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 证明过程中的所谓自然科学方法。哲学与科学

如果我们回顾性地综观上述思路，并且追问尼采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命题是如何得到“证明”的，那么，其中的证明过程就向我们呈现为：从关于世界整体的状态的命题中，我们必然可以推出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命题。现在，用不着深究这种证明实行了何种“推论”，我们就能够作出一个对我们后面所有的沉思——哪怕只是通过一种原则性的澄清——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了。

我们要问：完全撇开这个证明过程的说服力和“质量”不谈，它究竟是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证明过程呢?其中什么是“自然科学的”?我们的回答是：绝对不是。

在这个证明过程本身当中以及在对世界本质的规定性的先行罗列中谈到了什么?谈到了力、有限性、无穷性、相同性、轮回、生成、空间、时间、混沌、必然性。而所有这一切都与“自然科学”毫无干系。倘若人们竟要在这里考虑自然科学，那或许就只能说，自然科学倒是以诸如生成、空间、时间、相同性、轮回之类的规定为前提的，而且必然地是以这些规定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必定把这些规定预设为永远对它的问题域和证明形式锁闭着的东西。

诚然，自然科学必然要使用一种确定的关于力、运动、空间和时间的观念，但它决不能说明什么是力、运动、空间和时间。因为只要它始终是自然科学，并且没有突然越界进入哲学领地，那它就不可能作这样的追问。每一门科学本身，作为它所是的这门科学，都无法达到它的基本概念以及这些基本概念所把握的东西；与这一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没有一门科学能够凭它自己的科学手段对自身作什么陈述。什么是数学，是决不能以数学方式来确定的；什么是语文学，是决不能以语文学方式来探讨的；什么是生物学，是决不能以生物学方式来加以说明的。一门科学是什么，这一问作为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了。当有人提出关于一般科学，同时始终亦即关于确定的可能科学的问题时，这个追问者就进入一个具有不同证明要求和证明形式的全新领域之中了，全然不同于在科学中司空见惯的那些证明要求和证明形式。那就是哲学的领域。哲学并不是粘在科学上的，也不是比科学更上一层楼。哲学幽闭于科学本身的最内在领域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命题：惟当一门单纯的科学是哲学的，它才是科学的，这就是说，它才越出单纯的技术而成为真正的知识。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人们力求所谓革新“科学”，同时试图取消哲学时，他们这种努力是多么的荒谬和荒唐。

何谓一门科学是“哲学的”呢?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科学明确地要借用一种“哲学”，依据于一种“哲学”，以一种“哲学”为参照，共享它的语言用法，使用它的概念。这话的意思根本不是说，“哲学”作为哲学，亦即作为已成形的教本，作为自足的作品，应当而且能够成为科学的明显可见的基础。而毋宁说，科学的基础必定是哲学——而且只有哲学——能够表明和论证的东西，也就是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可知的真理。因此，说一门科学是哲学的，这意思就是说：这门科学有意识地因而有所探问地把自身置回到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之中，并且追问存在者之真理；这门科学活动于我们对于存在者的基本态度中，并且使这种基本态度在它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作用。衡量这种作用的标准决不在于科学论文中出现的哲学概念和术语的数量、频率以及能见度，而在于追问本身的可靠性、清晰性和原始性，在于思想意志的负荷力。这种思想意志并不满足和陶醉于科学的成果，相反地，它总是仅仅把科学的成果把握为手段和通道。

因此，一门科学就可能通过两个途径成为哲学的：

其一、通过某种哲学所特有的思想。当这种哲学思想的领域（而不是它的命题和公式）有朝一日直接对科学的追问作出反应，并且逐步使科学的追问得以改变其通常的研究工作的视野时，这门科学就接近于哲学思想了。

其二、通过科学本身的内在的问题力量。只要科学根据一种与知识的原始关联进行回溯性思考，思入它本身的起源之中，从而使得研究工作的每个进步都从中得到规定，则科学就能成为哲学的了。

因此之故，在哲学思想与科学研究之间就可能有一种深刻的一致性，即使两者根本就没有表面上的和机构上的相互接触和相互关心。一位思想家与一位研究者之间，尽管在工作方式和工作领域上有很大的距离，却可能有某种最清晰的信赖关系，亦即一种基于内在的具有相互促进作用的共属一体状态的信赖关系；那是一种共同存在（Miteinandersein），它比人们多有张扬的一种临时协作团体的表面上的“合作”更有效果。

最强烈的创造性冲力只能从这种能够消除巨大距离的清晰的一致性中产生出来，因为在这里，个体的自由、特异性和唯一性能够发挥出扩展性的作用，并且能够引发真正的成果。

相反地，有一种古老而无可辩驳的经验就是：或多或少有目的地商定和设置起来的学术团体以及各门科学之间出于功利动机的“合作”，乃是迟早要僵化的，它们会因为合作者过分的接近、熟悉和类似而掏空和荒芜自己内在的东西。

因此，如果说本来就已经滑入单纯技术之中的各门科学，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都遭受着一种如此非同寻常的重负和直截了当的利用——在我们今天的困境中，这已经变成无可避免的事情了——，那么，只有当从各门科学的内在核心中同时产生出最大的平衡力量时，亦即只有当科学从根本上已经成为哲学时，科学才能经受住这种重负，才能免于灾难发生。

恰恰由于化学和物理学是在这样一种程度上被使用的，所以哲学就并不是多余的，而是必需的。它甚至比诸如化学之类的科学本身还更为必需——那是一种更深意义上的必需。化学之类的科学一味地听任自己耗尽自身。这样一种荒芜过程是不是需要十年或者百年时间，然后才能够为通常的眼睛所看见，这个问题对于本质性的事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而所谓本质性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里必须从根本上防御什么。

尼采并没有误入歧途而进入自然科学之中。倒是当时的自然科学以一种很成问题的方式迷失于一种大成问题的哲学中了。因此，对于轮回学说的证明过程没有一个地方是要受自然科学的法庭审判的，哪怕自然科学的“事实”可能会反对这个证明过程的结果。因为，自然科学以及一切科学的所谓“事实”，根据一种形而上学亦即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学说的明确的，或者隐而不显的，或者根本就未知的原则来解释，难道不就是一些确定的现象么?

可见，为了避免对尼采思想过程作一种自然科学上的曲解，我们甚至不必指出尼采所做的沉思中出现的一个简单事实——那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把自己的沉思局限在物理学的或者其他自然科学的认识领域上面。相反地，他要讨论的是存在者之整体：

从何时起“思想”和“时刻”成了物理学或者生物学的课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