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工业知识社会学

贝尔论述的后工业社会问题涉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层面，令人感到视野宏阔，内容十分丰富。在其宏大而丰富的理论论述中，始终贯彻着一个明确的核心——知识发展变化的社会作用。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我在本书中所要论述的是社会的结构变化——在科学与技术关系方面革新方式的变化以及在政府政策方面的变化——其主要根源是知识性质的变化：知识的指数增长和科学的分支，新的智能技术的出现，使用研究与发展预算来创立系统研究，所有这些变化归纳起来便是理论知识的汇编整理。”除了知识的性质与作用的变化，贝尔还论述了知识的结构、知识分子、知识社会、知识发展战略等知识社会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因此，贝尔实质上勾画了后工业知识社会学的雏形。

关于知识性质的变化，最根本的是理论知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首要的主导因素，成为作用于其他社会层面的中轴。而这个根本性的变化是通过知识增长、知识分化、新智能技术和知识参与决策、作用社会过程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贝尔指出，人类社会一百多年来发生了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变化，生产技术不断革新，生产能力不断增长，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不断提高，人口加速度增长。人类社会在发展速度和存在规模上的变化，“并不只是简单地表现为原有结构的放大。任何生物有机体或人类组织的体积变化以及其后的规模变化都会使它们的形态也发生变化。”

迪尔凯姆、韦伯和帕森斯等人曾高度重视现代社会发展速度和规模变化引起社会结构分化问题，建构了丰富的社会结构分化与整合的理论。然而，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劳动分工和生产技术专业化导致的职业分化，而对知识发展速度和规模增长引起社会结构变化却未作深入研究。“如果有什么标志能够把20世纪下半叶与上半叶加以区分的话，那就是职能的专业化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学术领域。”因此，必须越出传统社会学视野，从知识发展对社会的作用来进一步开展新的研究。

贝尔认为在讨论知识对社会的作用之前，必须对知识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人们通常把知识解释为通过口头流传和书面记载而知道的一切，贝尔对知识的界定与这种宽泛的理解不同，他说：“我下的定义是：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它通过某种交流手段，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这里，贝尔突出强调了知识的系统性、合理性和传播性，借此把知识同口头传说、日常交流等现象区分开。实质上，贝尔首先把知识的内涵与外延限制在理论知识范围内。

由于贝尔要探讨知识的社会作用，因此，他更注意的是从知识的功能与作用来给知识下定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是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一部分；它是书籍文章中有条理的内容或者甚至是录写下来有粗略计算的供传递的计算机程序。”强调知识的功能与作用，使贝尔的知识观同以往哲学和社会学的知识观有了明显不同，他由此不注重讨论知识形成的社会背景、认识论基础和逻辑过程，而是着重研究知识转化为技术怎样推动社会结构变化，理论知识成为社会发展中轴如何引起阶级结构以及后工业社会科学精神变化。

20世纪6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高度重视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发表了许多论著，他们试图通过对知识发展变化的量化分析来概括知识发展的程度、速度、规模和趋向。贝尔认为，这种单纯注重描绘数学曲线来研究知识的方法是简单而浅层的，其结果将掩盖知识发展变化产生的更重要的意义。他主张：“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转而对知识发展的特点进行不太‘精确的’，但从社会学来看却是更加有意义的观察。”

贝尔首先概括了技术发展引起的社会变化。在他看来，技术是知识在生产中的运用，技术更新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引起整个社会生活变化。面对第二次大战后新技术革命引起西方工业社会各种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贝尔从社会学的视野作出五个方面的概括：

第一，“通过以较少成本生产较多商品，技术就成为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的主要火车头。”各种新技术不仅降低了商品的成本，使下层社会成员也能享用低价高质的生活用品，缩小了同上层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差距，而且还使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使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状态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西方社会由此而进入富裕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都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第二，“技术已经产生了一个过去社会上从未有过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新阶级，他们不在工作场所，但是他们是工作活动的‘参谋部’。”这点被认为是新技术革命引起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新阶级或白领阶层，虽然不直接进入物质生产过程，但是他们以其理论知识创造和控制着生产技术与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神经中枢。

第三，“技术已经为合理性创造了一个新定义，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它强调功能关系和数量。”这里蕴含着贝尔对传统合理性的批判。传统合理性强调思维与行为的有效性根据在于合逻辑性与合规则性，而忽视思维与行为的实际功效。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们享受到技术强大功能带来的各种利益，而且也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功能与效益在思维和行动中的意义，亦即把思维与行动的根据从逻辑合理性转变为功能效用性，这种新的合理性原则也就是在技术革命推动下形成的新思维方式。

第四，“运输与通讯革命作为技术的一个后果，已经使经济上产生了新的经济相互依存和新的社会相互影响的情况。”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使各种经济往来更加迅速、密切和高效，促进了各民族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而且也使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职业关系和专业分工关系取代了亲属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第五，“美学感觉，尤其是对空间和时间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既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生活空间，也使人们能够经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快速的变化，人们的时空观、审美体验和评价尺度都随之而发生变化。

贝尔的上述概括说明，他认为新技术引起社会生活的变化是深刻而复杂的，不仅仅是新生产技术在形式和数量上的变化与增长，更重要的是它引起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性质上的变化。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贝尔高度重视定性分析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

关于理论知识成为社会中轴引起的后工业社会结构的变化，贝尔首先分析了阶级结构的变化。他指出：在后工业社会中，“已经展现出三个阶级：有创造性的杰出科学家和高层专业管理人员（可以按科尔里奇的术语，称他们为‘新职员’吗？）；工程师和具有教授地位的中产阶级；以及由技术员、低级教职员和教育助理人员组成的无产阶级。”贝尔是以美国阶级结构为对象作出这种概括的。经过统计分析贝尔发现：20世纪30年代以来，知识阶级的三种构成在数量上都出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科学家是知识阶级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贝尔认为，应当高度重视科学家在数量上以最快速度的增长，因为他们不仅是理论知识的创造者，而且还通过理论知识的作用控制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权力，其中包括对知识阶级中其他两个阶层即工程师、教师和一般专业技术人员的控制。贝尔称科学家是知识阶级中的上层阶级，到1964年，美国已有科学家47.5万人，他们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助，被视为美国社会中的最重要资源，他们的发展代表了美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

就科学家集团人数较少但能量最大、地位最高而言，贝尔称之为科学精英人士。贝尔发现科学精英人士或科学家集团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们之中半数以上在自然科学领域，而只有17%在社会科学领域（其中半数是心理学家）。”这种情况表明，尽管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中心任务已由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转向处理人际矛盾，社会科学也应随之在科学中占主要地位，然而实际情况并未发生这种合逻辑的变化，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后工业社会来临是一个渐进地替代工业社会的过程，工业社会的许多原则还将以其巨大惯性在后工业社会表现出来。贝尔认为：“然而，对社会政策的必不可少的关心，必然会促进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人数的增加。”

其二，“受过教育的科学精英人士的就业场所同一般人相比是非常不同的。他们就业于企业界的不到1/4，就业于大学的占一半以上。”贝尔认为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科学精英的气质特点和大学宽松的学术环境的统一。一方面，科学精英为了发展创造新科学知识，需要不断否定现有结论，提出推进科学向前发展的新见解，由此而养成了批判性的、只有在自由的活动氛围中才能发挥作用的性格特征和气质类型，亦即特殊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大学不是专为创造利润而开办的企业，一向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适应了科学家发展、创造科学的要求。

在科学家集团或科学精英同大学的关系上，贝尔进一步指出：大学是科学家集团作为新阶级发展壮大和自主地作用于社会的基地。他说：“对任何新阶级来说，必要的基础是在旧的统治秩序之外有一个独立的体制基地。对科学家来说，这个基地就是大学。”在工业社会，主导社会的是资本家阶级，它的体制基地是工业企业；而在后工业社会，主导社会的是科学家集团。那么按照一个新的阶级，特别是主导阶级，必须找到自己新的体制基地。所谓体制基地即系统或制度存在的现实基础。当科学集团把大学作为自己的体制基地，也就意味着这个新阶级有了自己存在与发展的根基。

贝尔对大学在后工业社会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大学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他指出：“我认为，大学日益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今天，在基础研究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大多数科学家都在大学里；大学成了政府和公共组织所需要的专门知识人才的来源；甚至大多数批评家和政治家今天也都在大学就业。大学已经成为政治集团文化的中心。”“战后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不是教育制度依附于政体，而是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地出现一个代表政府、科学和大学交相融合的‘科学行政综合体’。”

贝尔高度重视大学在后工业社会中的作用，还在于他认为大学将为后工业社会培养大批一般的知识分子，进而为后工业社会形成自己的社会主体作出根本性的贡献。贝尔认为，大学在今后将作为美国重点发展目标。他指出：“到2000年，需要重点发展的首先是在城市地区的社区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因为后工业社会是以知识为人服务的社会，需要大批社会成员从事医疗卫生、信息咨询和文化教育等知识含量较高的服务性工作，所以应当发展大学为社会培养知识分子。“总的说来，到2000年时，美国将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知识社会。”

贝尔还从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方面，进一步揭示了科学知识在后工业社会中作用的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结论。

贝尔所论科学精神气质概念，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讲的“科学理性”概念，即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中包含的基本原则或基本主张。贝尔在一般意义上阐释精神气质时说：“精神气质就是铭记在信条中的价值观、确定的奖励条件以及体现在特点结构中的行动准则。”而他关于科学精神气质的理解，不过是在这一般性理解前面加上了科学的限定词罢了。

贝尔认为科学精神气质的核心是独立性。他提出：“尽管科学时常在国家体系内部活动——在德国和法国，大学和科学院都是国家机构，教授是公务人员——科学的首要事实则是：科学界在决定进行什么研究、辩论什么知识正确有效、承认科学成就以及赋予地位和尊重方面具有自我定向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就是科学的精神气质（和组织）的核心。”这就是说，虽然科学家、科学组织和科学活动都常常同政治机构联系在一起，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相对独立的思维与行为准则。

贝尔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科学精神气质在后工业社会是否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不仅在其队伍、组织和知识成果等方面发生了空前变化，而且科学家、科学组织和科学活动都同政府行为和社会政策发生了日益密切、错综复杂的联系，这同科学发展之初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因此，科学的传统精神气质和形象是否会在后工业社会里具有不同的功能？

关于科学的传统精神气质，贝尔借用默顿的概括加以说明。默顿认为科学在其运行和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四个方面的精神气质：普遍性、社团性、不谋私利、有组织的怀疑。科学的普遍性是指科学知识、科学事业不受阶级、民族和国家的限制，任何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参与、接受和享用；科学的社团性是指科学在群体中创造、在社会中传播，科学知识是在公开交流的社会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不谋私利被认为是科学活动的基本规范，实质是讲科学活动的超个人功利原则；有组织的怀疑是指科学知识要经得起质疑和批判，科学研究不简单接受现成结论，并且这种质疑和批评是在非意识形态而又有一般通则的前提下进行的。

贝尔认为，默顿概括的科学精神气质基本内容，在后工业社会遇到了新的社会条件，它的表现形式、基本规定和作用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随着科学突飞猛进地发展，科学的社会存在形式发生了变化。“今天，科学既是人群集体又是人群社会。”作为人群集体，它是通过传统和习惯的力量来调节自身的、紧密联系的初级集团；作为人群社会，“即不以个人为转移的次级社团的大型社会，它由官僚科层来调节，由开除的约束力联系在一起。”贝尔用“职业社团”来称谓科学的人群社会。

科学职业社团的特点表现在内部为官僚科层化，在外部为同政府机构密切联系。科学职业社团的官僚科层化限制了科学创立初期的自由创造性和怀疑性思维的批判精神，科学活动被置于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分层管理之中。科学同政府机构密切联系：一方面使科学接受政府的资助和政策的扶持；另一方面也使科学进入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使自身获得更大规模的发展和更广的社会性。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科学精神气质的核心——独立性逐渐地丧失，科学精神气质和科学活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后工业社会，科学精神气质和科学活动方式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和科学的政治化。

贝尔认为，科学同新教伦理和社会主义思想一样，在其形成之初都具有一种超意识形态和超时代、超阶级的独立性，但到后来都演化成特定时期、特定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新教道德和社会主义思想都成了意识形态，成了一套掩盖现实的正式理由，而不是行动守则。所以，科学的精神气质也可能这样。它是在更早的天真时代里形成的，冒着成为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危险：这一信条确定不谋私利的知识的准则，但是，这不符合于一个新的官僚科层——技术秩序的现实，那适合于力求管理一个复杂的部分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

思想意识的意识形态性的突出表现是：它包含特殊社会团体的价值原则或政治要求。实际上，科学观念和科学活动在其发展之初也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原则和目标要求，但由于最初的科学活动是科学家的个人行动，其中的价值原则和目标要求尚未明显地表现为特定社会团体的原则和要求，因此，人们以为科学具有超意识形态性。而到了后工业社会，不仅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普遍社团化了，而且科学领域也普遍社团化了。当科学活动只能在职业社团中存在和发展时，而职业社团又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原则和价值观念，并且职业社团的官僚科层化又使其内部具有特定的等级和规范，科学的意识形态性就明朗化了。

科学的意识形态性最突出的表现是科学活动的政治化。由于后工业社会中的科学同政府机构联系越来越密切，科学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事实上，技术问题很难同政治问题分开，而进入政治舞台的科学家们必须既是鼓吹者又是技术顾问。但是这一方面不能掩护另一方面。对于影响到国家安全、保健、经济、或生活方式的问题——不论是反弹道导弹体系或超音速运输工具——都必须在公开和详尽的政治辩论后才能作出技术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