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序
戴玄之教授（1922—1990）是中国近代秘密宗教和秘密会社研究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他所著的《义和团研究》是其成名之作，1963年出版于台湾。
我的学术研究基本与他同道，我于1951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而任教至今，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兴盛起来的，大陆史学界以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并列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三大高潮，曾取得了学界共识。1960年是义和团运动的60周年，新中国史学会决定这一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纪念讨论会，曾函示山东史学会要投入人力弄清义和团运动是如何在山东发生及其地点、时间、组织、政治思想、各阶级态度等诸问题。可是以往文献对这些内容的记述基本无徵，这就得靠田野调查来解决，于是我就被推向田野调查第一线，走上了义和团研究的道路。后来我得悉台湾曾出版戴先生这本大作，曾多方设法觅购，但直至1978年中美建交后才在海外学者来访时获得此书。拜读之后，发现我与戴先生对义和团起源所持观点迥异，于是我便以对立观点为指引，逐步扩大了研究视野，戴著成为我加深义和团研究的主要动力，取得了初步成果。
义和团研究一直得到中国史学界的重视，上一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会曾推出一项重要学术措施，提出要总结建国以来史学研究在各方面的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全面资料，决定由巴蜀书社出版一套大型史学研究丛书——《中国历史专题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在中国史学会指导下编辑，由编委会审定后再交给巴蜀书社陆续出版，其中每一种选题均在40万字左右。编委会规定这套丛书的每一种均约请国内研究有素的学者担任，第一批选题共有30种，而《义和团运动》便被定为首选题目，由我来编撰。我欣然接受这一任务，将它分为几个子目来编选。有关义和团源流这一子目，我听取一些专家意见，将戴玄之与李世瑜的论文作为首选列入。这套丛书原规定所收论文只限于在大陆发表的，但我认为戴李二位先生所持观点正好相反，收录在一起才能全面反映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有利于义和团起源研究的深入发展。由于我的坚持，编委会终于同意了。这套丛书后因经费拮据出了若干种后就停止了，但在已出版的各种中，只有我编的《义和团运动》这一本选录了唯一来自海外的一篇，其他各题未有此举。该书出版（1985年）后由《人民日报》广为宣传，曾有过两次报道：一次是在1986年4月18日第5版，题为《<义和团运动>的出版》，另一次是1988年3月21日第5版，题为《评<中国历史专题研究丛书>》。
现在我要谈的是戴著《义和团研究》一书在义和团研究史上所占有的学术地位，趁该书将要再版之际略予赘言，主要从义和团研究史的回顾这一角度加以考察。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自爆发之日起就以十分浓厚的神秘主义特征映世，早期的义和团研究无论海内外论著几乎都论及义和团的起源，并以之为研究义和团的攻坚战。这里只能举几部代表作加以简述。美国周锡瑞（Joseph W.Esheriek）和德国狄德满（R.G.Tiedemann）都曾对此有过评述。撰写义和团的最早一本著作，应该算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Smith）的《动乱中的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 F.H.Revell Co.,1901）。他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牧师，1872年被遣来华，先是在天津、继而于1880—1905年转山东恩县庞庄传教。他认为义和团的源流与秘密会社有关，但不是白莲教；其所驻的山东恩县庞庄四邻就是朱红灯活动的中心地区，该村周围盛行一种叫做“六时教”的秘密会社。“六时教”并非真名，实是属于青阳教的一种民间秘密教派。明恩溥自认其所著书以“见证者”姿态出现，而对义和团真正进行学术研究的当始于美国学者施达格（George N. Steiger）《中国与西方——义和团的起源与发展》（China and the Occi-dent: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the Boxer Movement）一书。他是一位历史学家，1906年来中国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1919年回国任西蒙士学院历史系教授，1927年撰此书由耶鲁大学出版。这部书在西方很有影响，对义和团起源的论述是其一大亮点。施达格否定了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撰于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即1899年10月）中引嘉庆年间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中的说法，即所谓“义和拳一门乃白莲教之支流”、“离卦教之子孙徒党”。而戴玄之则认为义和团与白莲教无关，义和团的最初组成乃是华北的民团。在此之前，西方学者更多的是接受了劳乃宣的说法。这样就形成了“秘密宗教说”（包括白莲教与非白莲教之别）与“民团说”（包括官团与非官团之分）相互对立的观点，且都传承下来，一直争论不休。
施达格的观点遭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质疑，这里我只是举1970年代以前的代表作来说，如美国谭春霖《义和团的灾难》（Chester Tan, The Boxer Catastroph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5）、英国珀赛尔《义和团起义：背景的研究》（Victor Purcell, The Boxer Uprising:A Background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和加拿大华裔学者陈志让（Jerome Chen）、日本市古宙三、村松祐次等所发表的一些论文。尤其是珀赛尔所著书对施达格“民团说”的批驳很有力。他认为嘉庆年间的义和拳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重新出现了，也就是说两者是有所传承联系的；并依据1899年4月至11月所颁布的上谕中列举出的“大刀会”、“拳民”、“红拳”、“义和拳”、“义和拳会”与“义和拳匪”等等词汇加以评析；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利用了山东巡抚张汝梅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三日（5月22日）发给朝廷的一封电报，说拳民已自称为“义和团”，在直隶东明交界新立了“义民会”名目，次日军机处寄旨覆令王文韶、张汝梅、刘树堂应派员前往密查，于是又有了五月十二日张汝梅的奏覆中提到，拳民称的是“团”而不是“拳”，并有“改拳勇为民团”的想法。珀赛尔对义和团名称起源的分析，应该说是比较详尽的。与珀赛尔所著书出版的同年，在台湾也出版了戴玄之《义和团研究》，这两本书同为海外研究者所关注，都是很有学术分量的著述，但戴著则坚定地支持了施达格的民团说，尽管他在书中并没有说明这一点。
戴著《义和团研究》的创新点何在？我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关于义和团的起源。该书当属于综合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一本专著，但作者在自序中明确点出其撰此书“旨在探讨义和团的源流”。作为义和团起源来说，不少研究者认为不能仅限于组织起源的探讨，还应包括地点起源与时间起源。程歗就表示过这样看法，我很同意。对于这几点，施达格都说得很模糊，他曾提到依据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赵席珍（P.Remy Isoresi）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1898年10月25日）日记中的记载，说这一天义和拳已经起事，地点何处未有言明。在另一处，他又引河北献县耶稣会传教士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发出的信，指出拳民出现在直隶东南部及其邻近的山东各县，具体而言就是在离大名府往北180里的魏村附近之基督徒村舍。其实这里不是义和拳起事的地点，在书中又谈到美国基督教驻山东恩县庞庄与明恩溥一起传教的牧师博恒理（H.D.Porter）1899年10月14日的信件里已有了义和拳侵入该庄的记载等。前后说法不一，无法给人以清晰概念。戴著则与之不同，它以山东巡抚张汝梅两封奏折与冠县地方志记载为据，指明义和团之起是由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发展而来，而此教案又是因该村拆毁玉皇庙而盖建天主教堂引起；还进一步详述了该教案之激化始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先是由本村文武生员起而抗议，继有十八魁号召民众抗拒，终于在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推出拳民赵三多为首领。这样就把义和团起源的地点、时间、组织以及领袖脉络等清晰地体现出来，同我们后来的调查大致吻合。但就义和团的组织起源看是否即如戴氏所说的乡团呢？据我的研究，乡团在初期阶段与拳民有过与乡团融合，档案中就有“拳民、团众势颇固结”的记载，但后来就不是如此了。义和团运动自爆发之日起，就不仅限于某一地方、哪一地区是最主要的？戴著紧紧盯住山东冠县梨园屯，确有其独到眼光。现在已有更多研究者都把“义和团起于山东说”改为“义和团起于直东交界说”，戴氏之起于梨园屯说功不可没。
二、对义和团的起因，戴著指出它既起于具体教案，亦因于德占胶州湾之刺激，并联系当时历史大背景来考察。对义和团如何评价，他认为义和团不图名、不为利，因慈禧之鼓励由保家而变为保国。对义和团组织内部的复杂情况如何区分，他没有划为“拳”与“匪”，而是区别为“真团”与“伪团”；不同意因有伪团而概称义和团为“拳匪”，认为义和团一词是包括真团在内的，所以义和团只有真团和伪团之分而无真团与拳匪之别。这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为他著所未述及。他又通过庙堂之争反映出中外宗教信仰之差异，谴责了西方基督宗教之征服性；而另在书中还列举了拳民之种种神灵信仰：一神仙，二忠义之士，三除暴安良之侠客，四英勇武将，至于奸臣、叛逆、流寇之人物，拳民是不信奉的；继而指出，拳民所奉玉皇大帝实“为中国人民所崇奉的万神之神，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教民竟将玉皇庙拆毁改建教堂，实为人神所共愤、天地所不容”。这同以往西方义和团研究论著中对义和团、义和拳诬为“拳匪”、“匪徒”、“叛乱”、“迷信”、“愚昧”等种种污蔑之词有根本不同，并正面肯定了义和团民之热爱家园与保卫国家的意志。他认为，“庚子事变，实外人启之，少数愚昧权贵煽之，……忠君爱国的拳民无辜，祸国殃民之责，慈禧不能辞其咎”。这种一反过去西方对义和团的评价，亦可见其所坚持的民族立场。
三、对“东南互保”问题的分析与评价，是戴著的另一亮点。在这个问题上，大陆史学界于1980年代以前不存在有什么分歧意见，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接受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的观点，一致指明东南互保乃是帝国主义导演下的东南地方大吏对朝廷的分裂行为。但西方论著则表示了异议，如谭春霖所著书肯定了东南督抚的做法，特别突出了盛宣怀在东南互保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一观点亦同时体现在台湾戴玄之和王尔敏的著作中。戴著充分肯定盛宣怀对东南互保之倡导与策划，而对盛之致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电文中提出挽救时局之方案更钦佩有加；还举出盛的另一个功劳是最先提出了“矫诏说”，认为此举“其卓识硕画远超东南疆吏之上，用特表而出之”。这样的赞美是否过誉，当然还值得讨论；但他对东南互保之肯定，至今已得到不少研究者的支持。
四、该书还有两份附录。一是《许袁三疏真伪辨》，三疏即《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请速谋保护使馆以维大局疏》与《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戴著经缜密分析，指出第一疏为真，而二、三疏属伪。二是《董福祥上中堂禀辨伪》，亦详揭其伪撰，充分体现出他的学术功底之深厚。
总之，戴著《义和团研究》此书在义和团研究史上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并有影响力作，至今仍有不少值得参考、借鉴之处，特叙此以为序。
2010年春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