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汗到合罕——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

据《元史·太祖纪》,“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圣武亲征录》所记略同。此处所谓“尊号”实由两部分构成。前者“成吉思”用来拟写蒙语chinggis一词的语音,或许来源于突厥语ch-ingis,译言“强硬的、凶猛的”;但它也可能是突厥语词tengiz(译言“海洋”)的蒙古语读法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再论“成吉思汗/合罕”之称号》,海希西(W.Heissig)与萨迦斯特(K.Sagaster)主编:《尼古拉·鲍培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威斯巴顿:哈拉索威兹出版社,1989年。此文的复印件,蒙乌兰教授在百忙中寄赠,谨此致谢。按:亦邻真曾在提交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1983年)的论文《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中断言,有关“成吉思”一词的义训,“还是拉施都丁《史集》的解释最为可信”。他并举萨满教的古祷文及《华夷译语》所录“呈·巴图”(译言“坚·固”)一词印证之。见《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692。又按,草成此文后获悉,罗文已由陈得芝老师译为汉语,以《成吉思汗—合罕称号再探》为题发表于《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6辑,南方出版社,2003年。。而所谓“皇帝”,则必定是某个蒙古语原词的汉语对译语。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用来指称大蒙古国最高统治者的蒙古语原词究竟是什么?

志费尼在13世纪中叶写成的《世界征服者史》中告诉我们,萨满巫师帖卜腾格理曾在当时传达上天的意志,赐予帖木真以“成吉思汗”之号;拉施都丁的《史集》重复了这个说法《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40;《史集》第1卷第1分册,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页273。。关于这个问题,《元朝秘史》写道:“虎儿年,……于是对成吉思合罕奉与了罕的名号”《元朝秘史》第202节。按,“罕的名号”,蒙文作qan nere。。这一叙述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含糊。帖木真被赋予的正式称号似乎是“罕”,也可以译写作“汗”。然而几乎是在所有的场合,《秘史》在提及这位大蒙古国的缔造者时,又总是称呼他为“成吉思合罕”,而不是“成吉思汗”。白鸟库吉因此曾推断,当日蒙古语对“汗”与“合罕”不甚分别,所以二者经常被混用舒尔曼(H.P.Schurman):《13世纪蒙古的赋役体制》,《哈佛亚洲研究集刊》卷19(1956年)。参见该文注19所引白鸟之说。。但是舒尔曼不太同意此一看法。他指出,在蒙元政治体系之下,理论上只能有一个合罕;然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帝国之内都允许存在远不止一个的汗舒尔曼前揭文,注19。

我们知道,不论“汗”与“合罕”在作为外来词进入突厥语之前是否完全等义,以及它们是否具有构词法意义上的联系,它们在13世纪前的突厥语中乃是两个在构词法方面已全然没有联系、而实际上又语义相近的普通名词克劳逊(G.Clauson):《13世纪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词典》,牛津,1972年,页611、630;罗依果前揭文,尤其是注52。又按:罗依果写道:“自从迦特梅尔于1836年发表有关‘合罕’与‘汗’的长篇注释以来,仅列举涉及这个话题的相关文献的目录,就需要占用好几页的篇幅”。他在该文中详细介绍了伯希和未刊手稿从构词法角度对qaγan与qan这两个“原蒙古语”语词间相互关系的分析(qaγan >qa'an >qān >qan)。罗氏又指出,ā>a的语音变化在蒙古语中远不如在突厥语中那般普遍。因此,毋宁认为中期蒙古语中的qan,是qān在突厥语中先已演变为qan,继而返游于蒙古语的结果。但是据《资治通鉴》卷80“晋纪二·武帝咸宁三年”(277年), qaγan与qan的最早见于使用,似乎同在拓跋鲜卑的力微时代,而二者所指,在地位上或许已有高低之分。由此看来,关于这两个词汇的历史语言学解释,仍然稍有未惬之处。。如果以此种状况作为考察相关问题的起点,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汗”出现在蒙古诸部的政治语汇之中,大概要远早于“合罕”一词之被引入。可是由于今本《元朝秘史》基本上把“合罕”当作专用于出自成吉思汗一族的王者之称,而只用“罕”来称呼几乎所有的其他首领或王小泽重男日译《元朝秘史》(上),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页48。,遂使上述历史真相变得甚难窥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