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与经过

几个月前，朋友路海燕打电话告诉我，李泽厚先生要回国办事休息，是否可以找个时间将他邀请到成都看看，休闲休闲。

我在十多年前就非常清晰李先生的名字，当时，他的《美的历程》非常流行，虽然这本书并不是他的学术代表著作。那个时候，几乎热爱文化艺术的青年人都会买一本《美的历程》。那是一个观念更新的时代，在长期的政治生活让人十分厌倦和精神衰竭之后，人们对于“美”有着特别的向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我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知道了“李泽厚”这个名字。

十多年过去了，坦率地说，我并没有认真阅读过李先生的这部介绍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书，倒是仔细翻阅过李先生的几本哲学著作，如像《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这些断断续续的阅读，将这位思想家的影响和价值放在了我的心中。出于对李先生的尊敬和对他的学生赵士林博士的承诺，经过数次电话的安排，李先生于9月8日到了成都。

李先生到成都是由赵士林和路海燕陪同的。那天下午，我们先是在陈家刚的办公室里休息聊天，当时舒群也在办公室等待李先生的到来（舒群于几天前从北京到了成都，准备加盟豪斯公司做设计创意总监），舒群是80年代前卫艺术运动的重要人物，自然对李先生有着崇敬，这天倒是在大家还没有进入状态之前，舒群面对李先生喋喋不休地说话。这次接待李先生的还有四川联合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易丹。在安排李先生到成都之前，我就与易丹商量过是否安排李先生与四川联大研究哲学的教师和学者进行一次学术交流，我估计成都的关于哲学或美学方面的学者大致在四川联大，显然，谁参加交流由易丹来安排比较合适。

当天晚上，一行人，李先生、赵士林、路海燕、易丹、舒群、陈昶旭和我去了大邑县的花水湾温泉度假区，住在新豪斯温泉大酒店。在抵达温泉酒店之前，我们在路上的一农家吃饭。李先生非常高兴，他一开始就说，如果能够在一个农民家里吃饭就好了。我满足了李先生的要求。在昏昏的灯光下，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谈论着关于中国当代学术界方面的话题。我能够记住的话题有关于如何看待钱钟书（1910—1998）、陈寅恪（1890—1969）这样的学人，焦点是知识与思想的关系。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李先生是更倾向于思想的重要性的。知识，一旦没有创造性的运用就只能起到图书馆的作用，而在这个信息时代，电脑或者说互联网就能够起到图书馆的作用，那么，没有思想的知识也许只能是一般的知识。从这个角度看来，像钱钟书这样的学人对于历史的作用自然不如那些将知识用于社会变革中的思想者了。谈论中的另一个话题是当代学人的道德与品质。大家谈到了近年来学术界的庸俗的商业风气：对学术的炒作和泡沫学术的泛滥。大家谈到了对张中行（1909—2006）的炒作，谈到了大量泡沫学术著作的出笼。在不同的谈论中，也许可以汇出一个看法，即90年代的学术质量应该大打折扣。总的说来，90年代没有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和著作。尽管90年代出版的著作数量也许大大超过80年代，书的设计包装和纸张的质量也超过以前，但是，没有一部学术著作对于这个时代产生影响，许多人动不动就出版成套文集，作出一副大师的样子，但书中的内容粗糙不堪。其实，90年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彻底改变了学术生态环境，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极大的困惑与问题，而这些困惑与问题完全不同于80年代，如何认识知识分子在新的时期的历史地位和角色性质，成了今天仍然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必须面对的问题。1995年左右有过一次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但这次讨论并不如主要参与者认为的那样有成效。事实上，这场讨论不过反映出中国当代文人对自己处境的焦虑和对未来命运的恐惧而已。因为说穿了，90年代的中国文人或叫知识分子至今也没有表现出对自己的真正自信，他们没有拿出办法来主动地迎接应该迎接的挑战。换句话说，他们仍然不得不勉强对付每天出现的新问题。今天，人们时常发现，知识分子不像历史曾经表现的那样，走在历史的前列，而是非常痛苦地为自己不适应时代作病态的辩护。陈昶旭在蚊虫飞舞的竹林里问过李先生对于当年刘小波与他之间的论战怎么看，李先生笑笑问他，“那你当时是接受他的观点还是我的观点呢？”陈昶旭坦率地陈述了当年自己的立场，那是一个新的东西，一出来就立即受到年轻人接纳的时代，任何人都逃不脱潮流的诱惑力。李先生听了之后感到很有趣，时间流逝，往日如烟，当年那种硝烟早已在每个人心中消失，今天说来也只是一笑了之。那天，李先生提到过张岱年（1909—2004）这样的史学学者，我听出了一些话音，几天后我曾到书摊买了一本张岱年的自述《耄年忆往》，发现李先生的评价颇有道理。

晚上到达温泉酒店后，大家在露天温泉水池里仍然与李先生自由地交换看法，舒群生动的语词和特殊的语调让李先生不住地发出笑声。舒群特别谈到在海南大学的张志扬（1940—）和鲁萌，并向李先生描述了他们曾去德国作学者访问的情景。舒群总结说：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开敞的胸怀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至于具体的细节我是记不住了。这天晚上，李先生显得特别开心。因为一路上，大家都非常轻松地谈论着任何话题而没有任何拘束和紧张，这已经不是一个形而上神话的时代，生活本身成为话题。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9月9日，我们在上河会馆安排了一个小型的露天酒会，只有一些朋友参加。从花水湾温泉酒店回到成都后，李先生在上河会馆咖啡厅的露天场所与四川联大的几位教师学者如冯川、吴兴明、李杰、阎嘉见面，交流一些关于哲学方面的问题。我因为要顾及其他方面的客人，没有参加进去，远远地听过去，能够感觉到交流的气氛仍然是难得的。只是到了最后，讨论的集体进入了玻璃咖啡厅室内，我才有一点时间坐在一旁断断续续听到了关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什么话题，似乎在讨论什么是哲学上的有效沟通，我当时很无聊地想，说到“有效”为什么不来问我呢？到了晚上十一点半的样子，赵士林提议让李先生休息，这才结束了两代学者在一个事实上学术氛围较为勉强的夜晚的交流，分手时，我提议大家与李先生合影。几天后，这些学者就不断地托易丹带话，要索取与李先生的合影照片。

第三天，9月10日，星期四，李先生、赵士林和路海燕去了三星堆，我因为公司的事务没有陪同他们。但是赵士林给我提出了一个课题，安排一下李先生去九寨沟。我先是认为这是一个麻烦事，因为需要安排一个司机跟全程。可是，在没有我们的陪同下，李先生能够很好地度过这几天吗？这是一个需要三四天才能完成的旅游。我与从深圳赶回来的肖全商量如何是好。从做生意的人的角度来讲，花去几天的时间去旅游是很浪费时间的，每天的事特别多，怎么会有闲暇游玩。可是，有没有一种安排让时间没有白白的浪费掉，并且产生成果。肖全建议叫上易丹和舒群，大家一块陪李先生去九寨沟，在路上不仅可以拍一些很有意思的照片，而且还可以利用每天休息的时间与李先生讨论一些问题，将讨论录下来，如果有意思就整理出来出版。这种在没有特别严肃和规定的情景下进行的讨论也许是生动有趣的。易丹是学者，舒群又是那样善于有趣地争论和提出问题，在大自然中进行学术或者有趣问题的讨论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很快，我与肖全就将去九寨沟的讨论计划策划出来，安排每天晚上休息的时候与李先生进行讨论，我们估计这样出来的东西是值得出版的。下午，我将这个计划跟赵士林谈了，赵士林听说我们要一块去，很高兴，他又与李先生商量了一下，李先生完全同意这个计划。当天晚上，我与肖全到百盛商场买了录音机和十盒磁带，肖全准备好了他的整套摄影行头。

9月11日，星期五早上，天晴。我们，也就是易丹、舒群、肖全、赵士林和我坐进越野车4500沙漠王子同李先生上路了（路海燕这天回北京）。中途，一行人在汶川县的一个小饭馆吃饭时，在等待饭菜上桌之前，大家随意聊天，不知是什么话题，也许是因为谈论海德格尔的哲学，使舒群与赵士林讨论起希特勒（Hitler Adolf, 1889—1945）。两人争论很激烈，肖全拍了一张舒群争执时的情景，他那个挥手的造型很像纳粹党卫军的军礼。这使我想象起80年代舒群嚣张的情景，对比他的今天，真是让人有点感伤的味道。舒群的语言趣味和表演让李先生大笑不止。我们一行人在快到松潘的一个地方停下来拍了一些照片，下午金黄色的阳光和远处的山脉，让我们内心赞叹不已，大自然的确让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人感动。在阳光充足但空气微微寒冷的收割后的麦地里，肖全给李先生拍了很多照片。我们中间没有人对眼前的大自然发出直接的评述，因为自然的美不需要我们的评述。

我们是不到晚上7点钟到达九寨沟的，关于“道德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讨论是这天晚上在九龙宾馆房间里的话题。在讨论中，李先生关于巫术在中国很早就被理性化了和在西方很早就分野为宗教与科学的看法让大家觉得在学理上很有趣。

第四天，9月12日，九寨沟的天气仍然很好。当越野车进入九寨沟，大家见到用通俗的话说“神奇的”风景时，不断地发出赞叹，赵士林的赞叹尤其不断，经常发出“哎呀，好，真好”这类感叹词。到了五彩池，肖全给大家拍了不少照片，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最长，见赵士林与他的导师不断地在讨论什么话题，好像是李先生要他的学生编写什么丛书的事。出乎大家意外的是，甜俗的九寨沟尽管很美，一行人也在下午1点左右完成了对它的欣赏。在饭桌上，大家决定朝松潘方向去，如果可能的话，就去大草原。

当我们在松潘川主寺给车加油时清楚地了解到去大草原的路程并不遥远，便更加肯定了这个计划。这是下午近五点钟的情景，80多公里估计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都有争取到达大草原时能够见到将人影拉得长长的夕阳的愿望。可是，去大草原的道路是简易的碎石路，除了开始经过的藏民村，很快我们就看到道路的两旁只有没有人烟的荒山，一路除了错过而去的货车，很难见到人迹。当越野车仿佛重复性地在山谷间弯来复去时，事实上赵士林和舒群已经开始怀疑这条道路是否通往大草原，毕竟这是没有人迹的地方，天色已近黄昏，大自然开始显示她威胁性的一面。忐忑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去了，沙漠王子终于开始朝山的高处行驶，我们感觉到了我们接近大草原，高原线出现了。

到达大草原的目的地叫做“朵里台”。这时，快落山的太阳让大家有说不出的感受。李先生没有太多的言语，他只是走走看看，听从我们的安排。乘着黄昏的阳光，我们拍了照之后，每人都向当地藏民要了一匹马，在藏民的牵引下骑着马朝着远处缓缓而去。李先生与赵士林一开始没有骑马的打算，后来也居然骑上马跟了过来。毕竟这时我们已经走回头路，而李先生和赵士林正向着我们走过的方向非常缓慢地走去。当李先生和赵士林回到帐篷喝酥油茶时，天已经全黑了。赵士林第二天在车上给我们谈了一个感受：当他和李先生骑着马到了山顶的尽头时，他突然感觉到李先生骑着马，从后面看上去那剪影，像堂吉诃德似的，无助地面对黑暗的大自然。舒群补充说“那么你赵士林就是桑丘罗”，这个比喻使大家大笑不止。可是我想，当时也许每个人心里对赵士林对李先生的描述都有不同程度的伤感和忧郁，为李先生，为自己，也为这个时代。这天晚上，因为安全问题，更因为大多数人对大草原生活体验的愿望，我们接受了藏民的盛情在帐篷留宿过夜。夜晚，银河系清晰可见，苍穹无垠，在高原仰望自然宇宙，让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感慨，以致在第二天，关于天上的星星的话题始终不断。鉴于高原寒冷的低压气候，在与藏民姑娘唱够了民歌之后，我们希望李先生能够早早的入睡休息，特地将他安排在有火炉的小木屋。可是，当外面响起了伴舞的音乐时，这个老人“怦”地一下将小木屋的门推开，加入了篝火舞会的行列。高原，深夜，寒冷，低气压，这一切都没有阻止李先生跟大家一道欢乐与舞蹈，直至凌晨两点钟。这天晚上，我们没有谈论学术话题。

颇为有趣的是，据当地藏民说，这个朵里台是当年张国焘（1897—1979）与红一方面军分手的岔路口，我们通过附近的战壕的遗迹对这种说法还多少有些认可。第二天清晨，为了纪念过去的这个夜晚，我和舒群，易丹和赵士林四人分别站在张国焘和红一方面军的分叉处照了一张相片。

9月13日的晚上，我们是在青城山的鹤翔山庄住的。因为是下午不到晚饭的时候就到达目的地，所以吃完晚饭后大家精神很好，便很快进入讨论，这天讨论的题目是“人与自然和社会”。

9月14日的上午，我们是在青城山度过的。在天师洞停留了很长的时间。李先生独自很仔细地观赏了这个道家环境。当大家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内容时，才发现李先生不见了。赵士林顺着通往山间的幽径寻到了被李先生称为真正的“天师洞”处，见他的老师独自一人在参观题有“忠孝神迁”的庙子。我们在一旁的侧亭休息，在这里，与李先生又短暂地讨论了一些话题。李先生关于他喜欢欣赏女人在百货商场购物的坦言给我们深刻印象。在天师洞，“无言之教”, “上善若水”这两块匾给大家提示了不少的议论。下午，我们参观了都江堰和二王庙，关于“婚姻，爱情和家庭”的话题就是在二王庙里的乔富山庄茶坊里讨论的。晚上回到成都，李先生与陈家刚在蓝馨咖啡馆讨论了建筑问题。也许是因为疲倦，也许是由于对建筑的了解程度上的原因，李先生的话很少，大多数时间是他听陈家刚的言说。

9月15日，我们让李先生在西藏饭店好好地休息了一天。

9月16日上午十点，舒群代表成都的朋友送李先生去机场，离开之前，李先生将他签了名字的书《学术文化随笔》交给舒群，算是给我们几个在成都的朋友的一个纪念。分手时，舒群特地与李先生拥抱，不知老头对这样的拥抱有什么感受。这天，李先生乘飞机去了长沙。

李先生离开成都之后，肖全回到深圳，赵士林回到北京，易丹回到四川联大上课，我立即投入到公司的事务中，舒群开始了他的设计工作。每个人又开始各自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整个录音的大部分整理是我在国庆节的几天假期中完成的。尽管整理录音的工作非常费劲，反复辨析录音机里的声音几乎让我呕吐，但是，磁带通过耳机发出的笑声，总是将我带回那些仿佛过了许久的情景。文字，经过整理的文字永远不可能将我们几个学生在陪同李先生的几天旅行中感受到的一切真实地记录下来，哪怕是百分之五十。

1998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