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编查馆与张之洞的“四色菜碟”

笔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科出身，虽然不学无术，虚度年华，但依然固执地认定，宪政是个好东西。对于宪政的心态，可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正是因为这种认识和心态，对于古今中外的宪政史时时有所关注，正像老记者萧乾说的，“看到好的，恨不得立刻把它带回国来。看见不好的，总希望家里能够幸免”。其实，有所了解之后却发现，几乎所有的宪政史都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机缘。在中国行宪，从1905年晚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开始，亦未逃出此定律。笔者愿从担任宪政编查馆总裁的张之洞行述，与读者一道回味中国行宪之难。

宪政编查馆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将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带回来的宪政材料予以学习消化，以筹备中国的行宪事宜。当时，宪政编查馆以张之洞为总裁，聘请顾鳌、张一麐、施愚、方枢、江庸、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等年轻人为宪政编查馆编纂。这批宪政编查馆编纂们大都留学日本法政专业，相对国内传统的科举知识分子来说，应该说是粗通政法。据曹汝霖回忆：

张南皮每周开会，必亲自出席，携带家制四川豆腐脑一罇，菜碟四色，白干一壶，与馆员共餐，边饮边谈，谈笑风生。南皮身矮而声宏，银髯飘飘，道貌岸然，说话带四川口音。他不喜欢用手续、取缔等字。见到这等字，指为外国语，即打一红杠，后看了选举法草案，此法与行宪最为重要，故编辑时，大家对于被选举人之资格，选举规律，监督选举种种，都照各国成法，防弊极严，甚至请客送礼，在所必禁，若用金钱贿选，定罪更重。南皮看了，掀髯笑道，诸君定法，真想得周密，中国初次立宪，人民对于选举，稍有越轨亦是难免，连请吃饭亦算犯法，若照法认真执行，恐人民连投票也要视为畏途了。

走笔至此，曹汝霖忍不住对自己的老领导叹息，“南皮的话，足见中国行宪之困难。他对选举法中用公民两字，亦说是外国语，后改为选民，沿用至今。”今天我们选举人民代表时候亦称为选民，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居然是张之洞他老人家的发明。

这段和张之洞有关的宪政史料，让我们感慨良多。以前我们常常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花拳绣腿”云云，大力鼓吹革命需要大无畏的气概、雷厉风行的行动。其实，行宪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请客吃饭能否导向宪政？花拳绣腿能否实现宪政？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实行宪政不光需要既得权力者对于权力本身的让渡，也需要从根本态度上认真对待宪政。既得权力者能否让渡权力是认识问题，而能否认真对待宪政则是态度问题，认识可以有高下之分，而态度则必须要端正，尤其是行宪的态度。不知道当局者们有没有想到，吃吃喝喝事小，吃掉宪政事大，待到张之洞大人觉得吃掉的宪政难以消化之时，革命党人的炸弹已经炸塌了大清帝国的根基。

另外，透过国外数百年的宪政实践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行宪乃是一项极为精密复杂的事业，既需要对法政理念有精深的掌握，又需要对世道人心有准确的理解，行宪大业绝非外行领导内行而轻易成就。当代法律人从政的典型郝铁川先生在其著作《法治沉思录》序言中坦言，“徘徊于政界与学界，使我感到在政界要高扬反对法律虚无主义的大旗，在学界则要吹起抑制法律浪漫主义的号角。”郝铁川解释说，因为“屁股指挥脑袋”，政界中人天天“当家作主”，“为民请命”，难免出现追求“权力最大化”的倾向，从而轻视社会个体权利的保障，陷入法律虚无主义的泥潭。而我们回过头看张之洞的作为与宪政编查的最后结果，则发现当时宪政编查的实践，事实上却是反宪政的宪政实践，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在笔者看来，如张之洞者如果不懂宪政，却又不懂装懂领导行宪事业，严重的后果不在于“权力最大化”，更为严重的后果在于自我膨胀，在于瞎指挥，只见人头落地，不见宪政实现。嗷嗷待哺的草民们盼宪政犹如盼星星盼月亮，革命党人以行宪为理想而磨刀霍霍，而宪政编查馆里却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晚清统治的迅速崩溃实在是活该。

2007年6月13日凌晨于昌平军都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