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话”与“反白话”

中国新诗从诞生之日起，在打破传统诗的语言、韵律等形式的束缚，实现“诗体大解放”的同时，就开始了对于传统诗歌艺术的回归和寻求。这种回归和寻求的思考与实践，伴随着整个新诗运动。由于审美观念的差异，现实目的的不同，在这一回归与寻求中，出现了两种不尽相同的传统诗观。

一种是以胡适代表的一些初期白话诗的作者。胡适将二千年的文学，分为贵族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认为从汉魏六朝的乐府，到唐宋的一些白话诗、白话词，构成了白话诗发展的传统。胡适以“明白易懂”为新诗主要的审美标准，将古代的白话诗潮流视为自己发展的源头，标举“元（稹）白（居易）”代表的白话诗传统，承认他们是白话新诗发展所依据和承袭的“正宗”。

胡适因此而否定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所代表的比较难懂一派的诗。他认为，“诗到唐末，有李商隐一派的妖孽诗出现”，在北宋造成了“西昆体”，以致一些北宋的大诗人，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恶影响”[2]。胡适在强调诗的“明白清楚”的标准时，也谈到了美。但是，他说“美就是‘懂得性’（明白）与‘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3]。正是从这样的美的标准出发，他甚至认为，杜甫的《秋兴八首》，虽然“传诵后世，其实也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谜。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顽艺儿而已”[4]。胡适把温李诗代表的这种难懂的文学潮流，称做是与“白话文学”相对立的“反白话”文学：“这种‘反白话’的文学，无论怎样高妙，总挡不住白话文学的风行。”[5]

以“白话”与“反白话”划分文学潮流的传统文学观，表现了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在努力挣脱古典诗形式束缚的时候，对于文学工具与文学内容关系的理解所产生的美学观念的偏颇。这导致了对于诗的审美建设自身的漠视。它的结果甚至可能是诗的艺术自身的丧失。诚如梁实秋批评的，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白话诗的建设，注意的仅仅是“白话”，而不是“诗”。对于这种漠视诗的特性的偏颇的反拨是：超越“白话”的层面，在中西诗歌艺术的双向吸收与对话中，坚持对于“诗”性特征的寻求。这种寻求成为2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现代诗人的一种艺术趋向。两种新诗美学探索共同诠释着这一趋向：一个是倾向于外在的诗形美的建构，如新月派诗人；一个是引进“象征”在意象建设方面的努力，如现代派诗人。虽然他们借鉴的外国诗传统很不相同，创作实践走的路子也不尽一样，但不满于诗与散文界限的混淆，针对胡适重视“白话”而漠视“诗”的倾向进行偏正，却是一致的。而自觉推崇以胡适的眼光看来是传统里“反白话”的诗的趋势，直接挑战胡适的传统诗观的，是30年代一些现代派诗人对于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词及这一诗人脉系的钟情和偏爱。

30年代，在现代派诗人群中间，确实出现了一个“晚唐诗热”。这些“新诗人”，被当时颇具现代意识和眼光的李健吾称为“少数的前线诗人”，即以戴望舒、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系。

戴望舒和施蛰存，都曾经是晚唐诗词执著的钟爱者。戴望舒在新诗创作初期，曾经沉溺于“晚唐诗词家及其直接后继人的艺术”，写出了《旧锦囊》（见诗集《我的记忆》）等许多作品，里面明显地“回响着中国传统诗词的一种题材和意境”[6]。施蛰存在30年代就说，自己早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圈点阅读过《李义山集》、《温飞卿集》、《杜少陵集》，而一部《李长吉集》，竟“使我爱不释手”[7]。卞之琳80年代追述自己创作与传统的联系时说，“我前期诗作里好像也一度冒出过李商隐、姜白石诗词以至《花间》词风味的形迹”。“我在前期诗的一个阶段居然也出现过晚唐南宋诗词的末世之音”和“近于西方‘世纪末’诗歌的情调”[8]。废名也在30年代说：“我最初说卞诗真个像温飞卿的词，其时任继愈君在座，他说也像李义山的诗”，“卞诗有温的　艳的高致，他却还有李诗温柔缠绵的地方”[9]。何其芳1936年谈到他30年代初写诗的道路时说：“这时我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又在几位班那斯派以后的法兰西诗人的篇什里找到了一种同样的迷醉。”[10]林庚在写诗初期，非常喜欢李商隐的诗，在清华大学做助教的时候，常就李商隐的诗和“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这样一些美丽飘忽的名句，与废名等诗人进行讨论[11]。林庚的新诗创作，确然也接受了晚唐诗词的影响。废名当时就这样说，林庚的诗，“在新诗里很自然的，同时也是突然的，来一份晚唐的美丽”[12]。30年代后期加入戴望舒《新诗》杂志编辑行列的冯至，后来回忆说，早在创办《沉钟》的20年代，“我在晚唐诗、宋词、德国浪漫派诗人的影响下写抒情诗和叙事诗”[13]。辛笛30年代开始在《新诗》上发表现代派诗，后来成为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代表人物。他忆述说，自己在大学读书时，对法国象征派的马拉美、韩波，现代派中的叶芝、艾略特、里尔克、霍布金斯、奥登等人的作品，“每每心折”；“同时对我国古典诗歌中老早就有类似象征派风格和手法的李义山、周清真、姜白石和龚定庵诸人的诗词，尤为酷爱”。[14]这些材料已经足以说明，30年代现代派诗人中间，出现了一个喜爱和耽读李商隐、温庭筠以及姜白石等宋代词人的“晚唐诗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由反叛古典诗歌传统而产生的新诗的发展中，这显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学现象。

问题在于怎样理解这一现象。废名先是在30年代前期在北京大学的讲义中（即后来于1944年出版的《谈新诗》一书）和他1934年11月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的《新诗问答》一文，从理论上反驳了胡适“白话”与“反白话”的传统诗观，对于当时出现的“晚唐诗热”的文学现象，作出了自己的经过认真思考的理论解释。我们不妨将这种解释，看做是30年代现代派诗人中出现的“晚唐诗热”的一种理论释放。废名阐释晚唐诗的这些理论解说，超越了胡适的“白话”与“反白话”的二元对立的文学观念，由新诗传达的语言层面进入了对于诗的本质这个核心性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中国新诗运动中一些“少数的前线诗人”已经进入对于传统具有现代性眼光的选择与观照的自觉，对于西方现代派诗歌与中国传统诗歌之间的艺术联系相互沟通与对话的努力。

当然，对胡适所谓“反白话”传统的反驳性的张扬，和胡适的片面张扬“白话”传统一样，都是出于自身创造和发展的现实的需要。钱锺书在谈到传统与变革的关系时说：“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这种事后追认先驱（Préfiguration rétroactive）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帝向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它会影响创作，使新作品从自发的天真转而为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它也改造传统，使旧作品产生新意义，沾上新气息，增添新价值。”[15]所谓的“白话诗”的寻宗与“晚唐诗热”的认同，实质上，都是一种“事后追认先驱”式的不同文学观念的表现。胡适从他的文学审美观的需要出发，把“元白”的诗归为“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一路，而将“温李”的诗词归为“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路[16]，认为五四以后的白话“新体诗”，乃是“三百篇”以来“元白”代表的“中国诗自然趋势所必至的”[17]。新诗发展到20年代末，在它进行的自身反思中，已经出现了针对这种传统诗观的美学的反拨。他们认为，胡适是“新诗最大的罪人”，其主要过错，是他的“作诗须如作文”的主张，强调了诗的语言与日常口语的完全一致，模糊或混淆了诗与散文这两种文学体式之间的差异和界限，以“白话”的传统代替了“诗”的传统，从而忽视了对于诗的艺术本体的追求。废名同样反对胡适狭隘的诗学观念，他将对于诗的本体的思考转向对于所谓的“反白话”传统的关注与探求。胡适提出的所谓“反白话”的诗，其实是中国诗歌多元格局中存在的传达上比较难懂的隐晦蕴藉的一路。他们代表的是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西方现代性诗学特征的一个艺术传统。或者说，是使新诗走向现代性趋势中更能与传统进行艺术“对话”，从而让传统参与构建先锋性艺术的潮流。废名将此称之为“趋势”。他说：“旧诗向来有两个趋势，就是‘元白’易懂的一派同‘温李’难懂的一派”，胡适之先生“只是从两派中取了自己所接近的一派，而说这一派是诗的正路，从古以来就做了我们今日白话新诗的同志，其结果我们今日的白话新诗反而无立足点”。与此同时，废名提出：“胡适之先生所推崇的白话诗，倒或者与我们今日新散文的一派有一点儿关系。反之，胡适之先生认为反动派‘温李’的诗，倒似乎有我们今日新诗的趋势。”“我的意思不是把李商隐的诗同温庭筠的词算作新诗的前例，我只是推想这一派的诗词存在的根据或者正有我们今日白话新诗发展的根据了。”[18]这种将“温李”的诗与新诗“趋势”挂钩的设想，显然也是“事后追认先驱”的一种努力。它与胡适的推崇“元白”一样，都是在用自己的美学需要“改造传统”，在传统与现代的存在的“根据”重叠与相通中，寻找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不同的地方在于，废名等人在传统中的发现，比起胡适的传统诗观的选择来，更具有一种与世界现代诗歌潮流呼应的先锋性。胡适提出的“白话”与“反白话”，显然是一个不太科学的概念。他用诗的情感传达方式的差异代替了诗的内在意蕴的认同与臧否，将“明白清楚”确定为诗的唯一的美的标准，而将非“明白清楚”却具有美的品格的诗，通通排斥为好诗之外的“另类”了。并且，胡适用这个标准整理了我国古典诗歌传统，将一个理路的诗定为传统诗的“正宗”，而将另一个理路定为传统中的“妖孽”和“异端”。这样就在美学情趣的选择上远离了世界诗与民族诗的现代性艺术走向。废名等30年代现代派诗人对于传统的思考显然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李健吾说：“通常以为新文学运动，诗的成就不如散文，但是就‘现代’一名词而观，散文怕要落后多了。”[19]现代派诗人群体，就是进入了这样一个富有现代性艺术层次的人。他们的传统诗观超出了为自身的存在辩护的历史寻找，而具备了为现代诗的发展向古典诗歌探求同气相求的艺术根源的觉识。他们的世界艺术视点已经融入20世纪蓬勃而起的现代潮流。他们是在扬弃西方浪漫主义而接近前期和后期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时候，开始对晚唐诗词的关注的；或者说，是由于对“类似象征派的风格和手法”的晚唐诗词含蓄蕴藉传统的爱好，而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产生“一见如故”之感，从而努力在晚唐诗词中发现传统与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相通的东西，为新诗先锋性探索的合理性寻找自身传统存在的“根据”。观照与转化历史是为了创造艺术现在的需要，废名等人“晚唐诗热”的文化选择及其中所包蕴的审美内涵，因此走近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历史空间，具有更加鲜明的现代性需求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