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子学时代的“说《诗》”问题

多能明之

书于竹帛，传遗后世

与化为人

农战，君臣，名誉与《诗》

圣贤与时世：说《诗》者的异同

《诗》之失

《诗》、《书》等“六经”作为先秦诸子共同的学术资源，已是学界共识。其中，诸子于《诗》特别关注，学界亦多有讨论。但近世以来，论者更侧重于从“文学”（Literature）的层面讨论《诗》与诸子的关系，而治“哲学”（Philosophy）的人，最多也是把《诗》看做是子学时代之前的文献。然而，诸子之为思想家，他们的说《诗》——称说、论说、解说，皆是为立论、辩说或说教，绝非纯粹的“作文”。换言之，《诗》并非外在于他们的思想体系。寻绎诸子“解释”、“诠释”《诗》的方法和原则，如果忽略了诸子“如何说《诗》”的上下文语境，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流于浮泛和牵强。比如，论者最为关注的“以意逆志”，其实是“称说”经典的原则。先秦诸子之说《诗》，皆不是单纯为了解释，和诗人不同，也和经学先生有异。更有甚者，诸子说《诗》常有“突破性”的见解，所谓“因其节文，比义起象，理颇溢于经意，不必全与本同”（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