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转向集大成

辛亥革命之后，王氏东渡日本，罗振玉力劝王国维“专研国学”，他的治学方向转而淹贯于经、史、小学。罗振玉认为，王氏“专研国学”当“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又与其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并谓欧西哲学虽大行其道于中国，但“流弊滋多”；他最终慰勉王氏，“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详见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

客居日本期间，经罗振玉的斡旋安排，王国维得以与众多日本学者、日本藏书家建立广泛而友好的联系。此时，罗振玉的社交资源与其本身的丰硕收藏，同时发力，给予王国维这次国学转向强有力的支撑。可以看到，这一期间，王国维经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如《简牍检署考》、《明堂庙寝通考》、《释币》（原名《布帛通考》）、《秦郡考》、《汉郡考》（上、下）、《流沙坠简》、《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生霸死霸考》等。另外，又于1913年7月—1915年11月在沈阳《盛京时报》刊载学术札记《东山杂记》、《二牖轩随录》、《阅古漫录》；内容虽然庞杂，但可供参考的学术见解颇多。

1916年2月，王国维自日本回国，其后寓居上海达八年之久（1916年2月—1923年4月）。在上海的八年，是王氏在学术上的又一重大创获期。王氏一方面与海内外学者（如沈曾植、内藤湖南等）广泛交往，相与论学，切磋学术。另一方面，则一如既往地在学术上精研细考且屡有创获，许多学术名篇随之陆续问世，在国际学界亦声誉鹊起。他这一时期的治学范围，已经淹贯纵横于经史小学的众多领域，如古礼制、古文字、古器物以及音韵学、版本学、目录学、敦煌学等。在这一时期，学者、藏书家、古董商等纷至沓来，为其提供或间接提供了更多的孤本秘笈以及重宝古器。从治学角度而言，这样的近水楼台得天独厚，显然是可遇不可求的吧。在罗振玉及其友人圈子、众多学者、藏书家的丰硕资源与巨量文献中，王氏作为这些顶级古物、古籍的资深“看客”，基本上已经将当时代的“超一流”国学资源尽收眼底。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从国宝重器到大内秘档，从宋元孤本到明清珍本；王氏站在同时代国学资源的顶峰，无形中已经具备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师气魄。

在这一背景之下，王国维日益精深的国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譬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史籀篇疏证》、《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书郭注方言后》、《书尔雅郭注后》、《周书顾命考》、《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联绵字谱》、《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西胡考》及《续考》、《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等。王国维的国学研究成果的首次汇集，即“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的《观堂集林》，似乎也要顺理成章地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