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韵楼外题外话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氏在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王国维之死，世人热议已久。遗嘱中前十六字，也让后人揣测良久。殊不知，所谓书生本色，尚有书生意气可以描摹，可以形容。但以书为身家性命者，如王国维者，却绝难用“书生意气”一语中的，举世之间，他眷恋着的还只是书籍与书中所寄托的“大义”而已；于他而言，如果能带着心爱的书籍一起赴死，能与融于骨血间的书本上的大义一同赴死，或许才是最完满的死法——这即是“舍生取义”的另一种死法。

王国维遗书，在那家喻户晓的十六个字“真言”之后的内容，往往被忽略了。好像那是无关大义宏旨的俗人琐屑，殊不知，这些内容亦是王氏最后寄托所在——关于身后事的嘱托，人事与书籍并重。王氏的藏书，皆欲托付给陈寅恪、吴宓，这当然是所托得人——陈、吴二人后来纵横文史学界，颇多建树便是明证。但遥想陈、吴二人的命运多舛，最终也死于非命，似乎也正是王氏一生藏书、读书，成于书，死于书的又一翻版。王氏的藏书，似乎本也寄予了那么一点书生运命，得其书者自然也承其衣钵，续演这爱书人吊诡的人生旅程。当然，这已是题外话了。

返过头来试想，如果王国维能继续留在密韵楼中读书、校书、编书，如果他没有北上赴任清华大学教职，是否还会为后世留下更多卓越著作，而绝不至于自沉于昆明湖中，杀身成仁？如果王国维只是安于在浩翰古籍中徜徉，只是孜孜不倦地做一个老书童，而不是选择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遭受种种意识形态上的冲击与刺激，是否还是可以像同时代大多数遗老遗少们一样，优雅娱老、岁月静好呢？当然，这又是题外之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