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社会学的困惑

韦伯晚年曾陷入关于科层制的困惑之中。作为社会管理模式的理论，科层制是韦伯对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肯定，特别是对按照工具理性原则建构起来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的概括。韦伯不仅对科层制管理模式十分欣赏，认为它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标志之一，只有坚持科层制管理方式，企业与社会组织才能高效而规范地运行，而且还对自己概括的科层制理论也很满意，认为它客观地概括出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高效的管理模式，可以指导现代社会进一步理性化。然而，晚年的韦伯深深地感到，虽然科层制能够规范、严格、高效地管理企业与社会，但是这种管理模式实施的结果，虽然在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理性化进程，但在另一方面也使现代人陷入了被严厉制约、丧失自由的境地。他认识到科层制对欲实现现代化的所有民族来说，都是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只有按照科层制来管理社会才能高效化、理性化，现代化的目标才有可能达到，社会的落后与贫穷状态才能改变；然而一旦执行了科层制管理，社会生活获得了高效性和规范性，现代人就受到了严格的、非人化的控制，高效性和规范性的意义也就随之湮没。因此，韦伯把科层制看作现代人不得不进去的“铁囚笼”。

韦伯关于科层制的困惑，不仅在于科层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的必要性及其负面效应的矛盾，而且还在于他的社会学理论承诺同科层制的负面效应亦即他的社会学理论负面作用的矛盾。韦伯以人的社会行动和行动的主观意愿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其中表达了韦伯关心人，从真实活动着的人出发的基本愿望。韦伯在关于行动类型、权威类型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研究中，一贯注意研究人的意愿、目的和理性根据，尽管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形成客观性科学知识，但是也明确地表现了从人出发、理解人、推进人的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承诺。然而，在这种理论承诺支配下开展的社会理性化研究，特别是他概括出来的科层制理论，却起到了压制人的活动、扭曲人的本性的作用。韦伯晚年时发现，科层制理论不仅是对西方官僚制度的理论概括，而且起到了引导西方官僚制度向更加层级化、非人化的方向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与韦伯从人出发、以理解人的主观意愿为切入点的社会学研究的初衷是不一致的。

孔德也遇到了类似韦伯的困惑。孔德是一个严格的客观实证主义者，他以很多笔墨批判形而上学从价值理想出发，用玄秘语言来解释世界，认为这是中世纪神学在近现代社会的翻版，是用抽象逻辑代替了神学崇拜，实质也是远离社会、把人类引向不实的虚空的理论神话。因此，孔德一再呼吁要用排斥情感、排斥价值判断的物理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只问是什么，不问应当是什么”，这是孔德实证原则的最简明表达。然而，晚年的孔德却深深沉入“人道教”的表象之中，他不仅淡化了实证原则的客观性，而且把情感体验、价值理想等主观因素抬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热烈地歌颂宗教情感和道德伦理。人们都说晚年的孔德坚决而彻底地反对了中青年孔德。为什么孔德自己反对自己，为什么动摇了自认为精神革命的实证主义信念，为什么从排斥主观情感的实证原则转向了以主观情感为基础的宗教立场？人们对此感到困惑，孔德自己也常常因为这种变化而困惑。

韦伯的困惑是对自己理论的作用的困惑，孔德的困惑是对自己理论原则变化的困惑。虽然这两种困惑在内容上不同，但是，这两种困惑都是自己怀疑自己，自己反对自己，并且更深入地看，引起这两种理论困惑的原因也是相同的，即理论承诺与理论原则的矛盾。理论承诺是指一个学科或一种学说的理论目标或理论追求，它表现为理论给自己规定的研究对象、研究程度、为社会或人生创造的价值与意义等。这种理论承诺不论是明显自觉的还是隐含自在的，对于任何门类的学科来说都是存在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以特有的理论承诺为产生或存在的前提，否则，一个学科就提不出自己的理论任务，也明确不了自己的学科地位。理论原则是指一个学科或一种学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论承诺而选定的方法原则、运思规则、表述方式和操作程序等等。可见，理论原则是为实现理论承诺而选定的方法或手段，二者应当是协调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对于初创时期的新兴学科尤为重要。

社会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们在社会学的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上遇到了无法排除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孔德那里表现得最突出、最明显。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创始人，孔德雄心勃勃地向世人宣布：社会学是一门立足经验事实的、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的科学。孔德的宣称包含着社会学最基本的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其一，社会学必须立足经验事实，它不能脱离经验事实而抽象地逻辑推论，以此而有别于形而上学；其二，社会学要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对社会开展综合性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进入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并且社会学要揭示出社会各种构成因素的结构联系和变迁趋向，以此区别专注社会个别层面或个别关系的其他社会科学；其三，社会学要像实验科学那样研究社会，即用客观性的观察、实验、思考的方法揭示社会生活的必然规律。

从经验事实出发，对社会开展整体性研究，这个理论承诺同用客观的方法把社会学建成科学的理论原则有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即使不明确提出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生活，仅从经验事实出发这个主张就决定了社会学一定要把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都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因为只有理论是片面的，而经验事实一定都是整体的。在现实的经验过程中，不仅难以看到纯粹的经济、政治或文化现象，而且也无法找出传统哲学和实证科学所说的，处于分离状态的客观事实和主观意识。经验是整体，经验是综合，经验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从经验事实出发，以经验事实作为研究对象，这就从出发点和立足点上决定了社会学不应当仅在社会生活的哪一个特殊方面或主观意识与客观事实哪一个方面作出片面的选择。然而，孔德根据其建立客观的科学知识的理论原则，还是自相矛盾地选择了（应当说“切割出”）经验中的客观方面。

至于从整体上研究社会这个理论承诺同社会学理论原则的矛盾就更加显而易见。当人们把一个事物当作整体来看待时，就要求人们不仅要从全貌、全局、全部因素上来把握这个事物，而且还要从这个事物的历史过程中来把握它。一个完整的、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事物一定是具体的、有其历史展开形式的，社会生活更是如此。一个社区或一个民族，如果不是仅仅分析其中的某个事件或某个方面，人们看到的一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中存在的具体形式，一定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可变化的历史过程。具体的具有历史形式和历史过程的整体，不可能是孤立的、片面的和分离式的，更不可能是仅有客观性而无主观性的。因此，除非放弃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研究，要么就不可能把社会学仅仅建成追求客观性的科学。

经验性、整体性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同客观性分析、亦即同主客二元论的理论原则的矛盾，在其他社会学家那里也有所表现，甚至更尖锐、更复杂。斯宾塞也明确强调社会学研究的经验性和整体性，并且同时把客观性原则推向了极端。斯宾塞认为，他和孔德一样都从整体上来研究社会生活，都反对脱离经验事实的哲学推论，但是，孔德是不彻底的，因为孔德并没有真正坚持经验研究的客观性，而是仅仅“对人的概念的进步作出完整的回答”，所以，孔德不仅没有把握到经验性、整体性的社会，而且也未建立真正的客观知识。斯宾塞认为，只有他才真正地从经验事实出发，在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中，建立了真正的客观性知识。他不是研究概念的进步，而是研究社会有机体的系统功能。像生物体一样的社会有机体，确实比孔德的知识类型具有实在性和客观性，但是当斯宾塞强调有机体的系统功能和整体联系时，社会有机体就不能仅仅被看作客观的，而且也应当看到它的主观性。斯宾塞把产业资本家看作社会的精神系统，这已经表明他难以否定社会生活的主观意识因素。但是，他的严格的客观性原则不允许他对主观性作出让步，主观性因素在他的理论中被客观化了。

孔德和斯宾塞从经验事实出发，以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对社会开展整体性研究，这种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在迪尔凯姆那里有更严格的表现形式，这点无须多论。韦伯在许多方面反对迪尔凯姆，但是在社会学的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方面他们却大同小异。正是因为坚持从经验事实出发，在韦伯和迪尔凯姆的著作中能看到大量的关于群体组织、分层流动、风俗时尚、宗教伦理等各种经验现象的研究；也正是因为对社会学研究作出了整体性的承诺，他们的著作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宗教等社会层面无不在其理论视野之中；并且，又正是因为他们都试图用客观性的理论原则去建立科学，所以他们都在自己展开的经验性、整体性的理论视野中自相矛盾，常常陷入难以解脱的困惑之中。

在社会学创始人和奠基人那里表现出的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的矛盾，在一个半世纪的社会学发展史中贯彻始终，直至今天，这种矛盾仍然困扰着大多数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们。稍加思考就会很清楚地发现，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的矛盾在社会学领域里有多么丰富的表现。譬如：社会学至今也未能清楚地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没有哪位社会学家能够提出既适合自己又不违背自己理论承诺和方法原则的研究对象。对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思考最多、最深入的是迪尔凯姆，他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外在的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的事实，应当说他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论述是十分严谨的，并且，他针对社会学研究对象而设计的力求客观性的研究方法，就其直接性而言，是适合他对研究对象所作的那些规定的。然而，当考虑到社会学从经验事实出发，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现象的理论承诺之后，人们就会发现迪尔凯姆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如果真从经验事实出发，人们找不到像迪尔凯姆说的那种外在于研究者心理活动的社会事实，社会现象一旦作为观察、思考的对象，就已经进入研究者的心理过程之中；如果真从整体上研究社会，那么就不能仅仅研究具有外在性的社会事实，因为从整体上看到的社会，不仅仅是具有外在性的客观过程，而且还是具有内在性的主观过程。韦伯试图用从价值相关性研究进入价值中立性研究的方法来克服迪尔凯姆排斥主观性研究的缺陷，但是因为韦伯奉行的主要原则是价值中立原则，所以当他把社会行动中的主观因素理想型化之后，就放弃了对主观性因素的进一步研究，社会成员作为被研究的对象，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意识沟通，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都在韦伯的视野之外。因此，尽管韦伯不同意并试图克服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中忽视主观性的局限，但是因为追求客观性的主导原则，使他未能坚持对主观性因素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时至今日，大多数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不愿去论及社会学研究对象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人们纷纷指向特殊的社会问题，人口、婚姻、家庭、社会化、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似乎每一个领域都有人建立了一个分支社会学。不用翻阅什么资料，很容易就可以列数出几十个分支社会学。人们或许以为这是社会学的繁荣，其实这是社会学表面上的繁荣而实质上的混乱。翻开那些五花八门的分支社会学，哪里有什么社会学，不过是某些方面材料的汇编。凡是能称上某门学科的知识，总应该有些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并非有些标题和材料就能构成一个学科。能有这么多人敢于轻而易举地在社会学中编造分支学科，其原因之一还是在于社会学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的矛盾。

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的矛盾还导致了社会学研究的平庸化。社会学在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确实出现了许多足以同其他相近学科媲美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然而，随着社会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社会学研究的平庸化现象也越来越普遍。社会学研究平庸化不仅表现为一些社会学论文、论著缺少理论思维，往往是事实陈述和数据罗列，而且还表现为许多社会学实地研究或社会学调查的直观化和简单化，一些人往往以为只要面向经验事实，接触实际社会问题，就是开展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了，对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却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