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前言摘录）

在这本书第2版和第3版之间，欧洲文明、尤其是德国文明遭受到了灾难。

（社会习俗遭受破坏、文明遭受破坏、战争毁坏文明）与这里所研究的问题息息相关，是不难看出的。但是，讨论这些问题只好留待别处去做了。

这一版主要修改的是，凡是在表明是我的概念的地方，“任意独断”（“Willkuer”）一词都由自由构造的“选择意志”（“Kuerwille”）一词所取代。我想通过这样做来确定，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自由构造的概念。此外，我继续把没有特别含义的外来词清除掉。

这部1887年初版的著作，自从第2版以来，尽管有世界大战的五年阻碍，越来越得到重视。我提一提巴尔特的《历史的哲学作为社会学》第1卷（第2版第406—412页，第3版第439—446页）、宗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第2卷（第2版和第3版第1076、1081页）、特雷尔茨的《基督教世界》（1917年，载《历史学杂志》第24卷第3册第441页等）、W．布伯尔的《向时代讲话》第2册（《共同体》，1919年，三国出版社，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第26页）、勃林克曼的《一种社会科学的尝试》（第50页等）、李特的《个人与共同体》（第56、70、117页）、马库里斯的《犹太复国主义批判》（第12页等）（这本书有极大的误解）、W．施吕特尔的《德国人的实际思想》（第231页），等等，都对拙作予以关注。

H.L．施托尔腾贝格博士先生写了一本小册子《指南》（柏林，库尔修斯出版社，1919年），特别为读者作了贡献，正如也为这本书的作者作贡献一样。

（1922年补充：）一些很宝贵的评论肯定这本书有存在的权利，它们当时就被遗忘了（但是不是故意视而不见）。例如B．哈姆斯的《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第37—40页，第95页）、E．罗森鲍姆的刊载于《施莫勒年鉴》里的文章（第38卷第4页），此外，威廉·麦茨格尔（1915年逝世）的《在德国唯心主义的伦理中的社会、法和国家》（海德堡，1917年，我所登载广告的《德国文献杂志》1919年第43期第12页等）、F．克莱因阁下的《有机论的本质》（第74页等）、弗里茨·克恩的《文明人（国家、教会和文化）》（第71页等），都论及拙著。我还应该补充一下《形而上学与道德观察》杂志（1914年5月份）关于本书的讨论以及柏林的伊扎克·阿尔塔拉茨的博士论文《纯粹社会学》（1918年）。

此外，新近的著作有：瓦尔特·奥斯瓦尔特的《公仆研究》（主要研究《民法法典》第278条和第831条，兼论社会的劳动权利，第32、35、171页）、汉斯·李希特的《德国教育的统一和高等中学》（第121页等）、E．罗塔克的《社会科学导论》（蒂宾根，1920年，第107页）、E．萨林的《柏拉图和希腊的乌托邦》（慕尼黑和莱比锡1921年，第282页）、W．米策利希的《西欧的民族主义》（第112、344页）、约翰·普伦格的《1789—1914年》（第107页）和《3次讲座》（第26页）、W．谢勒尔的《价值的革命》第1卷（第224页）和第2卷（第258页）、费尔康特（见《科隆季刊》，系列A，第1卷第1册第57页）、威尔勃兰特的《经济学》（第107、117页）、H．库诺的《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第1卷（第258页）、C．勃林克曼（载《施莫勒年鉴》第65卷第4册第265页）、L．冯·魏泽的《社会学研究指南》（哈勒，1921年，第14页）、W．耶鲁萨林的论文（见《科萨季刊》第2卷第1册第52、53页）。最后，应该特别郑重地提到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遗著（《经济与社会》第1卷第1页和第22页）。从《科隆季刊》上L．冯·魏泽的文章中，我也得知，雷纳·沃姆斯（《社会学——它的性质、内容和趋势》，巴黎，1921年）在结构发展的规律（进化规律）下，也应用这里提出的学说，不过依魏泽之见，他的表述不准确。我本人感到十分奇怪，在科尔（《社会理论》，伦敦，1920年）这位行会社会主义杰出理论家那里，又发现了我的概念和术语，他未注明出处，用的形式很奇特。

一个微不足道的作者，也可能采用一位作了巨大的科学努力的、70高龄的、伟大的作家所写下的话语：“因此，正如我们在这里严肃地工作并非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一项庄严的事业，那么，因为我们承认他人的努力，我们也要得到他人的承认；我们渴望帮助、关怀和提携”（歌德：《两篇有利的评论》，载《有机自然的形成与改造》,1819年）；如果说，他在《回顾》里说，“在我满怀感激享受的美好日子里，几乎没有人会想起那种拮据的时候，当时没有任何人来帮助进行严肃认真的艰苦努力”，追随者也可以把这拿来恰当地为自己所用。

斐迪南·滕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