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组织传播学的理论背景与研究方法

据说，理论仅仅是理论家花费时间和作出努力的结果，而时间和努力是可以相当廉价地获得的；所以，理论是廉价的。由于理论是如此的廉价，我们或许会想象组织传播的研究将被理论的洪流所湮没。可是，对研究文献作一番仔细查阅就可以发现，组织传播的理论稀缺得出奇。当然，如果我们认为理论意味着对组织传播事态的思索，那么，人类文明从来就没有缺少过理论。但是，如果我们试图寻找正确理解组织传播的理论营养，那么组织传播理论的匮乏则显然是普遍的。幸运的是，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都为组织传播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尽管不同学科文献中的假设与证据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但是，这些先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生动丰富的理论背景。

一、社会学背景

社会学是从宏观层面来研究组织的，并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分离出一个独立存在的组织社会学研究领域。组织社会学关注人类群体始终维系不致消亡的原因，并对19世纪末以来贯穿西方社会的合理化程序进行了思考，尤其是对大型组织的合理化程度、严密性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的性质、组织与其环境间的联系等问题的研究，覆盖了最早和最新的组织社会学著作。

组织社会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在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二战以后，韦伯的著作被大量地引进美国，韦伯对科层制的重要研究，引起了美国社会学家们的极大注意。组织研究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人才，并形成了两个大的流派。一个是哥伦比亚学派，在著名社会学家默顿周围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科层制组织中，做了一系列的个案研究。另外一个学派是在卡纳基—梅隆大学形成的卡纳基—梅隆学派，代表人物有最早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西蒙(Herbert Simon）、马奇(James March）和塞特(Richard Cyert）等人。这个学派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去研究组织行为，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第二个发展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组织社会学的研究集中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上。现在组织研究领域中所使用的许多重要的主流理论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

组织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为组织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粗略的衡量标准。一些基础性研究精确地描述组织的现存特性及其相互关系，从而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组织的本质和运作；另一些应用性研究则注重解决特定问题，或对组织进行改造。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的，它们在组织是什么、组织如何运作等方面，为组织传播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二、人类学背景

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研究的学问。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此后，各种学派理论不断推陈出新。20世纪人类学的众多理论形成了两大学派，它们分别探讨人类文化史的演变以及文化的整体、功能、结构和解释等理论流向。

能动性与结构、集体与个人、意义系统与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学界长期以来的理论探索主题。英国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B．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力图揭示各种制度产生的社会和心理机制。他认为文化的基本功能是满足人们的生理、心理和个人的社会需要。在一切组织活动中，人们行为上的协作，是社会规则或习惯的结果。一切规则、法律、习惯都属于学习得来的人类习惯的一类，属于人们的精神文化。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则主张社会生活方式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这种网络关系的排列秩序就是社会结构。社会功能反映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社会过程取决于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延续决定了组织的过程。

对文化的各种象征性符号的解释，在19世纪和此后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早已有之。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在他看来，象征性意义是文化所赋予的，而意义有两个层次，一是象征的表层意义，一是象征的深层意义。象征的表层意义一般人可以加以解释；而只有将象征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群体心态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并适度纵深到历史层面，才能阐释其所蕴含的深层文化意义。

人类学家大都是文化旅行家和交际家。他们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穿梭往返，通过直接生活到一个群体的成员中并与之打成一片的“田野”工作，持续观察那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相互影响，努力去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从而获得将一种文化同另一种文化进行比较和参照的材料与资格。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曼彻斯特的人类学家以田野方法对五家企业组织进行了研究，每个研究者至少用六个月的时间在企业全职工作。研究没有先在的假设，而是源自人类学家对企业组织更宽泛的理解和在田野中习得的工人的视角两者间的互动。他们全面介入工人的日常生活，学会了工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概念，理解他们的看法。在体验式的学习、观察与倾听中，企业的大量事件和互动过程被记录下来，研究者逐渐揭开了工厂的社会过程，弄清了工人组织内部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如爱默特(Emmett）和摩根(Morgan）真实地描述了怎样解除局内人和局外人两种视角中存在的张力；其他研究者也从曼彻斯特工厂的调查中，多角度发现了这五个工厂中都存在非正式组织，尽管与管理者有着不同的关系，但可以控制他们自己的工作状态等等。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组织传播与人类学虽然是两个性质完全独立的学科，但两个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文化建构的主观性色彩，它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一个研究组织中人的传播行为的基本规律，一个研究组织中人的文化现象；而人的传播行为与文化现象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所以，组织传播从诞生之日起就谋求与文化人类学的结合，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则不断地从组织传播中寻求帮助。组织传播与人类学之间的互动使两个学科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三、心理学背景

早期的组织传播研究，更多地起源于心理学。心理学与工业组织的结合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美国芝加哥郊外的西部电器公司霍桑工厂进行了一系列有名的研究和实验，提出了一个建立在行为基础上的理论模型，代表了早期组织传播研究的成果。从那以后，由霍桑实验的结论衍生出一些新的组织心理学研究和改革的领域，每个又都产生出许多个体的分支。主要研究的问题包括：组织环境中的工作团体、领导行为、雇员的背景和个人特质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在首先从事这些工作的研究者中，利克特(Likert）和卡兹(Katz），以及他们在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同事具有特别的影响。在后继者中，霍曼斯(Homans）和怀特(Whyte）在分析组织环境中的团体运作方面颇有成就。有些分析家力图解释组织因素如何影响非正式团体的数量、类型和策略；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只关注团体关系的后果，如团体凝聚力对个体遵从生产规范的影响，而不是其形成的原因。后来的研究强调了因环境特质而改变的领导特征与下属特定的需求、动机之间的关系。如领导与他自己的上司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对上司的影响力，是其对自己下属影响力的强大决定性因素。利克特在这样的基础上创建起自己的模式，他认为领导在等级的上、下层中起着“链接”的关键作用。组织心理学家们对多种组织环境中出现的士气低下、工作满意度低、疲劳及人员调整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为深刻了解组织中人的感性认知、理性认知和行为动机的差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中不少组织心理学家通过探讨传播与冲突的关系、组织结构影响组织传播的方式，直接参与了组织传播的研究。

当代的组织心理学家开始关注一系列基于组织系统特征的新问题，表现为更多地关注群体、子系统甚至是整个组织在对内部、外部刺激进行反应时的行为。他们讨论的问题可能包括：如果有一种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要求组织方面拥有很强的适应能力，那么怎样才能创造好的内部环境，使组织成员可以发展自身独特的能力？其中一个潜在假设就是，如果没有雇员个人的成长，那么组织也将无法有效地应对不可预期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又如，应该怎样去设计组织，以培植倾向于在组织内部发展的各种子群体之间的最佳关系？怎样把破坏性的群际竞争转变为建设性的群际合作？这类问题表明，施加在雇员个体身上的心理力量，与他们所隶属的群体或者整个组织所发生的情况息息相关。所有这些问题，既是组织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也是组织传播学综合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向各类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领域渗透和扩展时所面临的问题。

四、经济学背景

经济学和组织传播学作为两种不同的分析范式，中间好似隔着一条鸿沟。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向其周围学科渗透。在这一趋势下，组织经济学利用代理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工具，成功地实现了向组织传播学的渗透。与此同时，行为经济学借助于社会学、心理学的可控实验及调查研究方法，通过人们在各种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解释经济现象的本质，成为组织传播学参考的重要理论。

如果说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注重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组织经济学则将研究重点深入到企业内部，通过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来分析企业行为的变异，及其对市场运作绩效的影响。它强调人的行为经常不受功利主义的驱动，而是在强制、模仿以及规范的压力下，更多地出于合法性的考虑，或是认知方面的原因而趋同。另一个层面是理性行为本身的选择偏好来自制度，而不是一种先验的、外在的存在。制度化的理性神话与制度本身的规范，都以内生的形式，建构理性行为的选择偏好，其最本质的特征是通过人的认知来解释制度。组织制度学派把制度定义为“能约束行动并提供秩序的共享规则体系，这个规则体系既限制行动主体追求最佳结果的企图和能力，又为一些自身利益受到通行的奖惩体制保护的社会集团提供特权”。这一学派通过微观层面个体的认知特点，解释宏观层面制度化过程中的趋同现象。他们认为，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人们总是运用常识性知识来理解现状。从这层意义而言，制度不是将一个先验的价值存在内化给个体，而是一个在个体互动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产物。这样一种认知因素影响下的行动，无法用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理性来解释。组织经济学还关注“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认为在大多数的组织管理中，机会主义是一个核心问题。不论是在代理理论还是在交易费用理论中，管理人员都是具有欺诈性和卸责倾向的经济行为人。同时，他们还试图重新解释传统组织行为方面的问题。比如围绕组织内部激励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能够有效处理多重动机问题和公平及互惠等社会偏好问题，而且还给组织实践提供了更好的指导。

行为经济学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注重行为环境中的精神文化因素，运用了理性自利、效用函数、效用极大化等传统经济学的一些最为基本的假设，解释了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等基本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组织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给组织传播理论研究带来了有益的启示。组织传播学可以尝试在理性约束的条件下分析组织传播行为，从而更深刻地讨论组织传播的理论话题，如组织结构、组织关系、组织动态、组织文化等。

五、管理学背景

人们一想到组织，就会想到管理。当然，对组织来说，除了管理者和他们创建的管理体制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正式组织与随机召集的乌合之众，以及非正式团体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存在权力和管理系统。这种权力和管理系统体现为某个或某几个管理者以层级的形式，把所有力量都凝聚起来。因此，管理学就是根据组织资源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其目的是以有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的目标。

管理学注重研究如何利用现有资源达到组织目标，从资源和环境产生影响的不同方式出发，对组织进行了几乎是面面俱到的研究。因此，所有涉及组织的理论观点同管理学都是相关的。在某种意义上，各个学科，包括组织传播学都在研究如何把管理视作活动、角色、任务的整体，每一个学科都有所贡献，尽管没有一种理论足以解释整体。反过来说，管理学研究又为其他学科，包括组织传播学提供了理解管理认知的功能性和经验性的方法，为组织传播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知识。

在管理学理论中，管理沟通是与组织传播有着亲缘关系的分支学科。组织传播与管理沟通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传播学范畴，主要研究如何通过组织成员的互动与协调，达成组织目标；后者属于管理学范畴，主要考察在管理过程中要达成建设性沟通所应掌握的技能和技巧。组织传播主要从宏观方面研究组织的信息传播活动与组织的互动过程，它是非线性的，遵循组织本位。组织是组织传播的组织者和主体，在具体的组织传播行为中，不论传者是组织，还是组织中的某个中介机构或领导者，或是普通的组织成员，都必须服从组织的需要和安排，遵循一定的组织程序，依赖一定的组织系统。也就是说，组织掌握着传播的主动权，因而组织传播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管理沟通则侧重于探讨组织成员微观的沟通过程。实现成功的管理沟通关键在于沟通者能够根据沟通客体的需要和特点组织、传递信息。它遵循的是受众本位，其出发点指向与受众有效沟通这一既定目标。

六、组织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既是一种个性的表达，更是超越研究结论的一种意义表述。因此，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比结论更为重要。结论是多种可能的一种选择，方法则是创造这种选择的途径。任何一个研究领域唯有掌握了适当的方法，才可能把握科学结论的钥匙。

近年来，组织传播学者对这一领域中诸多理论的性质和水平进行了分析，并对不同的理论、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持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者认为，研究对象是客观的，而现实则是有秩序的和确定的。因此，必须建立与客观的和实证的现实标准相一致的理论研究方法，才能够预测并控制将来发生的事件。语艺修辞的方法强调对人类的本质、社会的本质、知识的本质以及获取知识与真理之方式及其过程的思辨。阐释学方法认为，必须深入探究组织成员外在行为背后的价值、信念、意识形态、世界观及其基本假设。解释性社会科学方法指出，研究者们建构着理论，并以此为他们所观察和评价的客观现实赋予相应的意义，或者说，研究是将模糊、笼统的直觉变成广泛而具整合性的相关理论的建构过程。批判取向的研究者则有一种揭露组织中的压迫、排挤或不公平现象的使命感。他们也对组织中的现实进行解释，但这么做的目的是改善雇员的处境。这种批判性常见于对组织中的权力、意识形态和冲突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之中。

英国学者保罗·格里斯利(paul Griseri）构建了一个研究范式的二维模型。该模型有两个关注点：一是研究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偏重于研究对象或者偏重于研究者本身。二是研究活动的性质，即通过研究取得的结果，是向人们提供了新的知识，还是反映了研究中方法应用的动态过程。就像图1-1表示的一样，这些方法表达的不是有关组织传播知识的某个特定的论点，而是表明人类组织传播思维的一种方向或倾向。关键是某个方法的整体风格。

格里斯利所介绍的每一种方法论都包括一个相关思想学派多种具体方法的集合。实证方法论包括了批判现实主义和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理论。解释方法论包括了解释学和现象学等方法，在组织传播研究中，这是一种“系统互动”的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这种取向关注一个组织内长时间形成的总体行为模式，而不是像实证主义者那样把相关行为简单地视为若干变量。解构方法论把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一个决定性的特性，解构主义是其中一种典型的研究方法。后现代方法包含了挑战所有已被接受的“真理”以及依据这些真理所建立的组织的广泛的社会运动，描述的是重视秩序和组织研究的非线性、反理性的网络模型，所以也可以归入这个集合。参与性研究更注重实践的观点，并将研究的过程表述为研究者及其研究对象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这些理论和方法无法脱离实践而存在。研究者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所掌握的理论架构内，研究者的成果需要融入组织传播的实践行动之中。在某种意义上，组织传播的实际活动是理论观点的外化形式。在组织传播领域，理论和实践应该是合一的。因此，研究者应该注重实践，管理者应该注重思考，或最好将两者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