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羲之“书圣”地位之形成

人们心目中，王羲之与“书圣”是一对一的关系。翻开书法史，王羲之是最晚获得“书圣”称号的书家，此后，“书圣”成了他的专称。

（一）琅琊王氏与王羲之

王羲之的家族，东晋第一流高门，郡望琅琊。“琅琊王氏”出自西周王室，是姬姓的分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周灵王（前571—前545在位）太子晋废为庶人，其子敬宗官司徒（金文写为“司土”，掌管国家土地，负责征发徒役），时人号为“王家”，遂为王氏。

秦末大乱之际，王元迁到山东琅琊。西汉后期，王元四世孙王吉以忠直敢谏著称。他“经明行修”，儒学传家，其子王骏、孙王崇，三代“世名清廉”。大约东汉初年，琅琊王氏自皋虞迁居临沂都乡南仁里。

临沂也是唐朝大书家颜真卿的祖籍地，但晚于王氏。颜真卿撰文并书写的《颜氏家庙碑》云，颜氏战国时居鲁国，“孔门达者七十二人，颜氏有八”；曹魏时，“始自鲁居于琅邪临沂孝悌里”。

琅琊王氏在西晋迅速发达起来。以孝行闻名天下的王祥（180—268），历经汉、魏、西晋三朝，曹魏时官拜司空、太尉；晋武帝时，位至太保，封睢陵公。王祥死后，在西晋政治舞台上特别活跃的琅琊王氏人物，是另一支的王戎（234—305）、王衍（256—311）。王戎历官吏部尚书、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尚书令，两次拜为司徒，他的“故吏多至大官”。王衍累居显职，官至太尉。这对从兄弟，俱以清谈名世，王衍的名望胜过王戎，也背上了“清谈误国”的骂名。

到了东晋，琅琊王氏代之而起的人物是王祥弟王览的后人，分别出自王览之子王裁、王正两房。王裁之子王导，辅佐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东晋，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这一支，世代居官，延绵南朝，唐朝时还有人位至宰相。王正的后人王廙、王羲之、王献之，虽做官，更以书画著称。

（二）王羲之的经历

《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羲之字逸少，祖王正，尚书郎；父王旷，淮南太守。晋元帝南渡，王旷“首创其议”。王羲之生于西晋末年，出生地可能在老家临沂。七八岁时丧父，大约十几岁时随叔父王廙南迁建邺（东晋元帝改名建康，今江苏南京）。“幼讷于言”，成年后“以骨鲠称”。二十多岁被郗鉴选为女婿。

王羲之（303—361）生活在东晋，那是门阀政治时代，门第极为重要。出身门第高，处处受优待，出人头地的机会多。王羲之的“起家官”（最初做官的职位）是秘书郎，这个职位往往授予贵族子弟，官阶不高，却是清贵之职。大约三十二岁，王羲之被征西将军庾亮召到武昌做幕僚。

那时的武昌不是今天武汉市的武昌区，而是湖北鄂州市，也在长江南岸。东吴最初以鄂州之武昌为都，后来迁到南京。与鄂州市隔江相望的黄州，正是苏轼于“乌台诗案”之后被贬之地，黜居五年，《赤壁赋》、《黄州寒食诗》都作于此，有墨迹传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黄庭坚最后一次被贬之前，曾在鄂州逗留，登临西山，作《松风阁诗》，此诗墨本现藏台北故宫，为黄山谷的行书名作。

在庾亮将军府，王羲之由参军升任长史。庾亮临终时，向朝廷推荐王羲之，称他“清贵有鉴裁”。庾亮死后，羲之升任宁远将军、江州任刺史。江州地盘不大，却是东晋首都西边的门户屏障，明争暗斗的士家大族都希望把持这个职位。王羲之在江州时，朝廷多次召他回京任吏部尚书，被他拒绝了。而后，经好友扬州刺史殷浩的劝说，到京师任护军将军，与领军将军同掌中央军队。王羲之虽然到任，却不愿意掺入殷浩与桓温的权力之争，苦求外放扬州治下的宣城郡任职，不许，派到浙东，出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治所山阴，今绍兴市）。

“内史”这个官职，西周开始设置。西汉至晋朝，“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为王国的行政长官。东晋初年，会稽为宗室王食邑。《晋书·简文帝纪》记载，东晋永昌元年（322），元帝封幼子司马昱为琅琊王，“食会稽、宣城两郡如旧”；成帝咸和元年（326），司马昱徙封会稽王，故会稽郡守称内史。会稽是扬州的重镇要郡，内史加兵，王羲之带“右军将军”军号。因此，人称“王右军”。

王羲之351年到会稽，四十九岁，直到五十九岁终老于此，前后十一个年头。他在会稽做官四年里，召集过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兰亭之会，写了一篇声名赫赫的《兰亭序》。355年，因为与王述的矛盾，王羲之称病辞职。

王述（303—368）出自太原王氏，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太原王氏与琅琊王氏都出自姬姓“王家”，秦末还是同爨的一家人。王述“少孤，事母以孝闻”，先为会稽内史，守母丧离职。王羲之接任会稽之初，出于礼节，往王述家中吊唁过一次。王述住会稽境内，每次听到王羲之出行的号角声，以为羲之会来看望，让仆人打扫房间，等候羲之光临，“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王羲之看不起王述，不愿与他交往，由此结下怨恨。王述守丧期满，逢殷浩北伐失败废为庶人，王述接任扬州刺史，成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述上任前，周游会稽郡，为报复羲之，不去王家，离郡时“一别而去”。王羲之耻于做王述的下属，遣人到朝廷，要求把会稽从扬州分出来，独立为越州。办事的人言辞失当，“为时贤所笑”。王羲之觉得自己名望在王述之上，一直受人尊敬，现在屈居王述之下，很郁闷，转而感叹几个儿子不如王述之子王坦之出息。后来王述检察会稽郡的行政，弄得主事的官吏疲于应对。王羲之感到羞耻，无法忍受，又不愿疏通关节另谋职位，索性辞官，自己解脱自己。为此，专门到父母墓前发誓，绝意仕途，誓不复出。这篇誓文，《晋书·王羲之传》有录文。褚遂良《右军书目》著录的观内府所藏书迹，有《告誓文》墨迹（正书五卷之第四卷第二帖）。稍晚的孙过庭《书谱》，提到羲之六篇小楷，也有《告誓文》。传说，开元初年在江宁县瓦官寺发现一本，献进内府（刘餗《隋唐嘉话》）。《告誓》墨迹已失传，有刻本传世，率由旧拓翻刻，有古意，字多磨灭。

王羲之最后七年的生活状态，《晋书》记载，“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羲之写给谢万的信中说：“与谢安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与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这是出门远游，回家又是一番乐趣：“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这种自在的生活，他说：“我卒当以乐死。”

王羲之晚年闲居之地，可能在会稽郡南境的剡县（今嵊州市）。这个地方我去过三次，每次必往金庭乡参观王羲之墓。墓道前的石牌坊是清朝道光年间修筑，（图一）沿墓道上山，百余米就是墓地，墓前立有墓碑，覆以石亭。（图二）附近的华堂村是王羲之后人世代聚居地，一个很大的古村落，（图三）临河而建，跨桥进村，村里有王氏祠堂、老戏台，四通八达的小巷，青石铺地，还能见到一些年久失修的民居、商铺。最近一次去，在2007年，新建了一座基督教教堂，是村中最大的建筑。王羲之信奉本土的道教，两百年后，他的七世孙智永皈依外来的佛教，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羲之后裔有的改信基督教。与时俱进之变，却都是为心灵寻求寄托之所。王羲之地下有灵，不知作何想。

（三）王羲之的书法师承

王羲之学书，启蒙之师是卫夫人。卫夫人善书，唐朝张怀瓘《书断》说她传钟繇楷法。古人好说卫夫人，不仅因为王羲之后来成了“书圣”，也是强调母亲的家教作用，这个传统的最早典型是孟母。

卫夫人的儿子李充也是书家，“善楷书，妙参钟（繇）索（靖）”（《晋书·李充传》），当然也是卫夫人启蒙的。李充不像东晋的名士那样只尚言谈而不能文章，《晋书》本传里录有他撰写的《学箴》一文，他编过《翰林论》一书，谈文体，兼及评论，在东晋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晚年出任大著作郎，当时典籍混乱，李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李充和王羲之一样，也是父亲早亡。因为家贫，求任地方官，做过剡县令，卫夫人也到了剡县，死后葬在那里。有一年我和王玉池先生、祁小春先生到嵊州参加王羲之书法研讨会，我提及卫夫人应该葬在剡县，当地王梅庆、徐国兆先生说，民间流传卫夫人葬在某山，带我们上山搜寻，未找到。《晋书·王羲之传》提到李充，王羲之初到会稽，李充尚在剡县，两人有交往。

王羲之“少学卫夫人”，不同于古代学童“就外傅”，据说王氏和卫氏是中表亲（卫、王两族通婚的细节不明）。南朝王僧虔说：“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王）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论书》）。羲之跟叔父学书法，大约在十余岁。王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晋书·王廙传》）。按传统的“六艺”标准衡量，王廙的文艺修养很高，尤其是书画，恐怕当时无人可以与他相比。《淳化阁帖》里保存了王廙三件作品，草书有章草之意，楷书接近钟繇的风格（图四）。后来王羲之的书法成就高，能写各体书，王廙的作用和影响应该超过卫夫人。但卫夫人是启蒙之师，功不可没，又是女性，世间传为美谈，以至掩盖了王廙的作用。

王羲之二十岁那年，王廙去世。此后的摹学古人，是自学。晋人日常使用的书体是草书、行书和楷书，后来王羲之擅长的体势也是这三种书体。这三种晚出的书体，形态不同于篆、隶，书写技法也不一样，所以称为新书体。汉魏之际，这三种书体渐渐盛行，晋代成为日常的书写体，我们称之为新书风，代表人物有两位：东汉张芝，号为“草圣”；汉魏之际的钟繇，擅长楷书、行书。

王羲之说过：“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羲之不但推崇“钟张”，还常常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可能感觉自己的草书与张芝还有距离，所以用了“雁行”之词，但他又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不论王羲之推重“钟张”，还是自许抗行、雁行“钟张”，都透露出师法钟、张的消息。

王羲之的书法师承，大致的线索是：少学卫夫人，习楷书。十余岁至二十岁，改师叔父王廙，得众体之法。以后宗法师之所师的“钟、张”。

（四）王羲之的书法成名史

魏晋时期，“爱妍而薄质”蔚为风尚，这新书风兴盛起来的社会背景，也造就了王羲之的“今体”书法。东晋末年以来，羲之书法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唐宋时代，他的书法成为旷代经典。

1．王羲之书法的分期

王羲之的“今体”书法，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书法威望也随之发生变化，南朝书学文献里有些零星的记载，但很少有人注意。我把这些记载综合起来，粗分为三个阶段。

早年：三十岁以前，书法平平。王羲之早年书法，前人有两种说法。一种出自南朝刘宋虞龢《论书表》:“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305—345）、郗愔（313—384）”。另一种是“齐名”说，见南朝王僧虔《论书》：“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唐朝史臣编撰的《晋书·王羲之传》，说到羲之早年书法，采信虞龢之说。

中年：四十岁左右，名声振起。王僧虔《论书》记载了一件事：庾翼任荆州刺史期间（340—345），庾家子弟学王羲之，庾翼不高兴，认为家人“皆学逸少书”有如贱家鸡而爱野鹜，他在荆州官署修书京都家中，声称等我回来和王羲之比试比试。东晋王、谢、郗、庾都是著名的书法门户，各有家法，庾家子弟竟学王羲之书，表明王羲之的书法名动朝野。

晚年：任会稽内史之后，高峰期。虞龢《论书表》说：“迨其末年，乃造其极。”梁朝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说，羲之“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书”。都一致推崇王羲之晚年书迹。羲之传世书迹大多是尺牍，我曾根据尺牍内容考证出八九件书帖的大致书写时间，加上其他学者考证的，合有十几帖，如《袁生帖》、《初月帖》、《寒切帖》、《十七帖》等，包括鼎鼎有名的《兰亭序》，大多写于在会稽生活的十一年间。

2．从“称英”到“书圣”

汉末魏晋时期，影响力最大的书家，南朝虞龢这样总结：“洎乎汉魏，钟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从“钟张”到王羲之，这是新书风演进的关键性转变。后世评王羲之及其从弟王洽（323—358）之书法“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王洽这番话传递出两个构成因果关系的信息：“因”是王羲之书法的特征是“俱变古形”，“果”是改变了过去书家师法“钟张”的格局。王洽是王导第三子，六兄弟中最为知名。他与两个儿子王珣、王珉都擅长书法，都有书迹传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王珣行书《伯远帖》墨迹，鉴定家认为是真迹。

世人习称王羲之为“书圣”，这个桂冠什么时候戴在王羲之头上，没有人“追究”，都是跟着说，说的人多了，成为常识。王羲之以书法称“圣”，是在唐朝。在他之前，有多位书家被称为“书圣”。

张芝是最早称“圣”的书家，韦诞称他“草圣”，叫开了，魏晋时期的书家都承认。韦诞是张芝的弟子，善草书，尤其擅长大字榜书。

“书圣”这个词，就现存的文献记载看，出自东晋葛洪（283—363）。他是吴人，比王羲之大二十岁，去世时间比王羲之晚两年。葛洪写过一部道家名著《抱朴子》，该书《内篇·辨问》解释了“圣”的标准：“世人以人所尤长，众所不及者，便谓之圣。”葛洪列出了身怀绝技的棋圣、书圣、画圣、木圣。他提名的“书圣”是吴国的皇象、曹魏的胡昭，一南一北，两人都生在汉朝，大半生在汉朝度过。

皇象以草书著名，世称“沉着痛快”。现在传世的章草《急就篇》松江本，据说本于皇象写本。《淳化阁帖》收刻的皇象帖，米芾指为伪作。

胡昭擅长行书，年轻时和钟繇“俱学之于刘德升”，师生三人都是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胡昭与钟繇的行书，各有其巧，而钟繇行书“小异”刘德升。曹魏时，中原的书家“以钟、胡二家为行书法”（卫恒《四体书势·隶书序》）。胡昭隐居不仕，社会影响力不及官拜太尉、太傅的钟繇。卫夫人、王廙属于传钟法的书家，王羲之也只提钟繇。钟、胡两家的书法，“胡书体肥，钟书体瘦”（张怀瓘《书断·刘德升传》），按东晋南朝流行的“古肥今瘦”标准，也许胡昭的书法古质一些。葛洪在西晋生活了三十多年，书法观念保守一些，中原书家，只认胡昭为“书圣”。

南朝书法名家羊欣说：“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时并号书圣。”（《书断·张芝传》引羊欣语）这四家，索靖最晚，也过世百年。南朝刘宋、萧齐那个时候，王羲之不但不在“书圣”之列，而且名望被王献之盖过，陶弘景形容：“比世皆高尚子敬（王献之）。子敬、元常（钟繇）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与梁武帝论书启》）

这种状态，梁朝得以改变，关键人物是梁武帝萧衍，重要事件是集王书《千字文》的诞生。梁武帝是个饱学之士，厚古薄今，对书法，他认为：“子敬不逮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观钟繇书法十二意》）那时，钟繇书迹稀少，内府收藏的羲之书迹尚多，为了“教诸王书”，于是集王羲之字，令文学侍臣周兴嗣“次韵”为《千字文》，分赐宗室“八王”。

集王字《千字文》的流传，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说临写《千字文》数百本，分送浙东各寺，普及到下层社会。北宋尚存的智永《千字文》墨迹，有草书一体的本子，也有真草两体对照的本子，名为《真草千字文》。宋朝书家还将《千字文》上石，遂有刻本。现存智永《千字文》墨迹古本有两件，都是真草两体。一件是改成册装的全本，（图五）日本私人收藏，鉴定家认为是智永真迹。另一件是残本，只存卷尾十几行，上世纪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现藏大英博物馆。（图六）

在唐朝，王羲之才戴上“书圣”桂冠。贞观年间，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法，于是定鼎一尊。大约唐高宗时代，李嗣真撰《书后品》，品评秦朝至唐朝书家八十一人，分为十等，王羲之与秦朝李斯、东汉张芝、曹魏钟繇以及献之并列第一等“逸品”。李嗣真为王羲之戴上三顶桂冠：“书之圣”（楷书），“草之圣”（行草书），“飞白之仙”（飞白书）。后来叫响的是“书圣”这个旧名号，而且为羲之专用。汉晋那些老“书圣”，尘封在文献里，仅供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