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无人认得胡安定

1939年元旦，“抗日锄奸团”的刺杀行动使周作人险些丧命。1月8日，躲过一劫的他欣然命笔，写了一首打油诗抒怀。诗云：

 

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

先前吃苦茶的老和尚不见了，似乎已经还俗，还喝起了小酒。三杯酒下肚，酒不醉人人自醉，可却是连一宿安稳觉也换不来的。为什么呢？周作人再次申言，“庵里住的好些老小”都受了惊吓，“闹哄哄”的不得安宁哩。这首诗看似坦然无碍，又似有隐忍怀抱；为承担家中老小生计故，这不得已的苦衷，似乎早已不足为外人道也。

1月12日，周作人接受汪伪势力控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聘书，这是所谓其“伪职”生涯的开端。1月14日，他又写了一首打油诗，不知道是为了新任馆长的纪念，还是续写遇刺后的心境，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诗云：

 

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然。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

 

首句的“忍过事堪喜”，出自周作人很喜欢的唐代杜牧《遣兴》一诗。原诗如此：“镜弄白髭须，如何作老夫。浮生长勿勿，儿小且呜呜。忍过事堪喜，泰来忧胜无。治平心径熟，不遣有穷途。”可以看到，周诗的写作背景及其心态，与杜牧这首诗所表达的心境如出一辙，遇刺脱险后的“泰来忧胜无”，获聘图书馆馆长的“忍过事堪喜”，已经让周自以为悟得了人生三昧——“治平心径熟，不遣有穷途”。以杜枚自况的他，此时似乎“心径”已熟，不再有“穷途”之叹了，在饱经苦楚、“饱吃苦茶”之后，可以相当清醒且极其微妙的“辨余味”了。这种状态之下的周作人，自然可以放言“代言觅得杜樊川”了。

周作人此刻茶酒通吃，既陶醉亦清醒，俨然已经参透世内尘外诸事。于是，他又将这两首颇能体现身心强健的打油诗，和他遇刺后硬硬朗朗地站在八道湾居所前拍摄的照片，一并寄给了胡适。这封信仍然是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

但周作人的这封装有两首诗和照片的信件，与先前的写有《苦住庵吟》的那封信寄到华盛顿中国使馆后，因为谁也不认识这位“胡安定”，都先后被丢在了一边，无从投递。直到1939年12月13日，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之后，再次回到华盛顿大使馆，才收到华美协进社孟治先生转来的周作人两次寄来的诗和照片。当天，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周知堂去年九月寄一信一诗，又今年一月被刺后二诗和照片两纸，信封上写‘Dr. A. J. Hu，胡安定先生’，由华美协进社转。孟治兄不知是我，故搁到今天才转来（最近他问我，我叫他寄来）。”为此，胡适又写了一首《无人认得胡安定》感怀，诗云：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

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这首诗后来也辗转寄到了周作人手中，搁在周氏旧箧中，恍恍二十余年过去。直到香港友人鲍耀明提及胡适逝世，他才又将这一页小诗清理出来，睹物思人一番之后，索性又转赠给了鲍氏。他特别在信笺空白处加注“胡适之君诗”，再钤上一枚“岂明经手”的印章，以示郑重说明。这首小诗，即是胡、周二人最后的诗文酬唱。除了惘然之外，了无兴味。

在此之后，还有抗战胜利后周以“汉奸罪”入狱，俞平伯写信向胡求助的轶事；胡适以北大校长名义向法院开具证明，确认周在沦陷期间保护校产；以及后来胡适力劝周不要留在大陆，应赴台湾的轶事等等，虽仍是旧交情谊使然之下的“义举”，但或也只是就事论事的一些情理中事。胡、周二人天各一方，停留在记忆中的旧日情谊或许还在，但毕竟交往难再，难以再续前缘，更不会再有诗文酬唱那么纯粹，那么富于闲适气质的“雅事”了。

1938年10月30日，就在周作人的《苦住庵吟》还在邮递途中之际，驻美大使胡适仍然还有写白话诗的雅兴，他题在自己照片上的那首小诗，至今还广为人们所知，诗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只是这首诗与照片，当时是送给赴美求援的银行家陈光甫的，而不是送给仍旧留在北平的文学家周作人的。第二年（1939），那封装有周作人打油诗两首的信件搁在大使馆某个抽屉里之际，胡适又忆及这首自己随笔写在照片上的诗，觉得蛮好，又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来，把诗句重新抄录到照片上。这一次，他又将这枚有题诗的照片送给了来访的新任中国驻古巴公使李迪俊，却仍旧没有想到赠送给周作人。看来，“只能拚命向前”的胡适，与只能待在北平的周作人，似乎已经渐行渐远，再也没有对话与重逢的可能了。

就这样，胡、周二人的“诗生活”，从1919至1939年，整整二十年间，在向前还是向后的抉择中，渗透着各自的诗意，贯穿着各自的情意。当然，“诗言志”仍是中国诗的基本主题，胡、周二人的二十年“诗生活”，无论是白话诗还是打油诗种种，都皆可作公共知识分子们志趣的剪影，皆可作他们在时代生存境遇中的一册存照。或许，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诗生活”本身，尤其是类似于胡、周二人这样重要人物的“诗生活”案例，重要的不再是文学形式上的格调与韵律，而只是蕴藉其中的心史与志业、抉择与固守罢了。

胡、周二人的诗文酬唱，仍旧是中国诗史上千百年间案例之一。在这些层累积淀的案例中，酬唱的本意仍是“惆怅”，千百年来文人们的诗文酬唱，说到底不过是抒写自己的“斯文惆怅”罢了，胡适与周作人也不例外。只不过胡适惆怅的是国家兴亡，而周作人惆怅的只是儿啼妇语，各有各的惆怅，最终二人是否一解愁怀，我们只能探究，而无法定论。那个猝死于台湾“中研院”酒会中的胡适，与猝死于大陆自家厕所里的周作人，也只是留下了这么一点“诗生活”的纪录，让后来者继续因之酬唱，继续为之惆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