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于《诗》，以立言起思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论语》中提到《书》的地方不多，《诗》和礼、乐本来就是相通的，所以《诗》教可以看做是孔子教学的最重要内容，对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论语·季氏》）

“不学诗，无以言”，朱熹注：“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无以言”，即言之无物、言之无据。换言之，欲“立言”，则必学《诗》。《论语·阳货》所载孔子之言对于“学《诗》”的功用有更具体论述：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诗》的功用如此广泛，可以启发思想，可以考见得失，可以成为维系某种“共同体”的纽带，也可以成为抒发怨愤的载体，居家可以事父，入朝可以事君，最起码也可以了解很多鸟兽草木的名目。邢昺《论语正义》综合前人之说，对兴、观、群、怨等各有解说：

“《诗》，可以兴”者，又为说其学《诗》有益之理也。若能学《诗》,《诗》可以令人能引譬连类以为比兴也。“可以观”者，《诗》有诸国之风俗，盛衰可以观览知之也。“可以群”者，《诗》有“如切如磋”，可以群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诗》有“君政不善则风刺之”，“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者，迩，近也。《诗》有《凯风》、《白华》，相戒以养，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颂》君臣之法，是有远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与君，皆有其道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言诗人多记鸟兽草木之名以为比兴，则因又多识于此鸟兽草木之名也。

有关“兴、观、群、怨”及“事父事君”之义，论之者亦众。要之，不仅仅是“心气和平”的问题。其中，“兴”的作用又被孔子强调：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兴”，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朱熹《论语集注》则更进一步说明《诗》何以能兴：

《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

《毛诗序》以为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具体含义是《诗》学史上激烈争论的问题。但是“兴”对于《诗》的意义，和《论语》中所说的“兴于《诗》”、“《诗》可以兴”当中的“兴”，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说“兴”可以作为诗歌的来源或作诗的手法，作《诗》者是“兴”的主动者，而后者却是《诗》所具有的“兴起”人们思想的功能，读《诗》者的感受、情绪、思想等等精神活动被“兴起”。当然，正因为原诗之作起于兴，故而读者之思也会兴于《诗》。把“兴”解释为“起”,《说文》中已然。《中庸》中两处文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兴”的这种功能：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

《中庸》反复强调“致广大而尽精微”，君子的言论足以给人以启发，广泛传播，“其言足以兴”和“《诗》可以兴”的句式完全一样。山石的“广大”造就了宝藏的兴盛，也可以说宝藏“兴于大山”。《论语·泰伯》:“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兴于仁”和“兴于《诗》”的句式也是完全一样的，相互比照，才可以发现“兴”的重要价值。“兴于仁”，朱熹同样以“起”来解释“兴”，并引用张载的话“民化而德厚”作为注释，那么“兴于仁”就可以理解为民众在仁的方面兴盛起来。但是，这种解释可能走得远了一些，毋宁说民众会被“仁”所带动、所感动、所启发。正如“兴于《诗》”不能理解为在诗歌方面硕果累累，而是被诗歌所唤起、所带起、所发动。这一点，宋代人李仲蒙概括为“触物以起情”：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与物动情者也。

钱锺书以为李氏此论“颇具胜意”，但钱先生的重点是要申述“《诗》之兴体，起句绝无意味”的观点。在钱先生看来，诗篇当中发端之起兴，都是“有声无义”，如儿歌“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我吃苹果你吃梨”之“一二一”一样“功同跳板”。

然李仲蒙之言尚有下文：

故物有刚柔缓急，荣悴得失之不齐，则诗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则不足以考情，性情性可考，然后可以明礼义而观乎《诗》矣。

李仲蒙之意，在于指出“兴”一方面是“触物以起情”，但另一方面是“与物动情”。所以，要了解诗人的性情，其先决条件是了解诗人所咏之物的性情，进而“明礼仪”。诗人多关注于性情而经生多关注于礼仪，固然有经学先生穿凿附会，但《诗》三百“兴”的手法，恐怕不是“有声无义”，读者也不可“过河拆板”。如《淮南子·泰族》所言：

《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鸣》兴于兽，君子大之，取其见食而相呼也。

“兴于鸟兽”从形式来看，固然是《关雎》、《鹿鸣》之诗以鸟兽为起头，但更重要的是，《关雎》、《鹿鸣》的作者，其思路分别被雎鸠“雌雄之不乖居”和鹿“见食而相呼”的习性所唤起，故而“美之”、“大之”。倘若置雎鸠和鹿的性情于不顾，恐怕难以把握诗人之志。

钟嵘《诗品·序》对于“赋比兴”的解释，则侧重于“意”和“志”：

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专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依钟嵘之言，文辞有尽而意味无穷，才是“兴”的主要功能。钟嵘的独到见解是“专用比兴，患在意深”，而“专用赋体，患在意浮”，把“赋”和“比”、“兴”对待起来，此种看法，难免引起争议。但“诗言志”，所谓“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就是读诗者“以意逆志”的缘由所在。诗人之意志与万物之性情都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化用李仲蒙之言，所谓“兴于《诗》”，乃是“读《诗》以起思”，这是对于诗人“触物以起情”和“与物动情”的反应、反响和反思。“兴于《诗》”虽然还要经过“立于礼”和“成于乐”的“实习”阶段，但是，“立”和“成”的前提乃是“兴”。由此可知，孔子强调“《诗》可以兴”或者“《兴》于诗”，乃是启发学者由学而思，由思而行。

学、思、行，合而言之，即“为”，孔子对伯鱼有另外的告诫：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

“为《周南》、《召南》”并非仅仅局限于“学”，否则“正墙面而立”就无从谈起。“正墙面而立”，另外的表述是：“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论语·子张》）在孔子看来，如果没有《周南》、《召南》这样的门户，人们只好“正墙面而立”，前进不得。“正墙面而立”其来有自，《尚书·周官》:“不学墙面，莅事惟烦”，其传云：“人而不学，其犹正墙面而立，临政事必烦。”疏云：“人而不学，如面向墙，无所睹见，以此临事，则惟烦乱，不能治理。”朱熹《论语集注》云：“正墙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用日常的生活经验比喻为学之理，是儒家惯用的手法。张载也非常重视孔子此语：“常深思此言，诚是。不从此行，甚隔着事，向前推不去。盖至亲至近，莫甚于此，故须从此始。”没有隔阂，由己推人，由近推远，也是儒家推崇的方法论。《中庸》所言愚夫愚妇，及引《伐柯》之诗以明“道不远人”之理，均是此意。

《周南》、《召南》乃《风》之正经，除此之外，有何特殊意义？马融注：“《周南》、《召南》,《国风》之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纲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为，如向墙而立。”朱熹以为它们都是讲“修身齐家”之事，故又言：“修身齐家，自家最近底事，不待出门，便有这事。去这个上理会不得，便似那当墙立时，眼既无所见，要动也行不去。”朱子之言，理学意味浓厚。郑玄《诗谱》以为：

风之始，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焉，故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或谓之房中之乐者，后妃夫人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以节义序故耳。

《诗》被政教化，就体现在“风化天下而正夫妇”，但郑玄所引用的“或谓之”之语，在夫妇之乐的基础上，提出“以节义序”的目标，或许更为一般读者所接受。

孔子对于《诗》的价值有充分认识，乃是基于他对《诗》有透彻地掌握和了解，《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古者《诗》三千金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可见，孔子“一言以蔽之”的概括，乃是基于经年累月的整理《诗》篇，融会礼乐。这一点在《论语》中也能得到印证：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其中或许亦有“三月不知肉味”的经历。

在司马迁看来，孔子对于从后稷、殷周，至幽厉之时的诗歌所作的整理、阐述和传播，其意义在于“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而不仅仅是所谓的“文学”活动。我们固然要反对把《诗经》一味政治化、伦理化的“正统”，但是，如果忽略了孔子在《诗》教的过程中所寄托的文化理想、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所注重的“《诗》可以兴”的功能，所应用的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同样会发生偏执。

孔子另外强调，对于《诗》，要紧的不是背诵篇目的多少：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并不等于“《诗》三百”只能用于政治领域，或者“使于四方”，孔子不过是举了比较常见的例子而已，“达”是“通”，“专”朱熹《论语集注》释为“独”，是非常贴切的，诵《诗》读《诗》，终归要有自己独到的体会，能够独立应付各种挑战。

孔子首先是伟大的教师，从对于《诗》的态度来看，他能够充分占用材料，又能够筛选出其中的精华，进而阐发其深远的意义，注重其“兴”的功能。孔子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郁郁乎！吾我从周”，又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了。但是，我们要强调孔子也是伟大的学者（学者本来就应该是最善于学习的人），或者说它是有学问的教师，是研究型的教师，他的学问和研究不断在深入和扩大着，在他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是集大成者，且能融会贯通，告往知来，“一以贯之”。而教师的意义无非是树立学习的榜样，提供学习的素材，训练学习的方法。对教师来说“学”是更要紧的事情。如陈少明所指出的：“孔子是作为学而不是教的榜样而得到表彰的。这提示我们注意孔子本身的学对其教的意义。”至于“学习”本身的意义，则不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