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版序

这次再版以——最后的——1935年的第8版为基础。但下述两个例外，它们是采自1926年的第6版和第7版：1．选自第6版和第7版的更为详细得多的内容目录，因为它能更便于指导阅读；2．删去第8版正文中的插入小标题，因为它们可能不是滕尼斯亲自拟定的。

这部作品长期几乎一直未受瞩目，但是，它在20世纪对于社会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的命运反映在历次版本的前言中。因此，在第8版这个新版之前，也首先刊印第1版（1887年）的前言，第2版（1912年）的前言，第4版和第5版的前言（1922年；它包含着1920年第3版前言的基本部分），以及第6版和第7版（1926年）的前言。

滕尼斯把第1版“作为从前谈话的纪念”，献给他的“朋友弗里德利希·保尔森”，第2版献给他的“尊敬的和亲爱的朋友、哥本哈根大学哲学教授哈拉尔德·霍夫丁……共同缅怀弗里德利希·保尔森（1908年逝世）”。他在这个献词中还附上下述函件给哈拉尔德·霍夫丁：“亲爱的霍夫丁！在我们个人相互认识之前，您就已经友好地关怀过这本书；您给予了热烈的和充满理解的赞扬，同时还进行了发人深思的批评。您在1888年7月2日的大扎中强调，您没有忽视我所描述的（您当时写道：‘如此匠心独运’）论题的巨大的严肃性。您谈到了鲜明的和深刻的印象，定会令‘一切认真严肃的、不怀偏见的读者思潮起伏，难以平静’。诚然，您不想赞同您在书中不无道理地发现的‘社会的悲观主义’（参阅霍夫丁：《卑微的劳动者》，哥本哈根，第142—157页——编者注）。尽管我们对此的观点不能完全一致，但是我承认，您的疑虑促使我重新审查，对我的思维方式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希望将会有机会回头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当时您也声明，拙著由于其献词（献给保尔森）给您留下了感同身受的印象。我们感到，如果您的大名同他的尊姓一起受到崇敬，也一定符合他的意向。”滕尼斯“怀着感激之情”，把本书的第6版和第7版送给为庆贺他的70寿辰而撰写论文的作者们（《科隆季刊》第5卷，第1册第2分册），以及同一时期撰文献给他的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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