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生态视角下的当代城市发展方向

西方公共空间生态文明意识对当前我国城市生态优化之借鉴

张守连 刘炳良

(北京建筑大学，100044)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我国新时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重大部署。

早在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北京发展和管理工作要求明确指出：“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然而近年来，雾霾长期笼罩北京上空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公共空间尤其是旅游景点在游客散尽后遍地各式垃圾仿佛成了不可缺少的点缀，过街天桥、电线杆子、人行道上双面胶小广告似乎成了怎么都除不掉的橡皮糖，地铁站、公交站上下班以及旅游高峰期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一望无垠的拥堵问题，广场舞大妈那每天固定来袭的高分贝喇叭声和社区居民那对宁静生活渴望的激烈冲突，小商小贩、违章建筑对公共空间的全面侵袭，人们在完全意识到公共空间蓝天、绿地和洁净的地面对自己生命所起的正能量情况下却仍然残酷麻木地走在破坏生态公共空间的行列中，在对公共空间生态化管理政策严重缺失情况下相关部门和单位在管理和践行生态理念中的严重不作为，等等……这都是北京城市公共空间在走向习总书记所积极倡导的“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所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所谓城市公共空间 (Urban Public Space)一般是指由公共权力创造并保持的、供所有市民使用和享受的场所和空间。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承载了城市形象表达，还集合了人类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及满足市民文化需求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作用，它跨越了单纯的建成环境的范畴，体现出微妙但重要的实体环境同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人文价值，成为东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议题。

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吸收十八大成果的定义是：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

所谓的生态意识，就是在思想意识深处要树立一种生态观念，具体来说就是科学看待人与自然、人与自己所处环境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和谐发展关系的意识。其核心是指人类对生态环境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判断、态度以及行为取向。同时，这种认识、判断、态度和行为取向又能动地作用于客观存在的生态环境，对人类实践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具体到城市公共空间的生态意识，则主要是指运用整体思维，不仅把整个公共空间生态系统看成是一个有机体，而且它把人、社会和环境整个作为一个大系统来考量，其中不仅考虑到人的发展问题，而且考虑到社会的发展问题，同时还兼顾公共空间环境的发展问题，因此城市公共空间生态意识强调的是整体发展，是系统发展，而不是片面的发展，也不是单方面的发展，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公共空间之间共同发展、和谐共荣。

在国外，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了“公共空间”的概念；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则对公共空间的认知理论进行了揭示：一方面，它突破了以往对环境认识仅仅建立在研究者和专业人员主观审美基础之上，指出对环境的认知是环境中的人普遍存在的体验；另一方面，它使本来单一的以客观实体环境作为目标的城市空间研究拓展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扬·盖尔在其代表作《公共空间公共生活》中探讨了如何通过加强步行交通和公共生活，为城市创造良好的步行环境，切实地以“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主体，集中研究阐释公共生活与城市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问题。

生态文明视域下城市公共空间优化管理是指将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从其健康和持续发展意义上，摒弃工业文明时期粗放式发展，唯效益至上的错误影响，着眼于城市结构中的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在目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生态优化角度，从人与环境和谐和长远发展角度上，从政策到意识，从社会群体到个人，对城市公共空间强化生态优化管理理念以及监督实施，以保证真个城市有机体和城市中的每个人的绿色健康发展，促进人与城市的和谐共荣。

一、西方有关生态文明意识的主要观点：生态意识是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可持续发展价值观

在工业文明之前的发展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简单和低下，科学技术比较落后和原始，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基本上没有什么环境污染，再加上人口较少，所以资源相对比较丰富。那个时期人们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也不存在因为环境污染而遭到地球的报复现象。那个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主要还停留在原始的生存价值观念上。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逐渐出现了城市，也正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科技突破，蒸汽机的发明、电力的发现，使得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科技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随之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有了巨大进步，于是出现了以效益至上的工业文明，尤其体现在人口密集、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城市，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在经济效益至上价值观念的引导下，往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提升，而盲目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具体到城市来说就是对公共空间的生态的极大破坏，因而遭到了恩格斯所说的“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公共空间的问题。

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思考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即出现了注重环保，注重生态，注重公共空间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意识，即城市公共空间生态价值观。城市公共空间生态价值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经济、社会和整个自然发展的整体可持续性，成为人们现在在公共空间里明进行各种生产活动、生活等领域所首要考虑和遵循的价值观念。

生态意识不仅关注浅层问题，而且关注深层公共空间问题，呈现出由浅入深的一个动态过程。从刚开始出现小范围的污染问题，比如一定区域的、一定范围的污染现象，这种污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后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家开始意识到这种污染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于是逐渐开始呼吁减少污染、惩治污染，这就是从浅层次上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这个时期，人们往往还是以自己的健康、利益作为轴心，换句话说这个时期人们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到整个城市公共空间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染的程度和规模愈演愈烈，比如出现了地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生物多样性消失和危险废物在全球范围转移等，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自己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光把人类作为整个的中心，必须把与人发生关系的自然也作为问题的中心，也就是说在城市里面的公共空间的设置、规划以及各种活动中，不仅要考虑到人类的利益和发展问题，同时要考虑到整个公共空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生态问题的深层次考虑，人们意识到了应该把人和整个公共空间都作为中心来考虑，这样才能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的未来留下一片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公共空间。这样，人们从治理污染的理念也逐步过渡到了减少甚至是摒除污染的理念上来，更加注重对公共空间环境的生态保护，更加注重人类与公共空间的共同协调发展。

同时，城市公共空间的生态意识超越传统科学模式。传统科学模式侧重对生产领域减少污染的理念，注意力集中在发明减少污染的技术和装备上，而生态意识则在对生产领域减少污染的基础上，提倡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追求更加自然的生活状态，使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都贯彻生态理念，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而注重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注重生产、消费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此外，城市公共空间生态意识愈来愈注重提升人口素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及其生产方式，因此在注重更加生态环保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上，生态意识更加注意到了人口因素对环境的作用，尤其是城市作为经济发展中心，人口增长过快，总量过多，从而需要更多的资源，从而形成了生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威胁，所以应该在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高人口质量，尤其注重提高城市人口的生态环保意识，必然会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有利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与治理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在欧洲、北美洲与大洋洲自中世纪 (5世纪至15世纪)城市化进程以来，其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与治理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二、古代西方城邦公共空间生态优化对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借鉴

自古希腊city－state(城邦)出现后，citizens (城邦公民)就诞生了。随之，“城邦公民”赖以生存的public space of city state (城邦公共空间)就应运而生了。雅典城邦、斯巴达城邦、腓尼基城邦、玛雅城邦、撒马尔罕城邦、布哈拉城邦以及佛罗伦斯城邦与威尼斯城邦都拥有过“城邦公共空间”。雅典“城邦公共空间”最具典型的代表是雅典卫城与雅典学园。雅典卫城作为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空间”内建有帕赛农神庙、雅典娜神庙、亚革拉广场、大会堂、竞技场和迪奥尼苏斯剧场，“城邦公共空间”的功能为祭祀、集会与娱乐为主。雅典学院学园作为“城邦公共空间”的主要职能是教育与科学研究。这对今天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具有启示作用，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职能为娱乐、集会与教育并且呈现出动态化特征。

三、墨尔本城市公共空间生态优化管理经验对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借鉴

墨尔本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注重了“人”与“自然”两大因素的和谐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墨尔本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着眼点是：“注重环境保护与生态意识、具有长期可持续发展模式”。

(一) 墨尔本城市公共空间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又称“世代间公平”，其基本含义是城市居民类社会是作为一个世代延续的状态而发展的。每代城市居民应该对其成员提供平行接触和使用前代城市居民的遗产的权利，并且为后代城市居民保存这项接触和使用权。对于前代城市居民留下的东西，应该使当代城市居民都有权来了解和受益，也应该继续保存，使下一代城市居民也能接触到隔代遗留下来的东西。

尽管澳大利亚是一个地多人口少的国家，但是城市建设的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相对较高，这就留出了较多的土地资源给以后的城市居民和动植物。墨尔本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则采用了环境代际公平的思想来指导与控制城市的发展，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土地，同时强调城市与环境必须协调发展，也就是规划应包含反映环境的意识与行为，不能把城市土地、资源用竭，要为以后的城市居民着想，体现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具有可持续的发展性。墨尔本正处于“现代城市化”发展阶段，提高城市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是墨尔本政府所关注的话题。另外，墨尔本政府还积极倡导研究并保护关键的生态敏感点和敏感区，因为对于这些区域的破坏，将导致整个城市环境的严重恶化。

(二) 生态意识与环保意识：墨尔本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中的“3R政策”

墨尔本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优异成效，堪称世界环保行列中之佼佼者。据1991年联合国评估，墨尔本为全球最适宜城市居民类居住的城市之首。他们的国土辽阔、城市居民烟稀少、森林河流资源丰富，是保证环境良好的基础，而政府与市民的强烈环境意识乃是根本。他们几代城市居民致力于保持生态平衡，做到了国土的山形和植被完整无缺，河流畅通清澈，对野生动物，如：企鹅、袋鼠、鸵鸟、树熊，考拉等爱护备至，使其在大自然中自由地生存。海鸥在城市公园里觅食停歇，对游城市居民毫无畏惧之感。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以“3R政策”来整治环境污染，效果显著。

第一个“R”为Reuse，即重复使用，尽可能减少废弃物；第二个“R”为Reduce，即减少垃圾量，如提倡市民自备装物袋购物；第三个“R”为Recycle，即：再回收利用，街头放置的“垃圾收集器”标志着不同类别的垃圾投入不同的容器，分别有玻璃制品、塑料制品、纸盒纸箱和其他废品等，即使办公室也按此分装垃圾。墨尔本做到了1/6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其余为野外深埋。此外，市民自觉保护环境意识很强，在公共绿地上很少有乱扔的垃圾，在城市水面上也没有废弃漂浮物，更重要的是城市绿化普及，吸收了城市噪音，提高了城市空气的洁净度。

(三) 墨尔本城市公共空间文化与科技的统一

城市交通管理方面采用了先进的“可协调的适应性交通管理系统”。在土地管理方面更有独到之处，它由环境、土地和规划部门共同开发管理地理信息系统 (GIS)。其做法是：将土地测绘资料输入计算机，以电脑收集信息，并与相关部门沟通，每5分钟输入一次地理信息，每5分钟更新一次文字数据，每24小时更新一次图形，有效、准确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也可很方便地了解各个城市在不同地区内的详细地形与地物，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资料，提高不同部门之间行政管理能力，减少部门因基础资料不同所造成的冲突和失误。墨尔本较少会出现交通堵塞的现象，最多在上下班高峰期间，车行速度较慢。其市内交通，很少采用车行立交桥和城市居民使用的高架桥。主要采用地面单行线路和分布较密的路网，以达到保护城市风貌的效果。

墨尔本采用了先进的“可协调的适应性交通系统”(Sydney Coordinated Adoptive Traffic System，简称SCATS)，它是以计算机组群来组织地块交通信号的控制系统，能根据交通需要和系统容量及时调整信号。SCATS的适应性具有两个含义：其一是该系统能自动地适应各交通点随时变化着的交通流量的需要，及时疏导突如其来的、无法预料的交通负荷，如体育比赛和戏剧散场时的交通负荷；其二是可调控白昼高峰期外的交通流量并连续调控，使之优化交通流量。据介绍全球已有36个城市采用120个SCATS系统，以6217个交通信号控制箱控制着市内交通，均取得显著效果。

此外，墨尔本城市交通还考虑了无障碍设计，如交叉口的城市居民行道均有坡道，便于轮椅通行；设置了与常规路面不同的盲城市居民步行带；考虑了残疾城市居民的停车位；在交叉口处转换信号灯时发出声响以提示盲城市居民通行等。关于停车问题，市中心设有多层车库，但更多的是采用地下车库。也有街边停车，并以“计时收费机”限制车辆停放时间，而交通流量不大的街道两边则划分出单向或双向停车位，免费停车，保证了交通方便和市容整齐。

(四) 墨尔本城市公共空间的绿色规划

墨尔本城建的主题是“绿色城建”，绿地与房屋、道路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市内的各类公园近400个，加上大、小草坪，绿地约占全市总面积四分之一。在环绕城市的公园、林带圈中，最突出的当属皇家植物园。它占地36公顷，园内绿荫如画，繁花似锦，有世界名贵植物4万多种。到2001年底，该园用了8年时间精心选取、引进了4000多种中国南方珍奇植物。为了吸引和保护野生鸟类，该园还专门开辟了一个14公顷的灌木丛林，供过往鸟类栖息。园内还有一个4公顷大的城市人工湖，犹如一块宝石镶嵌在园中，黑天鹅、野鸭子游荡其上，肥壮的鳗鱼时隐时现，海鸥大胆地走近游客讨食。

墨尔本的公园草地，都有专业队伍精心维护。春夏时节，他们定期出动割草机修剪草坪，使之平整美观；秋冬季则进行机械化松土、喷药、滚压，以除虫灭害。城市居民们时经常在房前屋后种花植草，有时还在公共场所见缝插针地铺植绿色草坪，使寸土不裸、凡土必绿。墨尔本不仅满目翠绿，树冠盖城，而且大部分的林木包括法国梧桐都枝挺叶秀，难得见到虫害的踪影。

(五) 墨尔本城市公共空间垃圾处理

澳大利亚的环境保护起步早、措施多。早在1863年，塔斯马尼亚就通过了澳洲第一个保护风景区的地区性法令。随着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防止破坏生态平衡的法规也逐渐拓展延伸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墨尔本《垃圾处理法案》权威性很高，政府的决策都不得破坏环境，与之相违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州合作，很早就建立起了一个全国空气质量数据中心，严格控制污染源的产生。除政府下属有保护环境的专门机构外，社团性的环保组织如“绿党”、“清洁澳大利亚”等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长期的环保教育和严格的环保执法，墨尔本居民都养成了主动参与环保的习惯。不论是在繁华的闹市还是在边远的小镇，经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幼跑上一大段路程将果皮、杂物投进垃圾箱。生活垃圾的处理也很规范，住宅、饮食店以及大酒楼的烹调油烟都不能直接排放到空气中，而是由吸油烟机自行消化后排入城市居民阴沟中。居民家中的生活垃圾平时用塑料袋包扎后存放于各家加盖的垃圾桶内，空瓶罐及废纸张等可回收利用的垃圾都经整理后单独存放。当每星期固定的日子来到时，由垃圾车统一收取各家的垃圾。

政府高度干预垃圾处理。墨尔本市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环境管理委员会，它独立于市政府之外，有权制定有利于环境的各种标准，并有执行权。任何机构、任何项目违反《垃圾处理法案》，都会受到环境管理委员会的相应处罚，包括罚款、限期整改、按原貌恢复、消除污染等等，最高曾有过对一个项目罚款几百万澳元的事例。必要时，这个环境管理委员会甚至有权撤销某个项目的投资许可证。环境管理委员会还要求任何一个投资项目在开工前都要提供“垃圾处理评估报告”，让投资城市居民对垃圾的处理条例充分了解，以及清楚垃圾处理不达标的后果。除此之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还有关于环境保护的具体条例，它要求各个州都要遵守这个条例。如果联邦政府认为某个州的环保法案不健全或执行不力，联邦政府有权要求这个州改变。这个条例明确规定，就环境保护而言，联邦政府的条例凌驾于各州之上，且不受党派的影响。受到墨尔本市政府资助的环保小组是公众与政府共同参与垃圾处理的另一种形式。这种组织由社会知名城市居民士、环境志愿者组成，定期开展活动。目前最为活跃的是一个名叫“澳大利亚保护协会”的民间组织，他们指导公众改变生活习惯，减少垃圾排放，实行垃圾分类，促进推行垃圾堆放收费制等等。

总之，墨尔本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注重了“城市居民”与“自然”两大因素的和谐发展，以处理垃圾为着眼点，形成了“城市居民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墨尔本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着眼点是：“注重环境保护与生态意识、具有长期可持续发展模式”。墨尔本在垃圾处理问题上面临的挑战和政策创新是澳大利亚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研究和实践的一个缩影。墨尔本的垃圾处理模式对北京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与北京全球化进程颇具借鉴意义。

四、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生态优化之整体规划与发展

马克思指出：“城市居民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城市居民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城市居民的身体。所谓城市居民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城市居民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因此城市居民与北京城市公共空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一个大系统，处在这个系统中的城市居民或者物，都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应该注重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注重对公共空间的生态保护，从公共空间的设计、管理等都要树立生态价值观。

生态文明注重整体、系统观念，而人恰恰是北京城市公共空间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所以城市公共空间的生态建设能否取得预期成果，关键是看公众的参与程度。所以，生态文明建设不但需要人们观念的深入，更急需具体行为的实施。目前，北京市民整体上生态文明水平较低，生态文明意识缺乏，在行动上参与度不高，所以，北京公共空间生态文明的建设迫切需要公众全面大力参与，要求公众不仅在思想意识层面上树立生态保护的观点，而且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尊重自然、爱护环境，实现自身与公共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五、培育北京市民公共空间的生态意识

注重培育北京市民公共空间的生态意识。一方面，培养北京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系统观念。整个地球是一个有机大系统，整个城市公共空间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以往人们处理和公共空间的关系时，往往只注重片面的追求经济效益，从而出现了对公共空间的破坏，导致出现了许多生态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树立整体的系统观念，把公共空间的经济发展、人的活动等都看作一个大的有机整体，这样才能科学的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倡导北京城市公共空间可持续发展理念。公共空间的生态文明意识超越短期利益观，注重长期可持续发展方式，既考虑到人们的短期利益，也考虑到人们和公共空间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注重对公共空间的生态保护，实现长远的发展。

思想是行动的向导，要想增加彻底改善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生态化建设，首先必须提高北京市民在公共空间的道德境界。

举办多种形式的生态理念宣传活动讲座。通过举办各种宣传活动讲座，积极吸引广大市民参加，使广大市民树立整体意识，认识到自身与公共空间的和谐共生，提升广大市民公共空间的生态境界，从而在公共空间的活动时注重生态理念，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对公共空间环境的保护，追求高尚的行为准则符合生态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

开展“北京公共空间生态文明标兵”评选。以北京市环保单位为发起者和组织者，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寻找北京公共空间生态文明标兵评选互动。以各个社区、广场、地铁以及其他公共空间为单位，分别评选出北京城市公共空间文明标兵，并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并且对相关事迹进行广泛宣传，从而增加公众对公共空间生态文明的了解和认识，进而提高公共空间的生态文明道德境界。

展开“北京公共空间生态文明大讨论”。以电视作为媒介，举办系列“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生态文明行为辩论”，以现在北京城市公共空间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契机，比如雾霾问题、堵车问题、拥挤问题、人性化问题、垃圾问题，进行多场广泛的讨论，并广泛征求市民的意见，从而提倡“生态文明，从我做起”的思想观念。

举办以“提升公共空间生态文明行为”文艺活动。通过举办各种以提升市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各项生态文明宣传的文艺活动，充分利用北京富含文化、文艺资源的特点，增加如演唱会、相声、小品等各种形式的文艺活动，从而使广大市民提升公共空间的生态境界，改善他们的精神面貌，促使他们自觉地改变落后的思想观念，抛弃陈规陋习，积极追求更加生态的公共空间的生活。

增加城市公共空间生态文明类图书、报纸、杂志。读书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很好途径，通过加强生态意识类图书、杂志、报纸等专刊的发行，使公众以更大的接触面能够认识到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严重性以及如何树立生态意识等，提升对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以更好地提升公众的生态意识。

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生态优化构建，需要政府、市民、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政府机构在解决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生态问题、建设生态化城市公共空间时应起主导作用，北京市民和其他社会力量也应该积极参与北京生态化城市。

完善北京城市的自然生态环境，由内而外、全方位地把城市融入到大自然之中，让城市被大自然所包围。生态城市的构建，自然环境的建构尤为重要。北京市在建设生态城市的过程中要把大自然融入到生态城市中来，同时也要把城市放到大自然中去。这也就是说，北京生态城市的建设是由内而外、全方位地融入到大自然之中，让城市被大自然所包围。在城市内部，增加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绿化覆盖面积，比如植树造林、建设公园湖泊、对城市公共空间原有的土壤地貌进行改良和绿化。在城市外部，通过建设北京城市公共空间周边的自然环境，建设围绕北京城的绿化带，对北京地区农业用地、山川、丛林等要做好充分的保护，保证较高的森林覆盖率，使北京的自然生态环境更加优越，这样对于生态城市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以建设生态园林为首要目标来构建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内部环境。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生态构建，内部要以建设生态园林为首要目标。一是北京市政府要逐步完善园林绿化系统，建立健全相应的赏罚制度，以约束和提醒人们时时刻刻注意身边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二是北京市政府要加大投资力度，保证生态园林系统设施的完备。

合理规划北京城市公共空间周边的土地。北京城市公共空间周边的耕地、绿化带、森林、湖泊等要有统一的规划，让大自然环境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也可以按照功能的不同将北京城市周边环境划分为几块，每一块都有自己的绿化、美化大自然环境的功能。

北京城市公共空间在建筑的设计和建造上应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环境，建立更加符合生态城市自然环境建设的现代建筑。北京市在城市建筑规划、设计、施工时既要符合人们的生活习惯、有更好的舒适度、更加美观的外形，还要有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让人们犹如生活在自然环境中，脱离了城市的喧嚣。另外，街道作为北京城市公共空间节点的布局也很重要，更好地安排街道的布局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北京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绿化空间。

合理规划北京市中心区的街道等公共空间。北京市中心区需要的是街道和大片的树荫，不需要穿越式马路或横切式的高速公路。“大社区，小城市”内的林荫道将会设计成环状的有中转站和配送中心的道路，服务于出租车、公共汽车、新型的客运系统及急救车。为了能接送遍及城市中心的commuter train(通勤车)站点上的乘客，入口的回路也会连接更小的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街道。少数必须在各社区间通勤的城市居民将使用Strassen Ban (德语，“轨道交通”)。汽车将被严格地限制在北京城市公共空间边缘的有限地域，只有特殊或紧急情况才使用。以休闲观光为目的的长距离汽车 (Tram)旅行还会有，但是人们最喜欢和最方便的长途旅行的交通工具将是火车、飞机或自行车。

“公共性”是人们之间公共生活的本质属性，它表现为在公开环境中和在具有差异性视点的评判下形成一种共识，进而巩固一种维系他们之间共同存在的意识的过程。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体现在城市物质公共空间在容纳市民与市民之间公开的交往以及促进北京市民之间精神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属性。北京城市公共空间应有提供公众休闲、娱乐场所，平衡城市发展，调节土地使用密度，完善城市防灾、美化环境、净化污染等多项功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

合理规划和建设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带”。北京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建设中始终有三个“文化带”贯穿其中：北京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文化带”、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文化带”以及市民私人家庭领域与市民公共领域之间的“文化带”。北京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建设既要关注国家公共性，还要关注市民公共性。例如，北京很多公共权力机关的建筑设计已经开始重视公共性问题，开始重视交往行为场地的必要性。此外，北京商业公共空间和医院、学校、办公场所等这些比较内向的公共空间要引入多样性的交往活动，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北京市民公共性的空间。

合理规划和建设市民私人家庭领域与市民公共领域之间的“文化带”。在北京城市公共空间中，现代社区本身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共同体，因为北京城市社区的居民之间不再有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也不再可以通过“单位”的形式凝聚起来。所以，北京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建设要通过社区内部与社区之间交往活动的引入，帮助社区居民正确地认识营造安全、私密的家庭空间与建立社区团结之间的关系以及社区内部团结与社区之间沟通的关系。

注重北京市各社区公共空间内的交往活动的建设。公共空间的交往活动，是与市民私密性的居住活动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它主要强调居民与物质环境间的适居关系，是一种以达到各种生理和心理目标位指向的目的活动。北京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建设时，要注重公共空间内的人际交往活动。

合理规划和建设北京广场公共空间，建设城市庭院。广场公共空间是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一种开放空间形式。根据北京每个社区公共空间不同的“spatial status－quo”(空间状况)，进行分层设计，就会使北京城市公共空间更具公共性，让所有的北京市民都能够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尽情享受到“communicative joy”(交往乐趣)。

挖掘北京公共空间蕴含的文化意蕴。北京作为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建设北京城市公共空间、传播其文化信息的过程中要重视对历史文化景点的开发。但仅仅做好这一点，其实是不够的。北京市文物古迹的复建要慎重行事，如果大量复建甚至新造一些“古迹景点”，可能会给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带来灾难。因为文化并不意味着就是古旧的东西，重要的是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精心的人文智慧和细心投入。

参考文献：

[1]Mehta, Vikas. Evaluating Public Space, Journal of Urban Design,2014, Vol.19 (1)

[2]Marcuse, Peter. The paradoxes of public spac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2014, Vol.38 (1)

[3] Barber, Benjamin R. Public spirited, The Architectural Review,2014, Vol.235 (1404)

[4]杨保军：《城市公共空间的失落与新生》,《城市规划学刊》[J].2006.6

[5]周进：《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拓展与城市社会近代化》[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8.3

[6]本刊编辑部：《多学科交叉融合下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研讨会》,《城市发展研究》[J].2013.12

[7]刘楠楠：《马克思生态文明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的启示》,《安徽文学》[J].2007

[8]邹德慈：《人性化的城市公共空间》,《城市规划学刊》[J].2006

[9]李建中：《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思考》,《系统科学学报》[J].2011

[10][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

[11][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2][丹]扬·盖尔：《公共空间·公共生活》，汤羽扬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13][英]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4]钱俊生，余谋昌主编：《生态哲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15]高中华：《环境问题抉择论—生态文明时代的理性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6]吴人坚：《生态城市建设的原理和途径——兼析上海市的现状和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7]王建国：《城市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