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地学著作的出现

《山海经》

商周以来，人们的地理视野逐渐开阔。考古发掘证明，殷商的势力范围已达到长江以南，人们已接触到愈益增多的地理知识。春秋战国时期，疆土更趋扩大，各民族间的往来日益频繁。由于生产的发展，商业繁荣，交通、贸易随之发达，人们对地理知识的了解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空前的提高。这时人们已经积累了大量耳闻目睹的地理资料，对之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以服务于生产和政治的需要，这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山海经》、《禹贡》和《管子．地员》等著作，正是顺应这一要求，各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有意义的论述。

《山海经》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其中山经写成时间大约在春秋之末，海经和大荒经则是后来陆续增补而成的。山经从取材、内容到结构都比较朴素，但它是首次对超过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进行自然环境方面的综合概括。它按方位把这一地区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分，各部分以山为纲，展开叙述，其中以河南西部作为主要部分的“中山经”叙述最详，“凡百九十七山”，分十二列，当是作者最为熟悉的地方；“东山经”“凡四十六山”，分四列；“西山经”“凡七十七山”，分四列；“南山经”“凡四十山”，排成三列；“北山经”“凡八十七山”，分三列。每一列山都注明方向、道里，标明了一个个山岳的相对位置并使之逐一连接起来。这样把447座山分26列，有条不紊地罗列了出来。

山经对每一山岳又详略不一地论述了关于位置、水文（包括河流的发源、流向、湖泊、沼泽等）、动植物（包括其形态性能和医疗功效）、矿物特产（包括产地、色泽等特点）以至神话传说等等，构成了全书的主要内容。虽然山经的记述有与客观情况不符之处，甚至还掺杂一些离奇怪诞的内容，但其正确的部分仍是主要的方面，是对广大地区的自然地理作系统描述的科学尝试。但是对山经描述的某些地区，该当现今何地、何山，学者们还有不同意见。

山经记述了许多极其宝贵的自然地理知识，如南方岩溶洞穴的描述，“南禺之山……其下多水，有穴焉”；对北方河水的季节变化则有“教山……教水出焉……是水冬干而夏流”；河水的潜流现象的描述，“白沙之山……鲔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东部地区的涌泉现象，“跂踵之山，……有水焉，广员四十里，皆涌”；西部的高山气候，“申首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对不同地带植物特点的记述，也常能抓住要害。如在南山经中，记“多桂”、“多象”、“多白猿”等，反映了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特点；中山经有“多桑”、“多竹箭”、“多漆”等，反映出黄河以南和长江中游地区的特点；北山经有“多马”、“多橐驼”等，西山经有“多松”、“多犀兕熊羆”等，反映了温带地区和干燥地区的特色；而东山经有“多茈鱼”、“多文贝”等，正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特征。山经所记金属产地有一百七十多处，种类凡金、银、铜、铁、锡等十多种，至于重要玉石的产地，记载的就更多了。

海经和大荒经的内容因传闻和神话较多，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不如山经重要。

《禹贡》

《禹贡》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它无论在地学知识和地学思想方面都比山经前进了一大步。如果说山经主要是地理事实的罗列，那么《禹贡》则已从各种地理现象中，选择某些因素为标志，进行分区和区域对比，并用简洁明确的文字表达了出来。

《禹贡》主要依据自然条件中的河流、山脉和大海的自然分界把所描述的广大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例如，把山西、陕西交界的黄河以东，河南黄河以北，河北黄河以西的地区，称为冀州；把山东济水与河北黄河之间的地区称兖州，湖北荆山与河南黄河之间称豫州等等。这比山经只是简单地、彼此缺乏有机联系地分为五方的分区原则更富地理意义，带有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

九州的区分严格地说既不是自然区也不是经济区，作者主要描述了他所向往的统一王朝统治的广大地区，在贡品、田赋和运输路线等方面的地区差异。在论及这些问题之前，先描述各区自然条件（水文、土壤、植被）的特点，大都较好地说明了不同地区的地理特色。如在描写植被的情况时，北边兖州的草木抽发为长条，俨然是疏朗的景象，自此往南的徐州，已是“草木渐包”的面貌，到了南方的扬州则是草木十分繁盛的情景，从而正确地反映了自黄、淮下游以至长江三角洲之间的自然景观的变化。又如水系：说徐州，可以“浮于淮、泗达于河（指菏水）”，即从位于淮河下游的徐州，可以乘船自淮河到泗水（古泗水南入淮河），再入菏水（古菏水入泗水），而菏水是与济水相通的，就可以到徐州北面的兖州了。在谈到兖州时说“浮于济、漯达于河（指黄河）”，古时济、漯相通，而漯水是黄河下游的一条支流，因此当时冀州、兖州和徐州之间的水系是相互贯通的。它还讲到其他各州与冀州水系相通或要经过一段海路或陆路才能衔接起来等情况。总之，《禹贡》把以黄河为中心的水路运输网描绘得清晰如画，提供了关于古河道的宝贵的历史资料。再如，它根据土壤的颜色黑、黄、赤、白、青黎和土壤的性状壤、坟、埴、垆、涂泥等，将九州的土壤分成白壤、黑坟、赤埴坟、涂泥、青黎、黄壤、白坟、坟垆等类别，这一分类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除了九州部分外，《禹贡》还有专论山岳与河流的“导山”和“导水”两部分内容。它开创了我国古代地学分区域和分部门研究的范例。

“导山”对比《山海经·山经》具有更明确的山系概念。它所列各条山列都是自西向东伸延，而西部集中，东部分散，正确反映了我国地形西部多高山，东部多平原的特点。它从北而南顺序列出了四条东西延伸的山列。先把渭水以北和潼关以东的黄河北部诸山列为一条，包括自陕西西部的岍山、岐山开始，向东到靠近渤海的碣石山，共十二山。其次，把黄河南岸自青海的西倾山到山东的陪尾山，共八山列为一条。再把汉水流域自陕西嶓冢山到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共四山为一条。最后一条是由长江流域的岷山、衡山和敷浅原（今江西德安县境内）三山组成。

“导水”部分，叙述了九条河流的水源、流向、流经地、所纳支流和河口等内容，是我国水文地理的先声。对各水系的叙述也从北而南，先主流后支流，井然有序，使人对“九州”之内河流水系的分布概况一目了然。

“导水”首先讲到的是雍州的弱水和黑水。弱水在甘肃张掖西，是一条内陆河，北经合黎山，流入巴丹吉林沙漠，它说“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是相当正确的。但说黑水“入于南海”就很难理解了。其次讲黄河、汉水和长江，其中对江、河发源地还不甚了解。再次讲当时独流入海的济水和淮河，对于济、淮二水以及济与汶水和淮与泗、沂二水的主次关系，均做了正确的叙述。最后讲黄河的两大支流——渭水和洛水，对于渭、洛二水发源以及渭水东流入黄河所会的支流和洛水东北流入黄河所汇的支流等的描述也都很准确。

《禹贡》的最后部分叫“五服”，其地理意义不大，但它表达了作者要求大一统的政治见解。这种大一统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人民要求改变诸侯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的反映，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这也正是《禹贡》与《山经》的作者所以能打破当时诸侯割据的疆界，把广大地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叙述的原因。

《管子·地员》

《管子·地员》中有关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已在本章第三节中叙述，本节拟就其中关于土壤分类方面的知识略加叙述。这也是《管子·地员》中的重要科学内容，它的地理学价值是很大的。《地员》的后半部分，专论土壤，它比《禹贡》关于土壤的论述要深入、详细得多。它根据土色、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盐碱性和肥力等各方面的性质，并结合地形、水文、植被等自然条件，将土壤分为“上土”、“中土”和“下土”三大等级，每一大等级又分为六类，即共计分为十八类。如被列为“群土之长”的“息土”，具有排水良好、蓄水力强的特点，即所谓“乾而不垎，湛而不泽”。它“淖（湿）而不翻（黏），刚而不觳（干而有润），不泞车轮，不污手足”，确是适于耕种的优良的土壤。又如被列为“下土”之一的“埴土”，是一种重黏土，充水才可解散，干后易裂，即所谓“甚泽以疏，离圻以臞”，这种土壤显然是贫瘠的。《地员》篇对土壤的分类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业土壤知识的丰富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