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兰亭序》与“兰亭论辨”

353年暮春三月三日（旧历），王羲之任会稽内史第三年，召集友人“宴集”兰亭。兰亭位于山阴县西南二十余里处的兰渚山下，位于兰渚湖畔。《越绝书》记载，兰亭最早是越王勾践种兰的地方，汉代设驿亭，故名“兰亭”，是山阴通往诸暨的陆路要道。因为羲之与友人在此宴集，写下《兰亭序》，所以著名后世。今日之兰亭，为康熙十二年（1673）绍兴知府许宏勋重建之地，已非东晋兰亭旧址（朱关田《有关〈晋人兰亭诗〉兰亭的札记》，刊《越社》创刊号，2009年）。

当年兰亭形胜，王羲之《兰亭序》形容：“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孙绰《兰亭诗集后序》记：“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聚会定在旧历三月三，当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个日子是依传统习俗而定的上巳节，官民举行祭祀活动，临于水边，洗濯宿垢，消除疾病，名为“祓禊”。所以王羲之说，“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修禊”之“禊”，王羲之写作“稧”。

参加兰亭雅集者，有居住东土的名流孙统、谢安，有在职官吏和前官员，还有羲之诸子，所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他们身处山林，临流而坐，以“流觞曲水”的方式赋诗，不能诗则罚酒。共得二十六人诗作，由王羲之作诗序，即《兰亭序》。

（一）《兰亭序》的早期记载及《兰亭帖》的传播

这里所说《兰亭》的早期记载，指南朝、唐朝人的记述。

《兰亭序》有书迹传世，因此，古代文献说到《兰亭》，有时指文，有时指书迹。

传世的《兰亭序》帖，不论摹本、临本还是刻本，但凡名本，都是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行款一致。逐字比对，大同小异，显然出自同一个“祖本”。《兰亭》帖文，与《晋书·王羲之传》所录《兰亭序》文本一致，而《晋书》成书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太宗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论》。如此看来，《晋书》所录《兰亭序》文，传世的《兰亭》帖，都本于唐太宗收藏的《兰亭序》墨迹。

1．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存世的文献，南朝《世说新语》最早提到《兰亭》，是指《兰亭》文。该书《企羡篇》第三说：“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金谷诗序》是西晋石崇（季伦）在金谷之会上写的一篇序文。“金谷”在洛阳故城西南的河南县（今属洛阳市）界的金谷涧中，是石崇购置的一片“冠绝时辈”的山林别业。石崇豪富，经常招引文人宾客至金谷园，终日饮酒赋诗。《世说新语·品藻篇》第五十七注文引有石崇《金谷诗叙》：

余于元康六年（296），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箸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太平御览》卷九一九也引有一段《金谷诗序》：

吾有庐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

这两则文字虽非《金谷诗序》全文，概貌已备。《兰亭序》文字与《金谷诗序》相似，但余嘉锡先生说：《金谷诗序》乃“寂寥短章，远不如《兰亭序》之情文兼至，右军何取而欣羡之哉？”

2．初唐房玄龄《晋书》

《晋史·王羲之传》说，羲之“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下录《兰亭》全文；其后曰，“或以潘岳（应为石崇）《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是引录《世说》。

《世说》和《晋书》所记《兰亭》，皆指《兰亭》文，这不是巧合。揭示了一个现象，羲之写就《兰亭序》之初，人们重其文，未及书法，或者是，重文甚于书法。

《兰亭》文，他人可以传抄，易于传播。羲之手书的《兰亭》书迹，世人很难见到。

3．盛唐何延之、刘餗、武平一的记载

唐太宗获得《兰亭》墨迹之后，为一人所专，真身面目，与世隔绝。但太宗令人制作摹本，赐给近臣，《兰亭》书迹才为世所知，传本日见其多。唐玄宗时代，何延之《兰亭记》、刘餗《隋唐嘉话·王右军兰亭》都记叙了《兰亭序》书迹流传的“故事”。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也提到，太宗“宝重”《兰亭》。

4．《兰亭序》真迹的递藏

《兰亭》真迹的递藏史，终结于唐太宗。353年王羲之写出《兰亭》，到649年（旧历八月）《兰亭》殉葬昭陵，其间二百九十七年。王羲之生前和身后的一段时间，按情理推测，《兰亭》应该藏在王家。此后南朝的递藏情况，何延之、刘餗的文章都记述了递藏线索，但详略不一，下面列出要点，试作比较：

何说…………智永——————→辩才→唐太宗李世民（贞观）

刘说梁内府→智永→陈宣帝→隋晋王→智果→辩才→秦王李世民（武德）

两家的记载，现在无从考据究竟，我们只能就其记录作些分析。

太宗获得《兰亭》之前，据何延之的记载，《兰亭》一直在私人手上。刘餗的记载较为曲折，出入公私，转手六次。

如果《兰亭》在梁朝收入内府，这是《兰亭》散出王家的最早线索。梁内府藏品经历过两次厄运，一次是548年秋季发生的“侯景之乱”，一次是梁元帝萧绎江陵焚书。刘餗谓《兰亭》“梁乱出在外”，应指“侯景之乱”流失宫外，这样才能传存江南，智永才能在陈朝得到《兰亭》真迹。

何、刘所道《兰亭》递藏过程，相同点是智永、辩才、唐太宗三人，太宗得自辩才。到太宗手上，葬而失传，《兰亭》的递藏史到此结束。

5．《兰亭》书法的四条佳话

记载《兰亭》的早期文献，何延之《兰亭记》篇幅最长，后世的《兰亭》谈资，多出自何氏这篇文章，可谓“引用率”最高。历代书家感兴趣的“佳话”有四条：

其一，王羲之写《兰亭》“用蚕茧纸、鼠须笔”。

按：何延之未见《兰亭》真迹，如何知道是“蚕茧纸”？至于王羲之用“鼠须笔”，更是无从见到了。何延之如是说，大概根据传说或文献。

其二，《兰亭》书法“遒媚劲健，绝代更无”。

按：移用“遒媚劲健”概括《兰亭》书法特征，以“绝代更无”高标《兰亭》的至高地位，始自何延之。

其三，《兰亭》中重出的字，“皆别构其体，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许个，变转悉异，遂无同者”。

按：这个特点，可以由《兰亭》冯摹本得到映证。何延之细致到如此地步，应当见过类似《兰亭》神龙本之类的唐摹本。

其四，王羲写《兰亭》，“其时乃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

按：何延之生活的玄宗时代，文人间盛传张旭酒后作草书，如有神助，酒醒之后，再书不得。因此，何延之联想到兰亭雅集有“流觞曲水”之戏，也用酒力来解释王羲之本人也无法复制《兰亭》的原因。酒力催生佳作，中国文人的一大发明。

（二）《兰亭》名本

在宋朝，各种繁衍的临摹本，名目繁多的刻本，源流混杂难辨，如同团团迷雾。靖康之乱之后，《兰亭》之迹，古摹本日少，刻本日多。元朝以后，《兰亭》墨迹名本有三件，所谓虞世南临本、褚遂良临本、冯承素摹本。《兰亭》刻本，则以宋朝发现的“定武本”最著名，宋人指为唐朝刻本。

1．《兰亭》虞世南临本

本幅（图十七）白麻纸，纵24.8厘米，横57.5厘米。两纸拼接，接缝在十四行与十五行之间，行距匀称。历代屡经装裱，墨色晦暗。本幅末尾下端题“臣张金界奴上进”小字一行，人称“张金界奴本”。启功先生说，张氏是宛平人，卑名“金界奴”，即僧家奴之意。他总管元朝染织杂造工匠，元文宗时主持奎章阁建筑工程。因为卷首钤有元文宗“天历之宝”玺，此卷又称“天历兰亭”。

这本《兰亭》明朝已流入民间，晚明时，归大收藏家吴廷。吴廷字用卿，号江邨，歙县（今安徽黄山市徽州区）人，富甲一方，书画收藏之巨可与明朝大收藏家项元汴（子京）相埒。吴廷广交文人书家，曾将这本《兰亭》借与董其昌，万历二十六年（1599）除夕索回。后来此卷又落到董其昌手中，约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转给明末儒将茅元仪（止生）。清初为大收藏家梁清标所得，而后进入清朝内府。卷中有乾隆帝题跋两则，其中一则写于乾隆十二年（1747）。

这本《兰亭》称为“虞世南临本”的缘起，始于董其昌。他把这卷《兰亭》割让给茅元仪时写了一段题跋，有“此卷似永兴所临”（图十八）一语。“永兴”即虞世南。梁清标（蕉林，1620—1691）得到后重新装裱，在卷首贴了一条标签，题为“唐虞永兴临稧帖”。乾隆皇帝喜欢这个大名头，题跋说，“董其昌定为虞永兴摹”（图十九），还为董其昌的说辞找了一条理由，“以其于褚（遂良）法外别有神韵也”。但鉴定行家并不相信董其昌信口之说，乾隆时期四大书家之一的翁方纲（1733—1818），精于鉴藏，写过一篇《苏米斋兰亭考》，他说“颍上、张金界奴诸本，则皆后人稍知书法笔墨者，别自重摹。”启功先生曾经屡观原卷，赞成翁方纲之说，进而怀疑此本“是宋人依定武本临写者”。但学者的“精识”太扫兴，世人依然称此本为“虞世南临本”。

清朝乾隆皇帝曾将宫廷所藏的《兰亭》名本与《兰亭诗》合为八种，刻在圆明园“坐石临流亭”的八根石柱上，虞世南临本列为“兰亭八柱第一”。1928年北平特别市长何其巩将“兰亭八柱”移建中山公园（原为清宫社稷坛，1914年内务总长朱启钤改建为中央公园）。

2．《兰亭》褚遂良临本

此本乾隆列为“兰亭八柱第二”。本幅淡黄纸本，纵24厘米，横88.5厘米。两纸接缝在十九行与二十行之间，行距匀称。后有米芾十行题诗，故称“米芾题诗本”。米南宫诗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内史山阴幽兴发。群贤吟咏无足称，叙引抽毫纵奇扎。爱之重写终不如，神助留为万世法。廿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无一似。昭陵竟发不知归，模写典刑犹可秘。彦远记模不记褚，《要录》班班纪名氏。后生有得苦求奇，寻购褚模惊一世。寄言好事但赏佳，俗说纷纷那有是。”（图二十）北宋时，寻购“褚模”《兰亭》成为风气，指唐摹本为褚笔之说，流行渐多。米芾题诗讥讽了这种风气，更没有说这本《兰亭》是“褚模”或“褚遂良临本”。后人不解米诗之意，以为类似褚法，题为褚本。米芾在《书史》中记载，他收藏的“褚模”本得之苏舜钦后人，不知是不是这一本。

启功先生说，这卷《兰亭》的字迹与后面米芾题诗的笔法相同，纸也一律，“实是米氏自临自题的”。米芾书法得益褚书，以精于摹古自豪，喜欢显示自己临摹乱真的本领，他来临写一本也有可能。米芾诗中说：“寄言好事但赏佳，俗说纷纷那有是”，似乎是在暗示世间好事者不要上当。

3．《兰亭》冯承素摹本（神龙本）

本幅白麻纸本，纵24.5厘米，横69.9厘米。两纸拼接，前纸十三行，行距较松；后纸十五行，行距偏紧。帖首前隔水上端有旧题“唐模兰亭”四字，左边骑缝处残留“神龙”小印左半，故称“神龙本”。（图二十一）此本递藏南宋内府、元朝郭天锡、明朝项元汴、清朝内府。全卷鉴藏印多达百数十方，后纸有宋朝李之仪、石苍舒，元朝赵孟頫、郭天锡、鲜于枢、邓文原，明朝李廷相、文嘉、项元汴诸家题识观跋十七则。清朝列为“兰亭八柱第三”。

此卷所见“神龙”印，郭天锡至元癸巳（1293）的题跋指为唐中宗的年号印。中宗李显是太宗孙，高宗子，武则天所出，一生两次登基。第一次在嗣圣元年（684），两个月就被武后废为庐陵王。武后当政时期的圣历元年（698）召回，又立为皇太子。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张柬之迎李显监国，逼武则天退位，李显再次即位，恢复唐朝国号。中宗“复辟”之初，仍然袭用武则天“神龙”年号，两年后改元“景龙”，又三年，被韦后鸩毒而死，年五十五。

郭天锡把这本《兰亭》定名为“神龙本”。他说：“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榻（搨）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虽然郭天锡口气肯定，但也谨慎，只说“冯承素等”勾摹。因为郭天锡知道，唐朝宫廷搨书人除冯承素之外，还有赵模、韩道政、诸葛贞、汤普彻等人，他无法确认究竟出自谁手，只作整体判断。明朝万历五年（1577），这本《兰亭》转到项元汴手中，他省复为单，题为“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勒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凿实为冯承素。项元汴还把冯承素和“神龙”年号印联系起来，附会成中宗时代人。这样说，更经不起推敲。即使贞观末年（649）冯承素三十岁，活到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6），已经八十七岁，老眼昏花，岂能从事双勾摹搨的精细活计。

这本《兰亭》是公认的唐人摹本，比所谓虞临本、褚临本的影响大。启功《兰亭帖考》说，“这帖的笔法秾纤得体，流美甜润，迥非其他诸本所能及。破锋和剥落的痕迹，俱忠实地摹出”，行款前疏后密，行式上保存了王羲之原稿近边处挤写的状态，“从摹本的忠实程度方面来看，神龙本既然这样精密，可知它距离原本当不甚远”。郭沫若怀疑《兰亭》的真实性，正是针对这本唐摹《兰亭》。

4．《兰亭》定武本

《兰亭》刻本，有界栏，行距匀称。原石在宋朝北疆定武军（今河北正定）发现，宋人习称“定武兰亭”，又有“定武本”、“定州本”、“定本”、“定帖”之称。

定武本《兰亭》的来历，宋人传说较多，细节互有出入。北宋何薳（1077—1145）《春渚纪闻》“定武《兰亭叙》刻”条所述较详（该文录自康与之为续仲永藏“定武兰亭”所写跋语），大略是：契丹破石晋，载石渡河而北，流落定州（今河北定县）。北宋庆历中（1041—1048），定州士人李学究得到。庆历八年（1048），韩琦守定武，李氏始献拓本，韩琦索要原石，李氏埋藏地下，别刻一石交公。李氏死后，其子取原石，出售拓本，每本千钱。后欠赋税，时宋祁守定州，以公帑代偿，换取原石，留在定州官库。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薛向（师正）守定州，离任时带走原石，其子薛绍彭（后与米芾并称“米薛”）别刻一石留定州。大观年间（1107—1110），徽宗诏取原石，龛于宣和殿。金兵陷汴京，“定武兰亭”原石与《石鼓文》原石并载而北。石鼓现存北京故宫，定武原石亡佚。

据南宋金石家王厚之（1131—1204，王安石弟王安礼曾孙）说，薛绍彭以翻刻换原石，为便区别，在原石上凿损“湍”、“带”、“右”、“流”、“天”五字作为记号。自此，拓自原石的定武本遂有“未损本”与“损本”之别。

定武本，宋人公认唐人所刻。出自何人临本（或摹勒），臆测纷纭，有智永、欧阳询、褚遂良、赵模、怀仁、王承规诸家。多数认为，以欧阳询临本上石，归到欧阳询名下。

宋人推崇定武《兰亭》，不止因为欧阳询的名头，南宋藏书家、“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说：“世贵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论。”王厚之说得更为具体：“自山谷嘉定武本，以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于是士大夫争宝之。”黄庭坚评定武本，参照了另外两个刻本：一本“极肥”，传为唐朝开元时代书家褚庭诲所临；另一本“极瘦”，出土地下，宋朝龙图阁学士张景元所得，字画轻瘦劲健，说是褚遂良所临，号为“褚兰”。这两个本子已不知下落，黄庭坚的“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却广为流传，成了鉴赏定武本的名言。

定武本摹刻精工，声誉在其他刻本之上，为世所贵。因此，宋人自藏的《兰亭》刻本，好以定武本自雄；为人题跋《兰亭》拓本，则以定武本相夸。《兰亭》定武刻本，真赝混杂。赵孟頫在定武本《兰亭十三跋》中感叹：“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十百本，而真赝始难别矣。”明朝王世贞不像赵子昂那样迷茫，他归纳：“定武本有三，未损本，初拓也；损本，绍彭所留也；不损本，定武再刻也。缘不损本有真赝。而损本的然，故以为贵。”

曾经极为盛行的“定武兰亭”，清初犹有多本流传，现存拓本有三本尤为著名：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两本，一是吴炳旧藏本，属不损本；一是独孤僧本，曾被赵孟頫收藏，清朝嘉庆年间遭火烧，残存三小片，卷后有宋元明清人的题跋。还有柯九思旧藏的，属五字损本，现藏台北故宫，卷后有宋朝至清朝题跋十余则，元朝名家鲜于枢、邓文原、赵孟頫、虞集、康里子山、袁桷都留下精彩的题记。此本墨拓较淡，可以察觉石面不平，有裂纹。第一行末“会”字缺损，第七行、十四行泐损。屡经传拓，笔锋渐秃，字口不甚清晰。与《兰亭》冯摹墨本相比，柯九思定武本字画浑厚，特别是横向笔画，不是那么侧斜，更为古朴。

传世的《兰亭》古本，以及大量传刻本，尽管书法细节有些差异，但行款都是一字不差，帖中六处涂改也一致。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书家崇拜《兰亭》，力求保持经典原貌。

5．《兰亭》定武本“僧（权）”押署引出的疑问

唐人文献记载，内府整理王书藏品，南朝实行押署之制，唐朝改行印缝，宋朝沿袭唐制。说到传世的《兰亭》名本，都是两纸相接，虽然接缝皆钤有印章（虞临本骑缝印三枚，褚临本骑缝印五枚，冯摹本骑缝印五枚），后世藏家所为，并非唐印。即使这些古墨本出自唐内府搨书人之手，非藏品真身，断不会钤内府收藏印。

定武本是刻本，所据底本亦应两纸相接，推测两纸相接之处在第十四行、十五行之间，根据是行间下端有个“僧”字（图二十二）（柯九思本、吴炳本皆有，摹勒者照模在行间，显得局促），这是押署的遗迹。那些《兰亭》墨迹古本，都没有这个押署，也许可以说，“僧”字是定武本的一个特征。

这个“僧”字，前人指为梁朝宫廷鉴书艺人徐僧权的押署（梁内府鉴书艺人还有一位江僧宝，其名也有一个“僧”字）。传世的王羲之尺牍墨迹，草书《寒切帖》、行草《丧乱帖》、行书《平安帖》都有“僧权”押署，《何如帖》有“（姚）怀充”押署，这些押署见于帖文首尾下端，有些只存半字，这是重装原迹时裁割造成的，传摹者照摹，故保存下来。唐摹本《王氏一门书翰》卷中，王徽之《新月帖》纸尾下端空处，有姚怀充、满骞的押署，反映了南朝押署的常规位置。

定武本这个“僧”字押署，似乎可以印证刘餗《隋唐嘉话》“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的记载。那么，刘餗称《兰亭》曾入梁内府，是不是他见到的《兰亭》本有“僧”字押署，据此推测《兰亭》“梁乱出在外”？此外，《兰亭》墨迹名本皆无“僧”字押署，古临本没有可以理解，《兰亭》神龙本历来指为唐摹，何以不像其他羲之书帖那样照摹“僧”字押署？宋人称定武本是据欧阳询临本上石，临本照临押署；神龙本是唐内府摹本，却不摹押署，又是何种原因？如此等等，都是令人不解的问题。

（三）“兰亭论辨”

1965年，南京出土东晋《王兴之墓志》，此前还出土了东晋初年的《谢鲲墓志》，皆属隶书体。郭沫若依据考古的新资料，在当年《文物》第六期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长文，他从文章与书迹两个方面论证《兰亭序》非王羲之所作，认为都是“智永所依托（伪托）”。由此引发一场“兰亭论辨”，当时多数文章发表在《文物》杂志，波及北京《光明日报》、广州《中山大学学报》、香港《大公报》。

1．1965年“兰亭论辨”的真相

客观说，这场发生在“文革”前一年的“学术之争”有其政治背景。纪红先生任职《人民政协报》其间，采访参与“兰亭论辨”的健在者与知情人，参考“文革”之后公开的毛泽东书信、相关的回忆录，写成《“兰亭论辨”是怎样的“笔墨官司”》。真相是，郭沫若的文章，为当年党内高层人物康生授意。高二适撰文反驳郭文，遭到退稿，章士钊致函毛泽东，最高领袖出面写信郭沫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的文章才得以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八月十七日，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见到康生，颇有兴趣地问：“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康生答：“可以打赢。”经过康生、郭沫若私下组织文章，支持郭沫若观点的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占了上风。郭沫若当时身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又是著名的学者，一呼百应，当然打赢。

今之视昔，那场“兰亭论辨”并非单纯的学术讨论。1973年，文物出版社将这场争论的主要文章汇编成《兰亭论辨》一书，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句话：“这场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这个意识形态的调门，出自毛泽东。1965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分别写信章士钊和康生。七月十八日毛泽东致函章士钊：“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八月五日毛泽东致信康生，说章士钊“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兰亭论辨”双方，郭沫若、高二适的幕后人物是康生、章士钊，总揽全局的则是毛泽东。在毛的眼里，前台对垒的郭与高，已经分属唯物、唯心两个阵营，郭沫若显然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

郭沫若否定《兰亭》的长文，尽管以政治化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但不是扣帽子、打棍子那类“理论文章”。他举证、论证仍在“学术”讨论的范围。现在读郭老文章，其误区在于，他不清楚，东晋墓志采用的书体（即“铭石体”）还处在隶书阶段，而日常书写体却普遍采用楷书、行书、草书，如果以铭石体否定《兰亭序》日常行书的存在，就缺乏说服力。如当年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所云：“以碑刻字体例，故与兰亭字迹无可通”，“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

二十世纪初，在新疆古楼兰遗址出土的魏晋简纸文书，例如，斯坦因发现的《济逞文书》、《九月十一日文书》，日本橘瑞超发现的两件《李柏文书》，还有《李柏文书》残片约三十片，上面的行书体，有些字和王羲之《兰亭》风格相近。边陲文书的书写者并非书家，尚能如此，士族书家的王羲之写出更为妍媚的行书自在情理之中。赞成郭老观点的李长路先生也承认，“仅有高下之别，而无体势之分”。

黄苗子先生在1998年十二月十五日给纪红的信说：“找启老写文事，当时阿英先生曾一再同我说起过。当时我不知内幕，弄不清郭老的意思。记得有一次见面曾向他提起：日本人大谷光瑞在新疆弄到的东晋人李柏所写的信札（即《李柏文书》），是行书，和王羲之风格相近。郭第二天即派秘书到我家查大谷光瑞那本《图录》（具体书名忘了），我告诉他社科院图书馆有，他就去借了。以后情况不清楚，我现在想起，这种对他观点不利的材料，他不会引用的。”郭沫若1965年发表的几篇文章里，确实未用这些书迹资料。甚至在《文物》1972年第八期发表的《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中，仍闭口不提古楼兰出土的魏晋简纸文书。

2．清朝学者对《兰亭序》的质疑

世间《兰亭》无真迹，这是书家皆知的常识，但人们一直把唐朝的临摹本当作真迹的化身。十九世纪以来，因金石学的兴盛，北碑书迹受到学者的重视，学者对传世的《兰亭》，以及《兰亭》原貌，时有议论，发生怀疑。

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学者仪征阮元（1764—1849），以他主张的“南北书派论”分析《兰亭》书法：“右军书之存于今者，皆辗转钩摹非止一次”，“《兰亭帖》之所以佳者，欧本则与《化度寺》笔法相近，褚本则与褚书《圣教序》笔法相近，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若原本全是右军之法，则不知更何景象矣。”（《揅经室三集》卷一《王右军兰亭诗序帖二跋》）道光六年（1826）许，阮元为友人所寄晋残砖拓片题跋，进一步说：“余固疑世传王右军书帖为唐人改钩伪托，即《兰亭》亦未可委心，何况其余！曾以晋砖为证，人多不以为然。贵耳贱目，良可浩叹。顷从金陵甘氏得‘永和右军」四字晋砖拓本，纯乎隶体，尚带篆意，距楷尚远。此为彼时造城砖者所书，可见东晋世间字体大类如此。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欧、褚二本，直是以唐人书法，录晋人文章耳。”（甘熙《白下琐言》引文）

道光年间帖学家嘉善程文荣说：“法帖中，逸少行草书迹已难尽信，若诸小楷及《兰亭序》尤可勿论，盖宋时所存已是唐人写本，且其中更有右军所本未书者。”（《南村帖考》）

晚清金石书家道州何绍基跋褚临《兰亭》拓本说：“右军行草书全是章草笔意，其写《兰亭》乃其得意笔也，尤当深备八分气度。初唐诸公临本皆窥此意，故茂逸超迈之神，如出一辙。然欲遽指为山阴原墨，则诚未见何本为可据，以其中总不免有齐隋以后笔致也。”

清朝学者怀疑《兰亭》，当推顺德李文田（1834—1895）论理详备。1889年，李氏在浙江“试竣”北还，过扬州，为端方（午桥）所藏“定武兰亭”汪中旧藏本作跋，提出“三疑”：

其一，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陈、梁以后之迹也。《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此文，称曰《临河序》，则唐以后所见《兰亭》，非梁以前《兰亭》。

其二，《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诗序》方比石崇《金谷诗序》，右军甚有欣色，是《兰亭序》本拟《金谷序》，而《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兰亭序》自“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

其三，《世说》注引《临河序》或经删节，原不能比照右军文集之详，然“录其所述”之下，多出“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确证。

李文田说，“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图二十三）、《爨龙颜》（图二十四）相近而后可。

3．对李文田否定《兰亭》的分析

李文田所疑的第一个论点，与阮元一样，以铭刻类的书体比勘《兰亭》，这是清朝金石学盛行之后发生的认识。郭沫若例举东晋墓志隶书质疑《兰亭》，思路沿袭清代学者，属于旧话重提的“古为今用”。钱钟书曾说：“阮文达‘南帖北碑」之论，盖系未睹南朝碑版结体方正与北碑不异；郭沫若见南碑，遂谓世传右军《兰亭序》非晋宋书体，必后世伪托。其隅见而乖圆览，与文达各堕一边。”（1988年5月24日《人民日报》）

李文田《兰亭》的论点，是从文本和书法两个角度展开，所谓“文尚难信，何有于字”。这里，仅针对李氏的论证方法和某些论点，略作分析。

李文田说：“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陈、梁以后之迹也。”

李氏否定《兰亭》的参照系是“晋碑”（与阮元同法），李氏的逻辑是，由于“晋碑”里未见到《兰亭》那种“笔意”的书迹，所以《兰亭》是“南朝陈、梁以后之迹”。李氏所见汪中旧藏定武本，启功先生见过文明书局影印本，指出“汪中藏的定武本实是宋人翻刻的”（《启功丛稿·论文卷》，第58页）。

李氏以晋碑隶书迹疑《兰亭》行书为后人伪托之迹，看似有理，“论证”方法却大有问题。我们现在见到的两晋碑志要比李文田多得多，西晋碑志是隶书的天下，东晋碑志仍以隶书为主（有一两例近于楷书的墓志）。由此知道，两晋刻碑铭志的当用字体是隶书，或者说，东晋的铭石体还处在“隶书时代”。

当时日常书写的字体又如何呢？二十世纪在古楼兰遗址发现的魏晋文书证明，当时日常书写的当用字体是草、行、楷书之类，传世的东晋士人尺牍书迹也是此类书体，已经走出“隶书时代”。稿本的《兰亭》是采用日常书写的行书体，因此，要在晋朝的铭刻书迹里找到《兰亭》这类笔意的字，岂能见到。

《兰亭》为“南朝陈、梁以后之迹”，这是李文田推定的结论，他还说：“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王羲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现在所见《兰亭》，皆为临摹本，几经传摹，“陈、梁以后”人士加工的可能性当然存在。何况汪中所藏定武本是宋人翻刻本。仅仅依据碑版上的笔体，从而根本否定《兰亭》的存在，甚至像阮元那样从整体上否定王羲之书迹的存在，以李氏提供的“证据”来看，难以支撑这样“扩大化”的“判词”。

李文田说：“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

远在云南的二爨碑，书体有别，东晋《爨宝子》是隶书，接近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刘宋《爨龙颜》是楷体，类似山东益都出土的《刘怀民墓志》。若按李氏推断，“右军之书”到底应该“近”于哪个“爨碑”呢？

碑刻书迹与墨迹可以比较，欲求证真伪有无，前提应该是同类书体。如果为了说明传本《兰亭》笔迹的不存在，将隶书《爨宝子》与行书《兰亭》进行比较，则牛头不对马嘴，缺乏说服力。即使用《爨龙颜》来勘比行书《兰亭》，一个是规整方严的楷体，一个是手写行书，书体依然不一致。

下面，我们采用同类书体的对比方法，讨论《兰亭》书法存在的可能性。参照物是二十世纪初新疆罗布泊出土的《李柏文书》，（图二十五）是行书墨迹，而且书写时间略早于《兰亭》。

我们看到，《李柏文书》中的多数字还比较拙，正面结体的横斜式还很明显，但是，第一行“长史”、第五行“平安”、第六行“与”、第八行“悉意”，还有补写在第八行上端右边的“知”，这些字与王羲之的今体写法居然非常相似。这件文书，不论是西域长史李柏的手笔，还是他属下文吏写出，也许是信手的碰巧。但是，既然西北地区的文吏偶尔也能写出新妍的行书字，身在东晋腹地扬州担任郡守而且是名书家的王羲之，更有可能写一笔新妍的行书。如果李文田当年能看到《李柏文书》，恐怕是不会说《兰亭》原貌必与“二爨”相近而后可吧。

李文田说：“《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也。”

这是李氏怀疑《兰亭》的重要论点。对此，启功先生释疑：“诗文草创，常非一次而成，草稿每有第一稿、第二稿以至若干次稿的分别。古人文集中所载，与草稿不相应和墨迹或刻石不相应的极多。且注家有对于引文删节的，也有节取他文或自加按语补充说明的。以当时的右军文集言，序后附录诸诗，诗前有说明的话四十二字，亦或有之，刘注多出这四十二字，原不奇怪。”（《〈兰亭帖〉考》，见《启功丛稿·论文卷》，第44页—48页）此说甚有理致。

下面略谈《世说新语》刘注的引文问题。

李文田相信《世说》刘孝标注引的《临河序》可靠，短得可靠。既然《临河序》是一段引文，刘孝标作注的引文方式又是如何呢？这里仅举一个与出土文物有关的例子。

《世说新语·排调》第四十，刘孝标注文引有《张苍梧碑》碑文，凡三十六字：

君讳镇，字义远，吴国吴人。忠恕宽明，简正真粹。泰安中，除苍梧太守。讨王含有功，封兴道县侯。

碑文如此之短，显然是节录。凑巧，1979年在江苏吴县甪直镇出土了《张镇墓志》（325），石质碑形，有穿有座，隶书，两面刻，每面各七行，行七字，凡九十八字。志文曰：

晋故散骑侍郎、建威将军、苍梧吴二郡太守、奉车都尉、道兴县德侯，吴国吴张镇，字羲远。之郭夫人，晋始安太守嘉兴徐庸之姊。太宁三年太岁在乙酉，侯年八十薨。世为冠族，仁德隆茂，仕晋元、明，朝野宗重。夫人贞贤，亦时良媛。千世邂逅，有见此者，幸愍焉。

出土的张镇墓志是完整的志文，所以字数比刘孝标节录的张镇碑文多。张镇的表字，刘孝标的引文为“義远”，墓志作“羲远”，“羲”与“義”形近易讹，当以出土的原始墓志为准。

近代学者严可均曾说，《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的《临河序》“与《兰亭》帖本不同，又多篇末一段，盖刘孝标从本集节录者”。这样节录的引文，在《世说新语》注中比比皆是。古代抄书也删节，史学家吕思勉云：“抄字之义，今古不同。今云抄者，意谓誊写，古则意谓摘取。故抄书之时，删节字句，习为固然……晋南北朝，此习未改。”（《两晋南北朝史·晋南北朝学术》下册，第1370页）

《兰亭》帖本比《世说》注引的《临河序》篇幅长，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如研究《世说新语》的余嘉锡指出的那样：“未必尽出于孝标之节录”。他说，“今本《世说》注经宋人晏殊、董弅等妄有删节，以唐本第六卷证之，几无一条不遭涂抹。况于人人习见之《兰亭序》哉。”（《世说新语笺证》，第633页）

《临河序》篇幅短于《兰亭序》的原因，无论是刘孝标节录所致，还是宋人“妄有删节”，都说明《世说新语》注引《临河序》不是完篇。因此，李文田信《临河序》之“短”，疑《兰亭》之“长”，从而断定“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也缺乏说服力。

4．两次否定《兰亭序》的不同之处

首先是背景不同：清朝李文田否定《兰亭》，是在碑学书法大盛之际；1965年的“兰亭论辨”与毛泽东拉开“文革”序幕的批判《海瑞罢官》同步。

其次，意图不同：李文田否定《兰亭》，纯属论学谈书之言；1965年“兰亭论辨”上升到“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这样的政治高度，而且有康生背后支持，毛泽东当作一场“古为今用”的阶级斗争。

再次，范围和影响不同：十九世纪末清朝学者是自由表达个人的观点，私人间的交流切磋，坐而论道，不出书斋；七十多年后的“兰亭论辨”是在知识界、学术界必读的报刊上公开进行，震动知识界。

（四）如何看待《兰亭序》

如何看待《兰亭》及书法，谈三点看法，供参考：

第一，对于《兰亭》，还有不少疑问，在不能确认的情况下，应该看作王羲之的书迹，有如法理上“疑罪从无”的原则。

第二，虽然我们倾向传世《兰亭帖》的祖本出自王羲之所写《兰亭序》，更相信出自唐太宗收藏的那本《兰亭》。但是，唐朝以来世间相传的《兰亭序》都是复制品（有精有粗，有早有晚），古人传摹临写的过程中，难免带有加工的成分，这是需要留意的。

第三，《兰亭序》所示的丰富技艺，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书家。既是学习行书的最佳范本，也是行书艺术的最高成就。如果“神话”《兰亭》书法，亦不足为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