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北大中文系，结缘音韵学
唐作藩
今天很高兴能来跟咱们中文系2010级的新同学随意谈谈。
首先我觉得同学们能进北京大学是一件大事。大家考上了北京大学，是很光荣的，同时也表明我们的同学确实很优秀，在全国应届的同学中是最优秀的。
大约在六十二年以前，也就是1948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也面临考大学。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时期报考大学，不是参加统考。当时全国的大学也不多，一个省里大概也就一两所大学。我是湖南人，记得湖南就一个湖南大学。又如湖北就是一个武汉大学。那时北大、清华两个学校常合起来招生，你要是报考清华就不能报北大，要是报考北大就不能报清华。其他的学校往往不是同时招考。因此你考不取这个学校，还可以报考另一个学校——那时候的考试制度就是这样。
我家里比较穷，上学比较晚。我出生在湖南武冈县——湘西一个偏僻的县里的一个小镇上（现属洞口县黄桥镇）。我也没有念过初小，就只念了两年私塾。大概八九岁以后，父亲才让我去念私塾，念了两年私塾，说是可以在这个小镇上当学徒——本来父亲是准备让我走这条路的。后来我二叔从外地做生意回来，他说了一句决定我命运的话：“还是读书好！”所以父亲就送我去上小学。他带着我到黄桥镇中心小学去报名，校长曾育贤亲自在那里接待报名的人，他对我说：“你这个岁数了（那是1940年2月春节后，我已十三岁），不能从一年级读起了，应该从五年级学起。”让我填报上了高小。所以我就没上过初小，只念过高小。记得第一个学期末我的数学考试成绩是37分，这我一辈子都记得。但是经过努力，两年后即1941年冬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总成绩在班里排在第二，接着就考上了中学——武冈私立洞庭中学。这是一所比较不错的中学，我的初中、高中都是在这所学校里念的。后来就改名为现在的湖南省武冈二中——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我的校友。我所在的初十班和高四班同学中，后来有六七个在大学里做教授的，还有一个学生物的做了院士（在湖南师大）。
1948年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那时候以为自己可以报考北大或清华了，结果考试的时候，北大的语文试卷要求做两篇文章：一篇文言文，一篇白话文。题目记不起了。结果我没有考上。可见同学们比我那个时候优秀得多。当时考不上这个学校，可以接着报考另一个学校。后来我就报考中山大学，进入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六年以后，也就是1954年，我终于调到北大来了。我是学语言学的，当年报考中大语言学系时，也不知道语言学是学什么的。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演话剧，参演过《孔雀胆》和《万世师表》等话剧，而且当时我的普通话也说得不够好，所以在我的想象里，语言学系就是学演话剧、学说语言的，这就报考了语言学系。于是就糊里糊涂地进了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
我们知道，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是全国的第一个语言学系，是王力先生1946年创办的。王力先生本是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了，王先生准备回北平。他是广西博白县人，所以他携家属先从昆明回到广西探亲，然后转到广州，准备再从广州回北平。到了广州之后正值暑假期间，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孔德教授，是王力先生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时的同学，就留请王先生在中大讲学一个月。讲完学以后，学生反映很好。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王星拱了解情况以后，就很热情地留王力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而且聘请他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就给当时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朱自清先生写信请示。朱先生复信说，你在那里待几年也不错，以后需要的时候再回来。于是王先生就决定留在了中山大学。留下来之后，他向校长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创办语言学系。王星拱校长欣然答应了。于是1946年王力先生就留在广州，做了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他请中大中文系教授、他当年留学法国时的朋友、又是广西同乡的岑麒祥先生担任语言学系的系主任。那时他还把西南联大的两个助教——他的两个得意门生，调来中山大学。一个就是吴宏聪先生，做文学院的秘书。这位吴先生是谁呢？就是咱们北大中文系前系主任陈平原在中大攻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现已九十多岁了。陈平原也是在中山大学念的本科，在中大获硕士学位后，考上北大王瑶先生的博士生，这样就留下来了。另外一位是王均先生，做语言学系系秘书。王均先生现已去世了，如果在的话今年也有八十八岁了。王均先生是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做过国家语委的副主任、《语文建设》的主编。
但是当我1948年考上中山大学的时候，王力先生却已离开了中山大学，到岭南大学做文学院院长去了。他只在中山大学待了两年，后来因故受聘到岭南大学去了。中山大学本来是在广州东郊珠江北岸石牌，即现在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所在的地方。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就迁到岭南大学所在的珠江南岸康乐村。岭南大学并入中大，就如同燕京大学并入由城内红楼迁来燕园的北大。我们48级入学的时候中大还是在石牌，因为王力先生在岭南大学，所以我们没能见到他。但是在第二年，即1949年元旦的时候，我们语言学系一些高年级的学长要去给王力先生拜年，他们也带上了我们几个一年级的同学去岭南大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力先生和王师母。
王力先生离开中大以后，理论语言学家岑麒祥先生代理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兼任语言学系系主任。后来他也调到我们北大来了。我在中山大学本来是学习四年，可是1949年由于解放战争发展很快，师生们罢课罢教，许多同学都离开学校，我也休学了一年，回到我的老家湖南黄桥镇教了一年小学。到1950年秋又去了广州，复学中大，继续念语言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燕京、北大三校的文、理科合并，成立了新的综合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只保留了工科。这时北大中文系已经合并了燕京、清华和北大三校的中文系，教师阵容已相当雄厚。比如语言学方面的教师，原北大的有魏建功先生、周祖谟先生、杨伯峻先生、梁东汉先生和姚殿芳先生；高名凯先生和林焘先生是原燕京大学的；朱德熙先生则是清华大学的。本来清华大学还有吕叔湘先生，在院系调整的时候吕先生调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去做副所长了。罗常培先生本来是北大的，也调到语言所做所长去了。1952年广州市各高校也进行了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到了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也就迁到了现在的康乐村。1952年我正念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听王力先生的课。王先生当年给我们班开的课是“语法理论”。我们语言学系的老师、学生都是比较少的，有的班只有一两个同学。我们班还算是比较多的，1948年入学时有二十名，到解放后念四年级时只有七个同学了。我们这七个同学后来大多数从事语言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我们班1953年秋毕业。这七个同学中有六个广东人和我一个非广东人。这六个广东同学毕业分配的时候都被分去外省市。有一个同学分得最远，分到东北人民大学，就是现在的吉林大学，他叫许绍早，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和音韵学研究，可惜1997年因患癌症已去世了。还有三个同学分到北京的语言研究所，一个是饶秉才，一个叫欧阳觉亚，一个叫麦梅翘。但后来一直留在语言所的就只有麦梅翘，我们习惯称呼她为梅大姐，现早已退休。饶秉才因不习惯北方生活，后来调到广州暨南大学去了，在暨南大学做教授，主要研究客家方言，曾兼任对外汉语学系系主任，退休后定居美国。欧阳觉亚后来调到社科院民族所做研究员，是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主要研究海南岛黎语）的专家。另外一个同学詹伯慧教授，是我国当代方言学方面的权威，他曾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还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他本来分到武汉大学工作，八十年代初曾被教育部派去日本东京大学任教两年，回国后即调到广州暨南大学。我这个非广东人当年就被留在广东，即留在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做助教。当时王力先生担任系主任。院系调整后，“文学院”一级就取消了。现在好多学校恢复“文学院”，但咱们北大一直坚持保留自己的“中文系”。岭南大学并入中大以后，王力先生就做了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兼汉语教研室主任。岑麒祥先生则担任语言学教研室的主任，我留下来做助教兼系秘书，但在专业上分配我向岑麒祥先生学语言学理论。
可是过了一年，即1954年，党中央有一位宣传部副部长，叫胡乔木，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也是王力先生三十年代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作为领导，他提出来，要为新中国加强培养语言学方面的人才。那时候正好《人民日报》连载吕叔湘和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正确的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重要社论。所以胡乔木同志提出要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整个调到北大来，在北大集中精力培养语言学人才。于是，1954年我们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大部分老师和全体同学就调到北大来了，这样我也就来到北大了，我的理想也终于实现了。来到北大之后，王力先生就做了汉语教研室的主任，朱德熙先生做副主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是高名凯先生。“文革”以后汉语教研室就分为两个——“古代汉语教研室”和“现代汉语教研室”，朱先生做了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王力先生做了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在中山大学，本来是让我学语言学理论的，可是来北大以后，王力先生跟我说，这里语言学教研室已经有两个助教了——一个叫殷德厚（后来去了香港），一个叫石安石（1997年已去世了），而我们汉语教研室还没有助教，你是不是可以留在汉语教研室，跟我学汉语史？我说我服从分配。所以从1954年到北大来开始，我就跟从王先生重新学习汉语史。王力先生对我说，学好汉语史，首先要学好音韵学。所以他就指导我先学习音韵学。我后来的专业就是汉语史和音韵学。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跟大家聊一聊，我是怎样走上学习语言学这条道路的。这是羡慕同学们考上北大而引起了我的一点回忆。
我再讲一点，也是这几十年来我的一点体会吧。我觉得考上北大、进入北大是实现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理想，但是进入北大之后，我们还应该有一个具体的理想和研究方向。你们刚入学，现在还没有分专业，将来有的要学文学，有的要学语言学，有的要学古典文献或古籍整理。咱们北大中文系这三个专业实际上是个传统——虽然古典文献专业是五十年代才设置的。我入北大的时候就是两个专业，而且要到三年级才分，那时候只有文学专业和语言学专业，后者也叫汉语专业或语言专业。到了1959年又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实际上在北大的历史上——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了这三个专门化。尽管同学入学后不分专业，但在研究方向方面，应当逐渐有所侧重，即逐渐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所以考入北大，特别是进了中文系以后，我觉得同学们应该逐渐形成、选定自己的专业方向。这就是要树立个人的理想。
但是，在本科期间，我觉得无论你是哪个专业，无论你将来要学文学、语言学还是古典文献，你的基础都要广泛，既要扎实，又要博学。在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系主任杨晦先生当时特别强调，我们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实际的意思就是只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即便你以后当作家也需要这些基础。我们说“不培养当官的”，但你将来如果当了官也是很自然的。像咱们79级的一个同学，本来是学语言学的，现在做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了，他就是胡春华。当然我们主要还是培养同学们做研究，所以基础一定要广一点。我记得五十年代我到北大来的时候，杨先生还强调一点，语言和文学要有机联系。结果1958年有同学给他贴大字报——那年搞教学改革，同学的革命热情比你们现在要高得多，动不动就给老师提意见，给系主任贴大字报——有一次不知道哪个班的同学画了一幅漫画，一边语言、一边文学，中间画了一只公鸡——“有‘机’联系”。但是杨晦先生的这个教学思想我觉得是对的。在那个时候，不论是汉语专业还是文学专业——古典文献专业还没有设置——都要求互相选修课程。我自己也在补课。我虽然是语言学系毕业的，但有好多语言学的课都没听，像王力先生的“汉语史”，魏建功先生的“文学语言史”，朱德熙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另外文学方面我还爱听游国恩先生的“古代文学史”，也听过吴组缃先生讲《红楼梦》。那时候袁行霈先生——他是1953年入学、1957年毕业的，我来北大的时候他是二年级——不仅文学的课都听，而且语言学的课，像汉语史、方言学、世界语言学史、普通语言学他都去听了。后来袁行霈先生跟我说，当年学过的语言学课对他很有益处。所以希望同学们在本科的时候学得既要扎实，又要广博。有些课不论你将来学文学还是语言，都要广泛地选修。
当然在学习期间，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就是要勤奋。同学们考上北大说明大家的基础是不错的，一定是很聪明的，有一定的天赋，但是勤奋还是很重要的。王力先生说，科学研究并不难，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时间，二是要有科学的头脑。“要有时间”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就是要专心，要把你的时间充分、至少是绝大多数用在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上。现在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连电视都没有。现在引起你们广泛兴趣的东西比较多了，比如上网，一上网就很容易耽误时间——当然上网查资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如果你上网玩游戏、看电影，就不知不觉耽误太多时间了，而且还影响健康。所以王先生说“要有时间”就是要专心，要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学习上。另外就是要有“科学的头脑”，当然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定的训练。王力先生自己就是小学毕业，没有上过中学，所以他经常说自己吃亏就吃亏在没有学过数理化。他完全是自学出身，最后通过努力考上了清华国学院，后来又到法国学习语言学。所以勤奋是很重要的。另外我觉得要学得好，还必须要谦虚、谨慎，不满足现状，学无止境。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吧！
下面我想讲一点专业的东西。因为我自己学音韵学，所以我想跟同学们强调，将来你不管是学语言、学文学还是学古典文献——古典文献和语言专业的同学肯定要学音韵学，文学专业不一定要求必修，但也是选修的，如果你准备学古典文学、古代文学，学一点音韵学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现在讲一讲为什么要学点音韵学。
音韵学是中国一门传统学科，现在多称为“汉语音韵学”，属于现代中国语音学中研究古代语音的部分。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研究李白、杜甫那时候怎么说话，《楚辞》、《诗经》那个时代怎么发音的。中国的历史悠久，有文字记录以来的历史从甲骨文开始，已有三千多年了，汉语的词汇、语法和语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读古书，特别是唐宋以前的古籍，很容易察觉到它的词汇、词义和语法的问题，这一点在学习“古代汉语”这门课的时候是很容易体会到的。比如《孟子》里有一句“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其中“兵”指“兵器”而不是“士兵”，“走”指“跑”而不是“行走”，所以在读古书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现词义不同的问题。再说一个例子：“再遇再北”，其中“再”字现代是副词，表示“又一次”的意思，而在古籍中不是副词而是数词，是“第二次”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第二次相遇，第二次又败了”，“北”就是“向北跑”，指打败仗。由此可见，词义、词性都变了。又如“孟子去齐”，此“去”字是“离开”的意思，不是“到”的意思。又如《论语》：“吾谁欺？欺天乎？”“谁欺”就是“欺谁”，疑问代词作宾语放在动词的前面，这都在“古代汉语”中讲过了。以上这些例句表明了词义、词汇、词性及句法的古今不同的变化，这是比较容易察觉出来的。
我们读古书，可以用现代汉语普通话或者自己的方言来朗诵，似乎没什么语音的问题，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任何学科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它的理论基础和实用价值。语音是语言的形式，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任何语言，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都具有语音、词汇和语法这三个要素。学习古代汉语，只掌握它的词汇和语法特点而不了解它的语音，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可能深入的。首先，我们碰到的是，阅读《诗经》、《楚辞》等先秦韵文，为什么朗诵起来有一些是不押韵的？比如《诗经》第一首《周南·关雎》第一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四句话的押韵是“鸠”“洲”“逑”，这个没有问题，古今一样；第二章前四句“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韵脚在“流”和“求”上，句末“之”是虚词，这个现代也押韵，没有问题。但是下面四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和第三章“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第四章“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几章的韵脚古今读音就不一样了。如第二章后四句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韵脚，是押在“得”“服”“侧”上，这三个字现在读起来就不一样。这三个字原来都是入声字，在广东粤方言里，这三个字都是收“-k”韵尾的。当然有些像上海吴语区韵尾不明显，但它是一种短促的入声字。好多北方方言就没有入声字，像普通话，念起来就不押韵了。下面的“采”和“友”，在普通话中也不押韵，一个韵母是“-ai”，一个韵母是“-ou”，但它们在《诗经》里押韵，说明当时是同韵部的，后来才发生了变化。第四章中的“乐”和“芼”，古今也不一样，不过在古代，“芼”不是入声字，“乐”是入声字。这些现在读起来不仅主要元音不同，韵尾也不一样。又比如“采”和“友”，一个是“-i”收韵尾，一个是“-u”收韵尾；不仅现在普通话不同，各地许多方言的读音也不相同。《诗经》里这些韵脚字音不仅现在读起来不同，在唐宋时期读起来已经不一样了。这是因为，《诗经》的时代距离现在太久远，有两三千年了，语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在汉魏南北朝时代的人读来就已经不押韵了。所以当时就有人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认为是所谓“合韵”、“协句”等等。这就是我们在读《诗经》、《楚辞》等先秦韵文时首先碰到的问题，即押韵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先秦古音的情况，就很难理解这些诗歌为什么现在读起来不押韵了。
此外，还有古书里面的通假字问题，即假借字的读音问题。古代由于文字字数有限，而词汇发展比较快，故往往用同一个字来表示不同的词，所以就会出现通假字。例如《诗经·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其中“逝”借为“誓”，“女”借为“汝”。又如《周易·系辞》：“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其中“信”借为“伸”。于是就有人为古书注音，从而产生了直音和反切。其后又发现了汉语里的声调，通过研究了解到汉语中的平上去入四声，于是在汉末三国的时候出现了韵书。“韵书”就是为指导欣赏或创作诗歌而编纂的一种工具书，最早的一部韵书就是三国魏李登的《声类》，稍后有吕静的《韵集》，南北朝韵书蜂出，但现在流传下来的最早的韵书是隋代的《切韵》。《切韵》作者陆法言在序言中说，“凡有文藻，则须明声韵”。这就逐渐产生了“音韵学”。传统的音韵学属于“小学”的范畴，“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音韵”这部分就是为了“正音”，就是要求把字音读准确，是为了“通经”，读懂古书；同时要“辨声律”，分辨韵文、诗歌里边的声律。清初著名古音学家顾炎武说得好：“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清代还有一位语言学家段玉裁也说过：“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今传无不可通。”所以清代的上古音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为他们有这种明确的指导思想。王力先生曾经写了一部书，也是六十年代给我们中文系语言专业同学开的一门课，叫《清代古音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总结了从顾炎武、江永到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一直到清末民初章太炎、黄侃等研究古音学的成就。所以我们从事古代汉语和汉语史研究的人，一定要学点音韵学，特别是古音学。我们的汉语专业、古典文献专业在上二年级时就有音韵学这门必修课。攻读汉语史的研究生课程里，有四门课是必修的，这是从王力先生生前就定下来的。第一门是古音学，第二门是古文字学，第三门是《说文解字》，第四门是《马氏文通》。这四门课是我们汉语史硕士研究生必修的。无论你将来是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或者是语音史、语法史、词汇史，都要求学好这四门课。
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由于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法的传入，特别是欧洲一些汉学家——如瑞典的高本汉（B.Karlgren）、法国的马伯乐（H.Maspero）等——的研究成果传到中国来，使中国传统音韵学发展为现代音韵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扩大了。过去传统的音韵学只注重单个字的古代读音和音类的研究，现代音韵学就更注重对音变规律的探讨和古音的构拟。这就提出了研究语音史的任务，它的实用价值就更大了。所以王力先生写了《汉语史》后，又写了《汉语语音史》。现代音韵学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研究现代汉语的作用大了，也就是要求用现代语音的历史发展规律来解说现代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即用研究汉语语音历史发展规律的成果来解说、认知、提高对现代汉语语音系统性的认识，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深入解释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和声调之间的结合规律以及形成的原因。比如现代普通话里的j、q、x三个声母，有一部分是从古代的g、k、h演变来的，另有一部分是从古代的z、c、s演变来的，但并不是所有古代的g、k、h都变成了j、q、x，也不是所有古代的z、x、s都变成了j、q、x，各只是一部分。这一部分在古代都属于细音——从四呼的角度来看，就是齐齿呼、撮口呼的前面变成j、q、x，而在洪音即开口呼、合口呼的前面则没有变。汉语史、音韵学就是学习、研究这样一些演变规律。那么了解并掌握了这些知识，就可以根据历史音变规律做好现代汉语语音的规范化工作。现代有一些字音，有的这样读，有的那样读，哪一种是比较正确的，哪一种是比较规范的？最科学的根据就是语音的发展演变规律。我们还可以利用中古音的反切来确定某个字的标准读音。比如“波浪”的“波”，有人念“bo”，有人念“po”，到底哪个正确呢？国家语委审音委员会确定“bo”是正确的，“po”是不规范的。为什么呢？因为《广韵》“波”的反切是“博禾切”，所以确定“波”应该念不送气的“bo”而不是送气的“po”。
此外，音韵学对研究方言也很有用处。我们调查现代方言，特别是在整理方言音系的时候或分析方言的语音特点的时候，就必须参照《切韵》、《广韵》系韵书的语音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制的《方言调查字表》实际上是一个古音系统，为什么要用《广韵》音系作为基础呢？因为依照这样一个系统进行方言调查以后，就可以直接与《广韵》音系作比较，从而比较容易能看出古今演变的规律来，即哪些音与古代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以及为什么会变得不同。因此掌握了音韵学知识，我们也能在方言区推广普通话时发挥作用。比如有些方言里，把“鞋子”念作“hai zi”，这就跟“小孩子”的“孩子”混在一起了。王力先生曾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他说广东人学讲普通话讲得不好，比如“私有制”，广东人念起来就成了“西游记”。为什么？因为粤方言里没有与舌尖韵母相拼的zi、ci、si和zhi、chi、shi。这就说明了音韵学在调查方言和学习现代汉语方面确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音韵学在研究汉语史方面的价值。我们刚才说过，汉语发展史包括词汇史、语法史和语音史，语音史已成为音韵学的重要内容。语音史实际是历史音韵学。词汇史和语法史的研究也都需要借助于音韵学的成果，语音是词汇的物质存在形式，没有文字之前只有语音，词的构成、词的形式的变化、词义的演变以及语词关系的转变往往需要从语音上加以说明。比如音变构词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孙玉文教授，从做硕士论文开始到撰写博士论文，一直到现在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出版了专著，并经常发表有关文章。关键就在于他抓住了音变构词这一问题，专心、深入地进行研究。还有联绵词的分析，同源词的语音相同、相近的关系，都需要利用语音史的成果。举一个普通的例子，比如说上古汉语里第一、第二人称代词都比较多，第一人称代词有“我”，有“吾”，有“卬”，有“余”，有“予”，有“台”，还有“朕”，这就有七个；第二人称代词“你”是后起的，在古代汉语里有“尔”，有“而”，有“女”，有“汝”——“女”实际上是“汝”最早的形式——如果要从语音变化的角度来看，“我”“吾”“卬”是一类的，这三个字都是疑母字，“余”“予”“台”是一类，这就是所谓“喻四”和定母的关系；“尔”“而”“汝”又是日母的音变。这种同一语法意义的不同形式很可能是古代方言的表现，或者是古代的一种历时的变化，于是用了不同的文字形式把它们记录下来。也就是说，这些每一组之间都有声母或韵母的相同或相近的关系，有的是对转的关系，有的是旁转的关系。这些情况都需要从音韵学这个角度才能够分析得出来，才能够认识得比较透彻。这是第二点。
第三是音韵学在训诂学和文字学研究中的作用。这是传统音韵学早已实践并且充分证明了的。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有句名言，他说：“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这主要是指考释古籍里的通假字，包括联绵字的不同写法的问题。汉字的形音义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懂历史音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古文字的字形构成和字义的关联。所以古文字学者没有不重视音韵学的。过去裘锡圭先生在北大的时候，他带的研究生都要学音韵学。还有历史系考古专业的高明教授，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他带的研究生都要来听我的音韵学课和我们研究生的古音学课。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就是音韵学在古典文献学中的作用。这一点就不言自明了，因为古籍的整理、校勘、句读、标点等都会经常运用到音韵学的知识，这里不用细说了。另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哲学、古代历史甚至古代经济、法律，都需要学点音韵学知识。去年，咱们历史系一位著名的教授田余庆先生，他在做研究、撰写论文时碰到了古代史中的一些文字音韵问题，还很谦虚地找我来进行讨论。所以我认为，音韵学在汉语言文字学中，甚至在古代文史哲学科中，就好像数学在理科中的作用一样，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基础学科。
过去我一讲到这些问题，同学们就会提出来，你说音韵学很重要，但有人说这是一门“玄学”、“绝学”，很难学。因为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如果你学英语史、俄语史，它们历史本来就不长，而且古代就已用拼音文字，而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从甲骨文传下来的汉字，字形有了很大的变化，已有两三千年了。的确，学起来比较困难一些。关于这一问题，我在《音韵学教程》里面讲过一节“学习音韵学的方法”，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将来同学们在学习音韵学这门课的时候，授课老师也会讲的。
我想强调的是，首先要破除迷信，不要把音韵学看成是难学的“绝学”，要“解放思想”，一定要下决心把音韵学学好。其次是选修这门课，还要专心听课，听从老师的指点。不听课，完全通过自学掌握音韵学，那是比较困难的。当然，老师讲课还要看是谁来讲。我没听过王力先生讲音韵学，只听过他讲“语法理论”课。记得我在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时候先后听过两个先生讲音韵学，一位是周达夫先生，一位是钱淞生先生，结果都是稀里糊涂没听懂。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北大以后，跟王力先生学习汉语史，他让我先看他的《汉语音韵学》。这是他三十年代在清华讲音韵学的讲义。书中正文分四编七章，第一编三章讲一些音韵学知识；每章节之后都附有一些参考资料，主要指引读者进一步学习时需要看哪些资料。我也是根据这些提示到图书馆去借阅有关的原著的。我就这样跟随王先生学习音韵学。那时候也很巧，因为在1955年到1958年间，学校分配给我的住房正好和王力先生的同在朗润园中的一个四合院内——朗润园175号。王先生家住东屋和北屋，我一家三口住西屋，中间有小院落。王先生的书房就在我们对面东屋，所以我在学习中一有问题就走过去请教他，他对我指导得很耐心、很具体。
记得1956年春的一天，王先生从城里开会回来，对我说，这次会上吕叔湘先生提出一个建议，当前需要普及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应当编写、出版一些语言学的通俗读物。吕先生要他写一本音韵学方面的小册子。王先生说：“我现在很忙，你就来写吧！”我说：“我还没有学好，怎么写啊？”他说：“边学边写，边写边学。”这样我就在王力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了那本《汉语音韵学常识》小册子。1958年王先生推荐给上海新知识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前身）出版。前几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又重印了。后来台湾、香港也翻印了。日本还翻译、出版了两种本子。这个小册子还真发挥了一点作用。所以到八十年代以后，见到一些初次相见的台湾朋友、日本朋友以及美国朋友，他们首先谈到的就是看到过这本小册子。我觉得这主要得自于王先生的指导。所以我说同学们念二三年级时，如果开设了这门课，一定要选修，踏踏实实地学习。特别要重视运用现代汉语语音学的知识，学习、掌握音韵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还要认真做练习，我的《音韵学教程》里设计了几个练习，经过实践，我觉得做好那些练习还是有效果的，这很重要；要自己做，不要抄同学的。这也是学习音韵学的一个比较有效果的方法。
此外，学习音韵学还有一个办法，这也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五十年代袁家骅先生开了一门新课“汉语方言学”，我去旁听了，很有收获。当时我在袁先生的指导下调查了自己的方言，就是“湖南洞口县黄桥镇方言”（后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4辑，1960年）。利用古音知识、音韵学知识来调查方言，既可从历时方面深入了解所调查的方言，又能巩固所学的音韵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