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伦理视角下当代城市环境生态思想

环境伦理学视野中的生态建筑技术

秦红岭秦红岭,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和建筑文化。

(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44)

摘要:目前建筑界在有关生态建筑的种种研究与实践中,显露出片面强调技术力量的趋势,这是违背生态建筑的根本宗旨的。对生态建筑的理解应注入以环境伦理为核心的人文内涵,即便强调生态建筑中的技术特性,也至少要使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之一,并且在生态建筑技术选择上应依据中国国情采用适宜技术路线。

关键词:生态建筑技术;环境伦理;适宜技术;生态建筑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曾经揭示,现代社会的基本弊端之一就是技术理性遮蔽价值理性,由此导致现代化过程中某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技术与道德分离的局限:自以为技术无所不能,认为依靠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从环境伦理学的视角出发,在有关生态建筑的种种研究与实践之中,同样存在着建筑技术与道德分离的误区,显露出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论调,这是值得警惕和反思的。

一、技术决定论与环境伦理

在有关技术的哲学思考中,流行一时的观点是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是指从文艺复兴以来盛行于科学界、哲学界乃至社会领域的一种以技术理性统辖一切的思想倾向。它认为,技术是一种自律的力量,即技术按自身的逻辑前进,“技术命令”支配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技术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技术决定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它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技术进步应该是人性进化的标准,而一切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将为新的科技进步所弥补,科技发展最终将促成伦理体系的新陈代谢。另一种是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它认为,现代技术视野中的自然失去了诗意和神灵的庇护,成为随时供人进行无限制技术掠夺和剥削的“持存物”,同时人自身也遭到危险,成为物质化、功能化的对象。因而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呼吁人们反思技术的本质,认清技术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以寻找对现代技术的超越。悲观主义技术决定论描述和揭示了自然与人逐渐沦为技术意志所控制和支配的手段这一现实,实质上是对现代技术决定论的一种反叛。因而,在生态建筑研究中值得警惕的并非这种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

环境伦理学认为,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流行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其一是科学技术的无节制的发展和应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是地球全面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如建筑活动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生态环境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也是消耗自然资源最大的生产活动之一,加之现代建筑运动主要遵循着功利化的技术指导模式发展,导致人、建筑、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据联合国统计,与建筑有关的能源消耗占全球能耗的50%,其中建筑采暖、降温和采光能耗占全球能耗的45%,建筑施工的能耗占5%。其二是陷入了单纯依靠这一“始作俑者”为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怪圈,即技术决定论一方面给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另一方面人类却试图依靠技术之进步消解这种灾难。显然,在这种甲是导致乙的前提下,却用甲解决乙的循环逻辑,是颇令人质疑的。

20世纪70年代后人们对环境危机根源的反思,从经济、技术层面逐渐深入到了文化、价值层面。环境运动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一种观点认为,环境危机是人类科技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它恰恰表明人类科技发展不充分,只要我们不断发展科学技术,这类问题最终都能得到解决。因此,它主张在现有经济、社会、技术框架下通过具体的科技治理方案来解决环境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若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批判性的考察,并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等精神领域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很明显,前一种解决环境危机的“药方”是典型的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的方法,包含着关于人类理性进步的极端乐观信息,它把注意力集中在环境破坏的具体症状上而不是深层原因上,认为科技的灾难只能靠科技本身来解决,人类凭借科技进步即可摆脱环境危机的阴影。这种把治理环境的希望交付给科技,如同把希望交付给英明的君主一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到头来风险还得全人类承担。后一种观点则包含着关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体认,认为在走出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上,人类应从“浅层”的经济和技术层面走向“深层”的制度和价值层面。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深层生态学 (deep ecology)的理念。深层生态学的概念由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 (Arne Naess)1972年首次提出,其宗旨是反思和批判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种种失误及其背后的深层根源。奈斯认为,浅层生态学“无疑是一种基于技术乐观主义和经济效益的‘浅层’方案”,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而且本身潜伏着危机。浅层生态运动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它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提出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种方案试图在不触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伦理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单纯依靠技术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而深层生态学则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因而认为技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对价值观念和社会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如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抑制不断扩张的物质贪欲、告别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等等,才能全面解决环境问题。

二、建筑技术至上与生态建筑的特性

生态建筑 (或曰绿色建筑、可持续发展建筑,其含义基本相同)是当今建筑界的热门课题。关于生态建筑的概念,在建筑界较为一致的理解是:根据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运用生态学、建筑技术科学的基本原理,采用现代科学手段,合理地安排并组织建筑与其他领域相关因素的关系,使其与环境成为一个有机结合体。从上述定义不难发现,目前建筑界对生态建筑特性的理解,对生态建筑的研究与实践受到技术决定论的影响,大多重视技术这一维度,或者说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设计和创新各种技术手段以达到尽量减少对自然的伤害,取得节能降耗的环境效益的目的。由于现实中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进行“可持续性”的研究与实践主要体现在建筑物理和材料技术方面,所以不少生态建筑简化为仅仅使用了生态材料的建筑而已。

以环境伦理学的整体视角来看,倘若对生态建筑特性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那将是片面的,而且容易产生误导,从而违背生态建筑的根本宗旨。对生态建筑的理解应注入以环境伦理为核心的人文内涵,即便强调生态建筑中的技术因素,也至少要使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之一。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生态建筑并不仅仅指某一流行的建筑类型,它本质上是一种基本的设计思路及价值取向,这种思路与价值取向可以引入到任何一种类型的建筑中。

生态建筑的价值取向主要来自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因此,生态建筑可以说是科学的技术观、整体的生态观和普遍的伦理观在建筑上的集中体现。

“生态学”(ecology)这个概念,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 (E.Haeckel)于1866年使用,他说:“我们可以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科学。外部世界是广义的生存条件。”20世纪60年代后,生态学逐渐发展成为“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科学知识体系”。生态学的基本理念是揭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平衡性和有机性,因而生态学本身就孕育着平等、均衡和互补的价值观意义,尤其是生态学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整体主义倾向,人类与整个自然界处于共生共存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不可能超脱自然之外,因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取决于是否同自然环境保持一种和谐关系。

环境伦理学 (environmental ethics)又叫生态伦理学 (ecological ethics),是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系统研究。虽然人类有关环境伦理的思想滥觞可追溯到18世纪,但环境伦理学是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问题的凸显而备受关注的一门学科。时至今日,关于环境问题的伦理讨论仍争论不休,但人们已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可称之为环境问题上的普遍伦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①全球性的环境保护并不仅仅是科技问题,不能单凭技术手段去保护环境,环境伦理学要求人们从哲学高度重新反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责任;②走出环境危机,需要人类在思维方式上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非人类中心主义,并在道德意识和观念上彻底转型,形成新的道德规范。这种新的道德规范的核心是:判断人类行为对与错的标准是看我们的行为是否有利于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凡是有利于生态共同体之完整、稳定与美丽的,便是对的,反之,是错的。③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与人类贪欲的过度膨胀相关,所以,抑制贪欲,在生活方式上摒弃消费主义,提倡物质生活的简朴,更多追求道德进步与精神充实,是人类解决环境问题的治本之道。如在住房消费上,从建房的基本材料混凝土的使用量看,发达国家平均每人消费量为451公斤,欧洲为477公斤;现在流行的某些别墅、庭院式的住房四面均装有大玻璃窗的房屋,室内有空调器、电动窗帘、电动百叶窗以及各种照明用具,这远远超出了人们正常生活的需要,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从城市交通上看,私人拥有小轿车的数量增长得很快,有些城市已经造成破坏性的过度消费,在完全可以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的距离,有些人却偏偏开汽车,这不仅浪费能源,而且也增加了城市交通负荷。很明显,如果不抑制消费欲望,提倡过简朴生活,生态建筑技术再发展、城市道路再扩展,也赶不上过度消费所造成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速度。

其次,为了使建筑技术服务于造福人类及生存环境这一环境伦理原则,生态建筑中对技术的强调必须从技术的设计和创新阶段开始,便将伦理因素作为一种直接的重要影响因子加以考虑。

一般说来,技术的核心理念是“设计”和“创新”,因此,在设计与创新一种新的建筑技术之时,应以谨慎的态度,采取技术选择的多标准权衡的综合评估方法,研究它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与环境相协调的状况。这种方法要求确立多维度的衡量指标,通过对某项技术可能带来的各种正负面环境效应进行权衡,尽可能将其中的负面影响变为正面的,或将高代价的负面影响变为低代价的。考虑因素或衡量指标包括如下环境伦理意识: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与美丽;是否增进生态安全、减少环境污染;是否节约利用非再生性自然资源;是否使生产废弃物尽可能做到无害化排放与最小量化排放等。同时,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往往需要多次判断和多学科与多层面的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特别应该充分考虑建筑活动的长远后果,要将未来世代的利益与风险承担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考虑。

然而,在现实的设计和创新活动中,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市场需求、经济策略和组织形式等产业和经济因素,而包括环境伦理在内的社会伦理价值和社会文化倾向或受到忽视,或仅被当作一种不甚重要的外部因素,或被当作一件漂亮的标签。因为,从经济学上讲,由于环境成本在市场价格体系中不能被市场这个“无形的手”通过合理的行为得到公正的分配,因而一般被认为是资源配置无效或低效率状态。李大夏曾提出关于生态建筑的疑问:“建筑师面对社会高能耗的需求而做出高能耗的设计,又推出最先进 (先进一般也意味着高能耗)的‘生态’系统来向大家示范,其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能引导全球的业主和建筑界真正重视‘生态’、‘可持续发展’,还是更恶劣的隐性的,然而是实质上的‘挥霍’资源?在我有限的理解能力中,看不到这些实例达成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良知与这种纪念碑式行为之间的会合点。”他的疑问揭示了当今建筑界某些所谓生态建筑不过是打着“生态”的旗号,实为背离生态价值和环境伦理的现象。

毕竟,远期的生态价值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所以现实中某些貌似生态性建筑的技术设计和创新并没有真正基于建筑师的生态良知,实质还是围绕社会需求和经济效益的指挥棒转。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既需要一个健康的自然环境作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也需要经济持续发展,每一具体的经济行为带来最高的效益。但正是因为我们两者都需要,因而当我们专注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时候,便可能会有某种灾难。实际上,虽然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的注意力仍主要集中在经济效益上。建筑界或者更广意义上说整个经济领域,甚至社会生活领域,人们对待环境保护问题的态度用一个较为形象的比喻来描绘,就是大多数吸烟者的态度:吸烟者明知吸烟有害于健康,他们还要吸烟,因为他们更看重眼前需要的满足。由此,当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没有冲突时,人们或许能够将环境伦理因素作为一种重要的考虑因子体现在建筑技术的设计与创新之中,但是,当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之间面临冲突时,人们往往喜欢打着后者的旗号选择前者、或者干脆直接牺牲后者选择前者。

三、生态建筑的适宜技术与环境伦理

在上文中,笔者多次提到人类不能单凭技术手段去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但这并不是否定技术在环境保护中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如深层生态学虽然不相信技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但他们仍然认为,采用对人和环境有益的适宜 (appropriate)技术道路和非支配科学是解决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方案。

21世纪是多种技术模式并存的时代,“地域性”、“民族性”、“国际性”建筑文化将互融共生,高技术、适宜技术与传统技术将各显其能。其中,适宜技术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起着重要作用。这里所谓适宜技术,主要体现在它强调技术选择上的经济性、本土性、技术水平的简单合适性等特征。适宜技术反对现代技术发展的两个趋势:西方现代技术文化的全球扩张和对技术的顶礼膜拜,从这个意义上说,适宜技术是批判性地利用现代技术,强调技术文化应具有的多样性、继承性和人道性。适宜技术类似于英籍德国经济学家舒马赫 (E.F.Schumacher)提出的“中间技术”模式,具体讲,这种技术是较少资金投入的 (比落后国家的简单技术多,比工业国家的先进技术少)技术;是适于发展人的创造性的,帮助人而不是替代人的技术;是与环境有良好相互作用的低消耗的技术;是适合地域或社区情况的,由本地人利用本地材料为本地人生产的技术。

生态建筑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才能达到其生态目标,而生态建筑所涵盖的技术手段应是多层次的,既有高技生态技术,又有适宜技术、低技术、传统技术等生态技术。现代的许多高技生态技术,其价格往往十分昂贵,如太阳能光伏电池系统,目前每平方米6600元的模块电池,每年节约能量仅为330每平方米,回收期长达20年。一些高性能材料如透明热阻材料 (TIM),价格为3200-4400元/平方米,大面积使用会显著提高建筑造价。因此,在生态建筑的诸多技术路线中,“适宜技术”以其造价低廉、经济效益较好、注重本土文脉、就地取材、针对当地气候条件多采用被动式能源策略而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广泛重视。有较多学者提出,基于中国当前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不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相对紧缺等国情,适宜技术将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中国建筑师进行创作时必须面对的现实。建筑师刘家琨曾指出:“相对于高技,低技的理念面对现实,选择技术上的相对简易性,注重经济上的廉价可行,充分强调对古老的历史文明优势的发掘利用,扬长避短,力图通过令人信服的设计哲学和充足的智慧含量,以低造价和低技术手段营造高度的艺术品质。在经济条件、技术水准和建筑艺术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由此探寻一条适于经济落后但文明深厚的国家或地区的建筑策略。”〔5〕如果说刘家琨的设计理念注重的是将适宜技术与建筑艺术相结合,那么生态建筑的设计理念更注重的是适宜技术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由此探寻一条适合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生态建筑技术策略。

在生态建筑领域将适宜技术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有一个较成熟的设计指南,这就是1993年由美国国家公园出版社出版的《可持续发展设计指导原则》中列出的“可持续的建筑设计细则”。1993年6月,国际建协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主题为“为了可持续未来的设计”的大会上采纳了这些设计原则。这一细则中同生态设计相关的内容主要是:①重视对设计地段的地方性、地域性理解,延续地方场所的文化脉络;②增强适用技术的公众意识,结合建筑功能要求,采用简单合适的技术;③树立建筑材料蕴能量和循环使用的意识,在最大范围内使用可再生的地方性建筑材料,避免使用高蕴能量、破坏环境、产生废物以及带有放射性的建筑材料,争取重新利用旧的建筑材料、构件;④针对当地的气候条件,采用被动式能源策略,尽量应用可再生能源;⑤完善建筑空间使用的灵活性,以便减小建筑体量,将建设所需的资源降至最少;⑥减少建造过程中对环境的损害,避免破坏环境、资源浪费以及建材浪费。仔细分析以上“可持续的建筑设计细则”的有关内容,可以看出,其大力倡导的可持续建筑设计原则与适宜技术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此外,采用适宜技术的生态建筑策略在我国传统民居中有很好的体现。从环境伦理、建筑技术角度了解、认识传统民居的这一优秀特征和经验,将对生态建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传统民居所采用的生态策略,其主旨是一种所谓被动式生态技术,它注重利用朝向、风向、日照、材料、建筑布局、绿化、能源循环等手法达到与环境相协调,以及较高的能源使用效率,这是一种简单而高效的技术方式。例如,北方民居 (如陕西、东北、内蒙古)多设火炕、火墙,墙内设回环盘绕的烟道。炊烟的烟道首先流经火炕,然后通过空心火墙流至排烟口,把炊事余热作为采暖热源加以充分利用。而且,北方民居墙体一般很厚,且大量采用厚实的土坯墙。以内蒙古西部民居为例,房屋三面以土坯墙围护,南面则全部安装门窗,称之为“满装修”。通常,其土坯墙呈一点收分,以保持结构稳定,下部厚度达2尺 (650-700毫米)。据测算,不计其粉刷层,热阻达到0.92。这一历时几百年而演绎成的民居形态,成为当地农民最适宜的民居。

总之,传统的生态技术在21世纪的今天同样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为此我们应该利用现代建筑技术对传统技术的不适之处加以改进,从而赋予其新的生命力,而不能由于急欲表现经济发展成就而往往在城市与建筑设计上过分强调形式的炫耀,一味重视高技生态技术而忽略创新和发展生态建筑的适宜技术、传统技术。综上所述,伦理因素的作用虽然是有限的,但却是重要的。生态伦理视角关注的焦点是,现实的经济利益制约机制和法律机制所难以规范或调整的生态利益,通过伦理地反思和分析,使人们正视生态建筑中某些“伪生态”的现象,提出尽可能使生态建筑技术服务于造福人类及生存环境的前瞻性建议、反思性教训和可行性举措。


参考文献:

〔1〕雷毅:《深层生态学:一种激进的环境主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 (2)

〔2〕陈吉吉:《当代生态建筑特性评析》[J].新建筑, 2002 (4)

〔3〕[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4〕〔7〕李大夏:《“可持续发展”的纪念碑?——关于生态建筑的疑问》[J].《新建筑》,2003 (1)

〔5〕刘家琨:《叙事话语与低技策略》[A].王伯扬等编.《建筑师》(78),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6〕宋晔皓:《欧美生态建筑理论发展概述》[J].《世界建筑》,1998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