍考据的经典之作。此外，还著有《唐代官制杂钞》《宋代官制杂钞》《元代重儒考》《明谥法考》《南渡事略》《历代史乘》《闰史》《后汉书集解》等十余种，是继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之后的又一大家。

杨守敬用考据方法，著《禹贡本义》《古地理志辑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水经注疏》等史地类著作多种。

陈灃宗汉学，以训诂考据为门径，精于天文、地理、乐律、音韵、律历、算学、文字等，有《说文声表》《切韵考》《声律通考》《汉儒通义》《东塾读书记》《水经注提纲》《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东塾集》《弧三角平视法》等传世。

桐城派自“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鼎）之后，经“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和姚莹）的传承，势力虽有所削弱，但到了晚清之际，在新掌门人曾国藩的努力下，重振旗鼓，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此后，“曾门四子”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和薛福成传承了该派的衣钵。其中，被称为“桐城后殿”的吴汝纶，甚至把“辞章”提高到“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吴汝纶《答严几道》）的地位。而这种“宁失真，不伤洁”的思想，对他的弟子、翻译家严复有着直接的影响。后者以桐城古文笔法译述西方名著，在《天演论·译例言》中第一次提出了翻译中的“信、达、雅”三大准则，被后来的翻译家奉为圭臬。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在晚清，著名金石收藏及研究者陈介祺、缪荃孙、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传承诸前辈（阮元、翁方纲、钱大昕、孙星衍、程瑶田等）的金石爱好和借助于金石材料研究学术的方法，在金石学上多有创获。

以收藏毛公鼎而著称、与潘祖荫并称为“南潘北陈”的陈介祺嗜好收藏文物，仅三代、秦汉古印一项，就有七千余方，特建“万印楼”藏之，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编成《簠斋印章》。此外还有《十钟山房印举》《封泥考略》《簠斋藏古目》《簠斋传古别录》《簠斋吉金录》《簠斋金文考释》《簠斋藏镜》等。

缪荃孙也是位收藏家，曾将自己收藏并考证研究的一万八千余种金石拓片编成《艺风堂收藏金石目》。后又在这本目录的基础上，编撰了《江苏金石志》。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使金石学这一传统门类拓展了研究对象。孙诒让1904年著成的《契文举例》，成为甲骨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罗振玉也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近两万片，并断定甲骨是殷商遗物，辑得《铁云藏龟之余》，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陆续编订了《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等。王国维在帮助罗振玉整理校订《殷墟书契考释》的过程中对甲骨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甲骨文作为史料来研究商周时期的礼制和地理等，将甲骨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在传统的地理学方面，李文田、屠寄、杨守敬、王国维等人，传承前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在边疆史地研究上颇有建树。

李文田是著名的辽金元史专家，谙熟三朝史地，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考》《西游录注》《塞北路程考》《和林金石录》等。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亲自深入北地寻碑访刻、考察地理，写下了“左临虎北右飞孤，逦迤长城古画图。绝塞关山秦上谷，极天岚采汉军都。明昌故苑生禾黍，统漠荒台长桦榆。斜日牧童忘旧事，尚从沙碛觅沈庐”（《行书七言律诗轴》）的壮丽诗篇。

屠寄长于蒙古史研究，用二十多年时间编撰成蒙古史巨著《蒙兀儿史记》。该书广采中外文资料对《元史》进行校补，纠正了《元史》中的许多讹误，并搜集零星史料，补充了《元史》所缺的数百个人物传记，弥补了《元史》对元朝建立前的早期蒙古族史、四大汗国史以及许多重要历史人物记载的缺略，以双行夹注形式对蒙元史的史实、年月、人物、世系、官爵、地理、部族等作了大量考释，见解精辟。他的其他著作还有《黑龙江舆地图》《黑龙江舆图说》《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成吉思汗陵寝商榷书》《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等。

杨守敬在《水经注》研究、历代地图绘制以及《地理志》校补等方面颇有成就。他与弟子熊会贞合作完成的《水经注疏》，对《水经注》一书征引的故实均注明出典，对所论述的水道逐一详其源流，并对清代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诸大家的校释进行订正，被视为明清以来《水经注》研究的集大成者。杨守敬的另一著作《历代舆地图》，以一朝或一国为一组，绘录了从《左传》《战国策》《汉书》至《明史》的各《地理志》中的绝大多数地名和山川形势。《历代舆地图》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以朱墨套印、古今对照、大比例尺等方式制成，其详细精确程度超过以往，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王国维则在先秦时期的部族名称和部族迁移、国家地域、都城，以及秦汉郡的变迁、辽金元时期的边疆部族及其文献等方面，都有精到的研究。

 

二、“通经致用”

 

然而，学术往往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面对着晚清内忧外患的局面，一些学者改变了乾嘉时期那种为考据而考据、为经学而经学的老路，开始面向现实、关心政治。

率先走出书斋的是今文学者。他们借用今文经学便于附会、发明己意的特点，积极从今文经典中寻求变革的“微言大义”，并根据现实需要加以解释或比附，为我所用，以达到“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语）的目的。

段玉裁外孙龚自珍从28岁时起追随今文学者刘逢禄治《公羊春秋》，皈依了今文学，著有《春秋决事比》《大誓答问》《左氏决疣》《五经大义终始论》《古史钩沉论》《壬癸之际胎观》《尊隐》等今文学著作。他治学的终极目的并不是为了学术，而是借用今文经学来抨击封建专制、昌言社会改革、反对满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给当时沉闷的学术思想界注入了生机和活力。龚自珍是晚清思想解放的第一人，“光绪年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的今文经学直接孕育了光绪年间的一代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曾受过他的巨大影响和深刻启示。龚自珍不仅使康梁等人产生了对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怀疑和动摇，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宣传新思想的新方法和新形式。康有为等人发动戊戌变法所依据的今文经学理论，实质上是龚自珍理论的直接发展，而这种发展导致了传统经学的彻底破坏。因此，龚自珍被认为是“六经之道，扫地尽矣”的始作俑者。

魏源也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主今文经学。他的重要的今文学著作《诗古微》，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失传已久的西汉今文经学派鲁、韩、齐三家所据的《诗经》文本及其论说组织为一个系统，用以攻击古文经学所推崇的《毛诗》；另一著作《书古微》，则意在阐明西汉《尚书》今古文的微言大义，对东汉马、郑的古文学说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同龚自珍一样，魏源的治学目的也是借今文经学昌言变革、谋求经世。他曾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辑纂了旨在“备朦诵，知民务，集群虑，研几微，究中极”的《皇朝经世文编》，成为晚清经世思想的开启者。

继龚、魏之后，宗奉今文学的学者有戴望、王闿运等人。王闿运又将薪火传给了弟子廖平。廖平又影响了康有为。而康有为在牵强附会、发明己意为政治斗争服务这一点上，则远远地超过了前者。

康有为通过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把《公羊》的“三世”和《礼运》的“大同”“小康”糅合起来，在戊戌变法前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即将《公羊》的“升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小康”，《公羊》的“太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大同”，认为今日中国已是“小康”，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所向往的“大同”境界。这种依据儒家今文学说而推演出的、由“乱世”到“小康”、由“升平”到“太平”的庸俗进化论，是达尔文学说尚未输入中国前的一大“发明”，为维新变法找到了理论依据并将之运用于实际（百日维新）。

宋学（理学）讲究义理、注重内修，在明末清初曾因“空疏”而大受谴责。但是，在汉学占主导地位的盛清时期，仍有一股宋学潜流贯穿始终，从未间断。从清初的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张伯行，到乾嘉时期的桐城派，都在捍卫着宋学在儒学中的道统地位。这一派学者强调“明体达用”，即先专心致力于“为己之学”，进而推己及人，贡献于国家、社会，通过经世而达到“修齐治平”的理想。他们认为，学问与事功不应该分离，作为一名学者，治学为其所当为，事功亦为其所当为，都是自己的分内之事。

晚清最著名的宋学家曾国藩正是在他的老师唐鉴的启发下，在前贤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这“儒学四门”的基础上，适应时势的变化，明确地将“儒学四门”与“孔门四科”联系起来的，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从而为“经济之学”找到了相对应的正统地位。由于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建立了“不世之功”，不仅实现了作为一个学者所孜孜以求的“修齐治平”的理想，而且在宋学和经世之学之间找到了最佳的契合点。

在晚清，经世致用不仅是今文家和宋学家的专利，而且也是许多古文家的追求。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原先“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古文家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他们的治学旨趣也从“求真”转向“致用”（“通经致用”“通大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孙诒让和章太炎。

孙诒让本来是一心沉迷于考据的古文家。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他开始关注、参与维新事业，在家乡倡导新学，兴办学会、创办学校，选派留学，开办公司，改革习俗。他的《周礼正义》虽以考据见长，带有浓厚的乾嘉遗风，但他认为“（周礼）非徒周一代之典也，盖自黄帝、颛顼以来，纪于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汋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粹于是”（《周礼正义序》）。他的《周礼政要》更是明显地染上了经世色彩，认为《周礼》一书“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周礼政要叙》），进而从《周礼》中找到了革新社会的根据，与今文家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所见略同。

古文家章太炎虽然早年就具现实关怀，但甲午战争后更加明显。从1897年起，他应《时务报》之约担任该报编辑，开始投身于维新事业。后又到杭州与宋恕、陈虬等人创立兴浙会，拟定章程，主张“由训诂通大义，足以致用”3。作为通经致用的另一思想主题，章太炎还在儒家经典中找到了现代民主思想的“源头”：“今夫民主，至公也，《尚书》始《尧典》，序以禅让；《春秋》崇五始，而隐元不书即位，圣人之情见乎辞矣。”（《变法箴言》）从《春秋》的攘夷大义中发掘出民族主义：“纵观《春秋》乐道五伯，多其攘夷狄，扞族姓。虽仲尼所以自任，亦曰百世之伯主也。”（《检论》）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积极投身于反满民主革命中去。

汉学与宋学、今文与古文之间虽然在治学方法和思想内容上均有区别，彼此之间存在着门户之见，有时甚至互相攻击，势同水火。但在晚清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面对着同样的现实问题（内忧外患），要求突破藩篱、消除门户之见的呼声日益高涨，出现了汉宋合流、兼采古今的新趋势。

曾国藩把汉学概括为“实事求是”，把宋学概括为“即物穷理”，认为“实事求是”和“即物穷理”都体现了传统儒学的“力行”与“致用”的务实精神，具有实质上的共通性。4

陈灃对于汉宋门户之争，一向持反对和超然的态度，主张兼包并蓄：“读书三十年乃知读书之法。汉学、宋学门户之见，消融净尽，惟寻求其切要以窥见古贤之学，庶不虚此一生耳。”5

王先谦也认为做学问没有必要被汉学与宋学的名分所累，认为“道咸以降，（汉、宋）两家议论渐平，界域渐泯，为学者各随其材质好尚，定趋向以蕲于成而已，本无所用其辨争”（《复阎季蓉书》）。他所编的《续皇清经解》，不仅大量收录了古文经学的著作，而且也收录了今文家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凌曙、龚自珍、陈乔枞、魏源等人的解经著作。

由康有为等今文学者揭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一度得到古文学者的支持、理解和同情：康有为设学会、办报刊，章太炎表示“愿附骥”；康有为组织强学会，章太炎“寄会费银十六元入会”；梁启超主编《时务报》，章太炎也“应其请”，并在自己的文章中运用了今文观点。戊戌政变后，章太炎避居台湾，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了不少诗文，对戊戌变法失败表示惋惜，对慈禧的残忍表示愤怒，极尽讽刺之能事。孙诒让对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乃至设会办报也表示赞同，对梁启超在《时务报》撰文、在湖南讲学也表钦佩，曾经考虑过自己也设立一个像强学会那样的学会，以“振强学之规，略究几何之术”6。

“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晚清的社会大变革中，站在思想前沿的那一批学者，多借助于佛学来推动变革。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有一部分就是由佛学而来，他的众生平等、同登极乐的幻想，与佛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章太炎对隋唐佛学做过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论述，常用“宗教（佛学）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通过宣扬佛教“依自不依他”的主观唯心主义，以扫除权威，鼓舞士气。7梁启超也常借用佛学语言，要求人们超越此岸现实，放眼于未来的彼岸世界，并认为如果了解了佛学，“小之可以救一国，大之可以度世界矣”（《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谭嗣同的主要学术著作《仁学》，更是杂糅儒、佛、耶而成，将佛教提升到“能治无量无边不可说之日球星球，尽虚空界无量无边不可说之微尘世界。尽虚空界，何况此区区之一地球。故言佛教，则地球之教，可合而为一”（《仁学》）的高度。他援儒入佛，将消极、避世的佛教哲学阐释发挥成蔑视现实、奋不顾身、不计功利、“勇猛精进”和“大无畏”精神。他之所以能够“冲决网罗”、舍身取义，与他的佛教信仰有着必然的关系。

晚清学术的另一大变化是诸子学研究的兴起。俞樾、孙诒让、王先谦、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对孔子之外的其他儒家代表人物（如荀子）以及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墨家、名家、杂家、农家、兵家等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不仅扩展了研究领域，而且意味着对传统思维模式的突破。

章太炎发表“尊荀抑孔”论，对孔子采取批评态度，尖锐地揭露出历代帝王尊孔的目的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把诸子学看作是与儒学同样重要的历史遗产和文化宝库。

梁启超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对康有为创设孔教的主张提出非议，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停滞不前，“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两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又说：“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并向世人宣布：“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还把先秦诸子百家活跃的时期称为中国学术的“全盛时代”，对孔子的独尊地位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批评，把孔子从圣坛上拉了下来，恢复了孔子作为儒学创立者普通学者的本来身份、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中普通一家的本来地位，仿佛使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在儒学之外还有他学，六经之外还有诸子。因此，“晚清之学术，实已超出二千年之故辙，所谓经学理学范围之外，更非古文今文所能局限之矣”8。这是史所罕见的大变局，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两千多年来的孔子独尊、儒术独尊的地位，无疑是一场思想解放，对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三、西学的冲击

 

西学的再次东渐，为晚清学术注入了新鲜血液。

西学自明末传入中国后，在明末清初曾一度成为显学。雍、乾以后，由于皇帝本人不喜欢西学以及耶稣会的解散（耶稣会士是明末清初西学的主要传播者）等原因，一百多年间西学一直处于中国学术的边缘地位。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伴随着坚船利炮卷土重来，与中国传统学术再次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与交融，渗入、改变和丰富了中国的学术。

从被动的方面来说，传统学术受到西学的冲击，必然有所反应，表现为一个从排拒到吸收的过程：先是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吸收，然后是从制度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吸收。

从主动的方面来说，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传统学术资源毕竟有限，很难解释千变万化的新世界（特别是很难用“夷狄”二字来概括列强诸国）。因此，他们中的“先知先觉”者转而直接从西学中寻找答案，“通西学以致用”。不论是今文家还是古文家，不论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都或早或晚、或浅或深地吸收了西学。到了清末的最后十年，极顽固者实际上已经很少见了，只是由于对现实关怀的程度不同，不同学术流派的学者、同一个学术流派的不同学者在吸收西学的时间和程度上有所差异罢了。

由于学术上“善变通”的特点，最先接受西学的依然还是今文家。龚自珍弘扬今文学的精华，首先驳斥了宋明儒者把“华夷之辨”视为孔子学说本义的落后意识，提出了在民族关系上“太平世无内外”的观点。9魏源进而在《海国图志》中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开了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新风气，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紧接着今文家接受西学的是宋学家。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兼有宋学学者身份的湘、淮军首领和他们的幕僚们，实实在在地领教了洋枪洋炮、铁甲火轮的厉害，于是以仿制洋枪洋炮、铁甲火轮为开端，发起了洋务运动。他们的治学范围也自然而然地从中学扩大到西学。

曾国藩是宋学家中较早提倡采用西学的人。他率先创立了制造洋枪洋炮的兵工厂，并聘请当时少有的懂西学的学者徐寿和华蘅芳来仿制轮船。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生容闳，也一度得到曾国藩的信任，被派遣到国外去购买机器。曾国藩还是提议选派幼童留学的第一人，目的是“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他还成功地把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培养成为中国著名的外交家。

“幼学算，涉猎于中西两家”（《致张星鉴书札》）的冯桂芬（李鸿章的幕僚），曾作为上海官绅的代表与英、法、美等国领事组成会防局。凭着他对西学的了解和与西人的实际接触，敏锐地认识到“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校邠庐抗议》），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被视为“夷狄”的西方国家了。因此，他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洋务纲领，成为后来流行一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滥觞。

古文家对西学采取开放态度大约始于甲午战争之后。如王先谦在甲午战后开始主张因时变革，建议开矿兴商、扶植和鼓励民间工商业，并亲自投资办厂。他在掌教岳麓书院期间，撰文抨击科举制度，力主改革书院课程，明确提出：“学堂科目，自群经、国文外，历史、舆地、算学、图画，中西共者也。各国语言文字，亟宜通者也。”（《学堂论》）坚持把算学和译学列入书院的课程，以“西人之学”补“中国之学”的不足。他还积极参与时务学堂的创建，购《时务报》供岳麓书院学生传阅。这些说明王先谦已突破了古文学的界限，将一些新生事物纳入了自己关注的视野。

章太炎也主张以西学来补充传统学术的不足，在他拟定的《兴浙会章程》中说：“经世之学，曰法后王。虽当代掌故，稍远者亦刍狗也。格致诸艺，专门名家。声、光、电、化，为用无限。”10他在《訄书》中汲取了进化论、天文学、社会学的知识和理论，在诸子学研究中重视融会西方哲学。

孙诒让研究《周礼》时，也与西学会通起来，试图以古学来印证西政的合理性。他大量地引述了英、法、德、美等国的历史、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资料，主张引进西方文明以变法自强。他还用西学的方法和知识发掘了《旧唐书》《墨经》和《礼记》等中国古籍中的自然科学成就，订正了前人对这些古籍中有关地理学、力学、电学、农学等知识的错误解释。

晚清还有一类学者，因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或亲自走向世界，或长期主持洋务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在当时的思想界大放异彩。这一类学者有王韬、郑观应、郭嵩焘、黎庶昌和严复等。

秀才出身的王韬早年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其华夷观（华尊夷卑）、道器观（尊中学贬西学）和本末观（重农轻商）与当时的一般士人没什么两样。但后来定居上海、南遁香港、西游欧洲、东渡日本的独特人生经历，彻底地改变了他的思想观念，形成了在当时比较先进的新的华夷观、道器观和本末观。他说：“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之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华夷辨》）不再认为西人是蛮夷，而是与华人一样的文明、优秀的民族。不仅如此，他还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实际上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如果仍然“执春秋内中国外四夷之说”，不正视客观现实，将有亡国之危险。他十分赞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和重商政策，主张在中国推行“犹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重民》）的“君民共主”制度和保商助商制度。

郑观应本人虽然没有去过西洋，但从小就通过港澳浸染了西方文化，并在西方传教士创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过。他长期同洋务打交道，曾任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企业担任高级职务，是有官方背景的大企业家。他不仅实践经验丰富，而且还通过撰写《盛世危言》等著作将自己的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赋税思想、商战思想和教育思想。郑观应虽然没有什么“功名”，但从《盛世危言》对晚清思想界的影响来看，把他列入学者行列，郑观应当之无愧。

郭嵩焘是进士出身兼有宋学家身份的学者型官僚，是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他在“使西”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西方先进国家在物质文明和政教制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发出“西洋政教、制造，无不出于学”的惊呼，首次以一个高级官员和博学学者的身份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建议，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一石激起了千层浪。

黎庶昌曾任驻英、德、法、西等国参赞，详细地考察了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交通设施和民情风俗。后又两度出使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得与失都有所体察。通过深入考察，黎庶昌眼界大开，消除了视东西洋各国为“夷狄”的成见。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义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可知夷狄无定名、定形，褒讥予夺，一本政教而言。非谓舍己以外，综地球七万里而皆可禽扰兽畜也。”（《尊攘纪韦序》）并推论：“使孔子而生今世也者，其于火车、汽船、电报、机器之属，亦必择善而从矣！”（《儒学本论序》）

严复14岁入福建船政学堂，后被选派至英国学习海军。学成归国后，他相继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典籍，将社会学、经济学、逻辑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学科介绍到中国。其中《天演论》一书，对中国的思想界影响极大。在该书的按语中，严复指出，植物、动物中都不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例子，人类亦然。人类的竞争，其胜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中国再也不能盲目地妄自尊大，一味大弹“夷夏轩轾”的老调，否则就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天演论》的出版和流行，正是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天演论》所宣扬的“优胜劣败”法则，就如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中国人以绝大的刺激。“适者生存”的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无数中国人的心和血，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有志之士投身于救亡图存的大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