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桑干河流域是早期人类文化遗址的富集区。若论我国已经发现和发掘的文化遗址数量，全国以华北地区最多、华北地区又数黄河流域和桑干河流域最多；而黄河流域和桑干河流域相比较又数桑干河流域为最多。截至20世纪80年代，我国华北地区已经发掘并有初步研究结论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有：黄河流域的西侯度、匼河、萨拉乌苏，灞河流域的蓝田，汾河流域的丁村，蒲河（甘肃东部）流域的庆阳地区旧石器地点，洹河（河南安阳）流域的小南海，沁水（山西沁水县）流域的下川等。在桑干河流域则有举世闻名的泥河湾遗址群，如马圈沟、东谷坨、小长梁、虎头梁、于家沟遗址等和北京人、许家窑人、峙峪人、山顶洞人、新洞人以及河套人等，还有数百处已经露头，但未经大规模发掘或已经发掘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形成确切结论的遗址或地点。于是，就有个在人类进化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早期人类会经年累月、成群结队、周而复始地聚居和出入于桑干河流域？

我认为，桑干河流域早期人类活动频繁、文化遗址众多，这只是表面现象，现象的背后是内化的实质。内化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当地在当时的自然环境，如黄土、古湖、河流、石灰岩出露后的洞穴，乃至过渡地带的气候和动植物群落的广泛分布，均适宜早期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二是当时当地人类的创造力，即桑干河流域的文化面貌在起重要作用。自然力和人类的创造力是相互适应、融合、叠加并且螺旋式地向上良性地发展着的。二者相辅相成，既成就和提高了桑干河人的文化创造力，同时也养育了数百万年以来一直生活在桑干河畔的早期人类。

桑干河流域文化面貌主要体现在石器制作的空间多样性和时间同一性上。空间多样性，在首尾跨度上千千米的流域范围内，最早用间接法剥落的石叶、熟练的打石片技术、“飞石索”上的弹丸、人类射向动物的“第一箭”、我国特有的楔状石核。缝纫用的骨针、穿孔的贝壳、赤铁矿染色料、骨器和角器磨制尖状器、一万年前的陶器（片）等，数不胜数，异彩纷呈，构想巧妙，实用性非常强。时间同一性表现在源发于桑干河流域的（小）细石器文化，经历马圈沟文化→小长梁文化→北京人文化→许家窑文化→峙峪文化→虎头梁文化→山顶洞人文化→于家沟的磨光石矛头和平底陶器等的演化、发展过程，始终如一，没有间断，沿袭传承上百万年。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和卫奇等先生认为：华北的旧石器在技术上存在“匼河——丁村系”和“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两大系统。我认为后一系统实际就是以桑干河为发源地并且长期在当地沿用和逐步向外扩散的（小）细石器文化（系统）。不过这个系统的完整表述，应该是“泥河湾——虎头梁（于家沟）系”。

桑干河流域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清楚，内涵丰富，特色鲜明，而且自成体系。在更加坚实的地质学、器物类型学、古生物学和年代测定技术的基础之上，建立《桑干河流域旧石器文化编年表》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以桑干河流域为出发点，沿着（小）细石器文化的迁徙、流布路径寻找，就会发现桑干河流域是北亚、东北亚、北美早期人类的迁出地和进化发展的源发地。更进一步，循此思路能够找到蒙古人种形成的最原始依据。这才是我们研究桑干河文化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所在。桑干河流域是解开人类，至少是东方人类形成之谜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