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智者运动和苏格拉底

第一节 智者运动概述

何谓智者

希波战争之后，希腊城邦进入繁荣时期，希腊社会从氏族的农业经济向以工商业为主的城邦经济过渡，以雅典政治为代表的民主制度日臻完善。在伯利克里执政时期，雅典成为希腊文化中心，戏剧、建筑、雕塑成就辉煌，历史、医学、数学的研究也有显著的成果。在这种文化气氛里，崇尚典雅和奢华成为社会风气，个人的创造力和表现力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语言、思想和文明举止对于希腊人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他们把智慧视作“逻各斯”的艺术。如前所说，“逻各斯”兼有言语和理性之意；在这个意义上，智慧就是用优雅的语言表达思想的艺术。智者就是传授这门艺术的教师。

智者并不是为智慧而教授智慧的思辨家，他们的教学活动有着鲜明的功利性，这就是培养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获胜的人才。希腊的政治舞台充满着与奥林匹克赛会同样激烈的竞争。雅典民主制下的竞争主要通过辩论和演讲进行。不论在公民大会还是陪审团里都实行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只有那些能言善辩、巧于辞令的人，才能运用语言的说服力和煽动力控制民众情绪，获得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具有高超的论辩和演说能力是在民主政治的竞争中成功的先决条件。据柏拉图说，当时负有盛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的学生都来自名门望族，他们的目的或是成为政治家，或是成为职业智者。智者正是适应民主政治和社会时尚这两方面的需要而出现的。

社会政治需要决定了智者的职业特点。智者职业带有商业特点。“智者”来自“智慧”这一词，意思是“有智慧的人”（sophist）。然而，在希腊文里，“有智慧的人”最初用“智慧”（sophia）的形容词形式表示，指诗人、音乐家、预言家、狂诵者，希腊历史上著名的“七贤”、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也有这样的称号。直至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才专门指那些以传授智慧为职业、并在公众事业中有所成就的人。学生交纳学费，教师则保证学生获得事业成功所需要的能力。智者传授的智慧主要是修辞学和论辩学，但这些学问与其说是“学”，不如说是“术”。智者着重培养学生演说和辩论的技艺，而不传授知识学理。教学的目标是在政治和诉讼中取胜，而不是寻求真理，更不是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在这些方面，智者与早期自然哲学家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说，早期哲学家是以智慧为追求目标的“爱智慧者”（philo-sophia），智者虽然是“有智慧的人”，但智慧只是他们用来达到实用目的之手段。柏拉图站在哲学家的立场，把智者斥为“批发或零售精神食粮的商人”。

自然说和约定说之争

智者的思想带有强烈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这首先是针对神话世界观的。智者生活在氏族社会转变为城邦的社会变革的时代，他们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世袭观念提出挑战。怀疑主义是他们进行诘难和批判的工具，相对主义则是怀疑的依据和结论。他们认为，一切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没有不变的真理，一切都可以怀疑，一切被人们奉为规矩的常理都能在论辩中被推翻。普罗泰戈拉在《论神》一书的开头写道：“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存在，也不知道他们不存在。有许多东西使我们不能认识这些，如：问题的晦涩，人生的短暂。”由于这段“大不敬”的文字，他被驱逐出雅典，著作也被焚毁，足见智者的批判与传统势力之间斗争的激烈程度。

智者在讨论人事问题时，特别在涉及到国家的起源和性质、个人和法律的关系等一些重要问题上，形成了自然说和约定说两种观点的争论。自然说所坚持的“自然”来自自然哲学中的本原观念，特指人类本性。自然说认为人应按照自己本性决定自己命运，不应受外在法律和习俗的约束。约定说所坚持的“约定”指非自然的社会属性。约定说强调人和动物、社会和自然物的区分，主张用社会力量约束和改善人的本性。自然说和约定说虽然彼此对立，但它们又都与传统的氏族势力相对立。自然说所要摆脱的约定主要针对落后的习俗，约定说所要约束的本性主要指蒙昧的本能。除此之外，自然说和约定说并无特定的政治归属。平民和贵族、民主派和寡头派都既可以持自然说，也可以持约定说。

普罗泰戈拉著有《事物的本原》一书，用约定说观点解释了国家的起源。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里复述了他的观点。据说，神在造出各种生物之后，又分配给它们适合其本性的生存手段，惟独人没有得到护身的工具。普罗米修斯于是从宙斯那里盗火，送给人类。人类由于分享了神圣的技艺，得到了生活必需品。但是，人类一开始分散居住，不能抵抗凶猛的野兽，他们之间也相互为敌。为了使人类不致灭绝，宙斯派赫尔墨斯把尊敬和正义带到人间，建立政治和社会秩序。他要求把这些德性分给每一个人，不要像分配技艺那样，只让少数人所有。普罗泰戈拉并不相信神的存在。柏拉图借他之口所说的故事应被理解为：人为了生存而在共同认可的道德原则之下组成国家，这些原则是人为的，需要通过人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通过传授和学习的过程，才能得以维持和延续。普罗泰戈拉的约定说代表了民主派的政治观点。

寡头派政治家克里底亚（Critias，卒于公元前403年）在《西叙福斯》的剧本中如此解释社会约定的过程：最初人生活在无序的野蛮状态，为了向恶人报复，人制定了法律，让正义统治，使暴力屈服。但法律不能阻止人们私下作恶，因此一些更聪明、赋有良好理智的人发明了对神的崇拜，用恐惧和神圣原则阻止人们邪恶的行为和思想。克里底亚通过不信神的西叙福斯之口表达了对这种人为约定的蔑视。

自然派中有寡头派和民主派。寡头派利用自然说为强者的权力辩护。比如，斯拉西马库（Thrasymachus）露骨地说，法律是“弱者，即大多数人”约定而成的，法律是大多数弱者限制少数强者本性的枷锁，它禁止一个人通过强力得到比别人更多的东西；然而，出自本性的真理却是：强者应该拥有比弱者更多的东西。强者打击人，弱者遭受打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强权就是公理”的最早表达。

另有一些自然派则提出平等和民主的要求。他们说，人在本性上没有高低、贵贱、强弱之分。智者希庇阿斯（Hippias）说：

我们之所以是亲戚和公民，是由于自然的联系，而不是约定。物以类聚靠自然，而不靠约定。约定是强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君，强迫人去做很多违反本性的事。

另一位智者安提丰批判贵族世袭制度和奴隶制度说：

我们敬仰和尊重贵族的后代，却既不敬仰、也不尊重一个卑贱家庭的后代。这种做法使我们自己成为野蛮人，因为我们都可能是天生的希腊人或野蛮人（因为希腊人和野蛮人平等地继承了同一个本性）。

这是一个连哲学家也未能达到的结论，它反映了某些智者对传统观念的批判已超出了哲学家所能接受的激烈程度。

智者的功过

智者对传统观念的批判的范围和影响比早期自然哲学家对神话世界观的批判更加广泛。早期哲学家关于自然的思辨与社会生活实际并无紧密联系，他们中一些人所持的伦理观没有充分展开，也没有被民众广泛接受。智者把对神话世界观的批判引向社会政治领域，把哲学的主题由原初的“自然”转向人事。

我们在肯定智者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所具有的批判传统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思想倾向对以往哲学成果的破坏作用，以及对哲学的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威胁。早期哲学家都以追求真理为己任。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却否认确定的或唯一的真理标准，智者或者片面夸大感觉的相对性和主观性，把知识归结为因人而异的感觉；或者以自然哲学各派学说的分歧为口实，否认理智的思辨可以达到共同的知识。总之，在智者看来，无论感觉或理智都不能告诉人们确定的真理。为了表明一切都可以怀疑和反驳的立场，他们往往选择普遍公认的真理和哲学家认为无可置疑的原则为攻击目标，得出相反的结论。智者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与希腊哲学家爱智慧、求真理的传统格格不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在哲学内部破坏和否定哲学成果和哲学传统的。他们运用论辩的方法，围绕哲学家提出的问题，针对哲学家的信念，进行怀疑和反驳，直至否认解决哲学问题的任何可能答案，甚至取消这些问题。哲学家之间的争论是围绕着共同问题、以某种共同原则为前提而展开的，智者和哲学家之间的争论的焦点恰恰是这些问题和原则有无公认的合理性、能否成为确定的知识。如果智者的意见得逞，那么将不会有追求确定知识的哲学思辨和探究理论是非的哲学争论。虽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智者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并未消除这个内部隐患。我们将看到，希腊哲学发展到晚期，受到怀疑主义的更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