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

大众文学是现代社会文化不可避免的现象，其根源在现代性。它在工业时代的兴起有必然性，对繁荣文化市场，满足人们多层次的文化生活需求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市场文化主要是娱乐文化，满足着人们的享乐消费要求。对此不必诟病。过去，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我们往往只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忽视或者讳言它的娱乐作用。这种认识不但是片面的，而且对整体文学的发展也带来十分不利的后果。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存天理、灭人欲”文化传统的国家里，就更需要有很“大的聪明”才能承认“享乐的合理性”。因此，就更要重视保护大众文学娱乐作用的功能、意义。

不过，我们也不赞成对大众文学一味叫好，将它的地位和作用无限拔高、夸大。毕竟它是一种消费性或以消费为主的大众文化娱乐，更多追求“享乐的合理”，而不那么重视思想性和艺术性，把满足人们的娱乐和消遣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难怪钱谷融先生在大声疾呼文化知识界要高度重视通俗文学、提高它应有的文学地位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他“并不认为应该把通俗文学的地位提到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同样高的地位，就意义和价值来说，严肃文学、纯文学无疑始终居于领先地位。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准的，无疑也应该是严肃文学、纯文学，而不应该是通俗文学。”钱先生此说与目前盛行的“雅俗并重”观点也许不完全吻合，但他对我们如何认识和把握大众文学的历史局限和存在的问题是有启迪的。大众文学从本质上讲，是市场的一种文学，它与消费社会是同构的。这种同构性使它在适应消费社会的同时，也给它带来了致命的局限。中外古今，大众文学之所以被人所诟病，重要原因即此。

从中国近些年来的总的情况来看，大众文学也是精芜杂陈、瑕瑜并存的。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最突出的，首先是庸俗化倾向。大众通俗文学的庸俗化倾向历代都有，它甚至可以说是通俗文学所难以根治的顽疾。所不同的是，由于受商品大潮和西方后现代的双重影响，在90年代以降的中国表现得更突出罢了。这从不少作品和图书的题目都可窥见一斑。如：《有了快感你就喊》、《我这里一丝不挂》、《不想上床》、《出卖男色》、《在床上撒野》、《天亮以后不分手——19位都市女性一夜情口述实录》、《我把男人弄丢了》；古典名著《水浒传》被改名为《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的故事》，一部介绍马、恩、列、斯生平事迹的人物传记的书名竟是《四个最有吸引力的男人》；广州的一位女作家干脆用《请你抚摸我》作为书名。这几乎成了一种时尚，以至于有所谓“书名不坏，书商不卖，读者不爱”的流行歌谣。看着这样的书名，你就可体味出它们堆在一起，会营造出怎样一种庸俗不健康的文化生态环境。这无论是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有害无益”的。

当然，这还是比较表层的。最大的庸俗化，是作品内在体现出来的思想艺术倾向，包括作者的文化立场，也包括艺术审美取向。也许是与世俗社会密切有关，也许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即所谓的泛性论）影响有关，近些年大众文学不仅存在消极虚无主义思想，同时也出现了以大胆出格的性爱描写为能事的所谓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在这方面，男作家中有不少，女作家中也不乏其人，甚至比男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名曰探索人性，实际却指向人性的动物性，并将人的这种动物性当做人的全部，当做人性的解放。如木子美的《遗情书》、卫慧的《上海宝贝》等等，数量还不少。

其次，是简单化的倾向。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面对出现的问题缺乏深层的理性思考和富有深度的学理回应；或者简单照搬纯文学或法兰克福派的有关理论，生硬地去套，因此显得大而无当，虚蹈凌空，不能令人信服。就拿有人提出的“人文的尺度”、“历史的尺度”、“美学的尺度”的大众文化批评模式来说吧。乍一看，这种“在三项尺度所期望达到的审美理想确实非常美好，但是，就中国大众（通俗）文学范围而论，我们尚且还无法找到一部符合上述任一尺度的作品。……因此，（它）实际上是把高雅文化的标准移用到大众文化上来了”。学者孟繁华在反思自己前几年有关大众文学批评时，对此也做过“检讨”，认为对大众文学是“不必采取单一的、终极性的知识分子人文主义的立场”，否则，就“很可能导致错位的同时也是无效的批评”。这里的原因主要在于大众文学独特的文化“图腾”的差异：“大众文艺的娱性功能决定了它的消遣性，我们无法也不能要求所有的艺术样式、所有的观念、读者的观看阅读文学艺术作品时，都同严肃的艺术一样肩负使命；如果以这样的意识去规约人们的欣赏趣味，它所造成的后果历史已经给出了教训。”孟繁华的“检讨”值得称道，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学批评的日趋觉醒与自立。

如同大众文学创作一样，目前中国大陆的大众文学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不少评论家把眼光较多投向对大众文学庸俗化倾向的批判，这当然必要；而对如何建设大众文学，特别是如何从大众文学艺术规律或艺术机制出发建设大众文学却缺乏足够的重视。这种现象，到了现在自然就显得很不够了，应该引起注意。大众文学也许由于自身的局限，决定了它可以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但却往往不能在精神上成为当今时代的主导。这其中的原因，有的同志将它归纳为大众文学所属的“这种亚文化主体，基本是无文化的大众，没有明确自我意识和价值追求的人”，它不能“驾驭以科学、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使之占据当代文化语境中心”。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由于大众文学在现代大众文化生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加上现代大众传媒的影响作用，它正飞速发展，已演化为一个世界性的大众文学思潮。因此有必要抛弃陈见，拓展自己的思维观念，调整自己的学术研究构成。只要持之以恒，经过一段时间艰苦不懈地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学批评体系迟早是会建立起来的。

（吴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