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中国进行研究设计需要情境化

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当中。情境包括特定研究所处的物理的、政治和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环境以及组织环境（图4列举了国家层面的情境因素）。情境化在管理研究中越来越重要（Johns,2006），它是在中国进行本土研究的关键要素（Tsui,2006）。

首先，情境是影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来源。无论分析单元是个人、群体、组织或行业，都有一个更大的情境在影响该分析单元，并且也被该分析单元所影响。近来，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对“丰富度”（richness）（Weick,2007）的呼吁以及一些期刊要求提交研究的情境描述，都证明了日益增加的对情境的兴趣和强调。

其次，情境是本土化研究的关键要素。的确，如果我们选择关注在西方文献中流行的主题，并且使用在西方情境下已发展良好的理论和测量，这看起来很诱人并且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容易。但是，聚焦于西方流行的主题，而忽略来自于情境中的问题，我们就冒着没能问正确问题的风险（Of ori-Dankwa and Ricks,2000:173）。而且，来自于西方情境下的理论和测量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在处理中国的现象，在推动管理知识的进步的时候却是不够的。例如，虽然结构洞理论（Burt, 1992）和弱关系理论（Granovetter, 1973）是社会网络研究中的主流理论，但是，Xiao和Tsui（2007）发现，结构洞和弱关系是基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它对于类似于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并不适用。虽然组织公民行为是一个有效的构念，人们已普遍接受它是由利他主义、公道作风等维度组成，但是，Farh, Zhong and Organ（2004）采用归纳的方法发现，人际间的和谐在西方文献中并没有作为组织公民行为的一个维度，但它却是中国情境下所特有的。这些都是对中国管理文献的贡献。的确，情境化对于在新的情境中产生有效的知识是重要的。

国家、行为、组织、工作群体和人际层面的属性都组成了研究中的情境。在中国设计研究，选择研究现象、发展解释现象的理论、进行测量甚至决定研究方法时，情境化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

3.1 情境化的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决定研究什么。我们鼓励研究者将思维方式从“从外向内”（outside in）转变成“从内向外”（inside out）。换句话说，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在现有的西方文献中已有的流行的主题或现象（从外向内），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问一些中国的公司，管理者和员工所特有的或重要的正确的问题（从内向外）。这种方法要求对情境有深厚的理解。例如，Xin和Pearce（1996）提出，在一个不发达的法律系统内，公司如何获取支持和保护，这是一个与西方情境不相关但对于中国企业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接下来研究“关系”，即个人联系，并且认为，因为中国的法制系统不够健全，中国的高管们依赖关系作为正规制度支持的一种替代。

第二种方法是理论的情境化。它从直接应用西方情境下已有的理论转变为创建适合中国情境的新理论。西方理论基于一系列假设和逻辑，这些假设和逻辑可能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化和制度环境，适当地应用西方理论要求准确地理解理论的发源地和新情境下的假设条件。创建中国情境下特有的新理论既要有本地知识，也需要概念化的能力。例如，来自于新兴经济的跨国企业积极地从事国际扩张：它们为什么和如何进行国际扩张呢？大多数现有的理论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来自于新兴经济下的跨国公司比西方的跨国公司更具有进取心，并且采取风险更大的途径？Luo和Tung（2007）发展了“跳板观点”，并且从新兴经济下的公司和制度属性两个层面系统地解释了跨国企业的动机、触发因素和促成因素、战略和活动、风险和规避方法。

第三种方法是关于构念效度的，也就是测量工具的情境化。翻译西方文献中现有的测量工具，然后对其进行反译（Brislin,1981）是一个好的出发点。然而，它不能保证在西方情境中开发的构念在中国情境下也有意义。例如，在上文提到的Farh等（1997）的研究当中，常用的组织公民行为构念在中国情境下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和维度。使用本土化研究方法，他们开发了中国情境下所特有的组织公民行为测量工具，其中包括西方情境下所共有的维度，也包括一些中国情境下所特有的维度。在本书第十一章，Farh更广泛地讨论了在中国管理研究中开发有效的测量工具的不同方法。

最后，方法论的情境化将是一个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那就是从“改良旧工具”转变到“开发新工具”。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情境下开发新的方法论来观察、记录和分析数据。本书中讨论的所有方法（第五章到第十章），包括问卷调查、实验、准实验、档案数据和案例研究，都是在西方情境下常用的方法，它们在中国情境下产生有效数据的功用应该被仔细斟酌。例如，中国倾向于避免极端的情况，因此，在回答调查问卷时倾向于选择中间的得分，或在访谈时避免极端的回答，这些都阻碍了辨识数据的真实变异的可能性。在中国从事研究的勤奋的研究者们需要知道当前这些方法的限制，在必要的时候修正他们以适合情境的需要，并且在可能或者必要的时候创建新的方法。

3.2 对情境敏感的两类研究

情境化通过两类对情境敏感（context-sensitive）的研究对全球管理知识作出贡献：嵌入情境研究（context-embedded research）和特定情境研究（context-specific research）（Tsui,2004）。两种类型的不同主要体现于情境在理论和方法中的角色上。

嵌入情境研究（context-embedded research）利用国家层面的特征（如文化、政治或经济系统）的差别作为先行变量或调节变量来解释不同国家中的组织或个人现象的方差。这种研究类型通常利用现有文献中的构念和理论模型并且在新的情境中检验它们。不同情境背景下的构念或理论模型的差别被归因为情境所致。例如，Cullen, Parboteeah和Hoegl（2004）研究了28个国家的不道德行为（unethical conducts）。他们使用国家文化价值观，如成就、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金钱至上的物质主义来预测管理者对普遍被认为有违伦理的行为寻求合理解释的意愿。该例中，国家层面的特征被认为是先行因素。另一例子中，Hui, Au和Fock（2004）研究权力距离对工作满意度和授权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他们发现，工作满意度和授权之间的关系在权力距离低的文化中要比权力距离高的文化中更强烈。

特定情境研究（context-specific research）关注在新情境下的现象，这些现象对西方研究者来说是不熟悉的。这些研究通常是本土化的，只研究一个国家，要解释的现象和理论当中隐含情境。例如，Boisot和Child（1996）在中国研究了网络资本主义，这是在西方情境下和以前的文献中都不存在的。他们发现，在中国，网络资本主义的出现与以前的国家命令式系统的分权化同时发生，两者都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情境所导致，当时的中国只具有有限程度的法律制度规则，公有产权与经济交易组织并存。本例中，情境没有被看成是先行变量或调节变量，而是隐含在产生的现象和理论当中。

为了对全球知识作出贡献，为了促进学术的对话，嵌入情境研究和特定情境研究都应该与现有的文献相联系，这一点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而实现：使熟悉的变得新颖（making the familiar appear novel）和使新颖的变得熟悉（making the novel appear familiar）（Whetten,2002b）。

使熟悉的变得新颖可以从情境外部的研究者所熟悉的构念或理论开始。研究者们用情境化的研究过程来发现当地有意义的维度，这些维度可以添加到现有的构念上；或者发现新的机理或解释来修正现有理论。上面提到的在台湾进行的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Farh et al.,1997），就是将熟悉的变得新颖的很好的例子。Farh和同事一起，以一个现有的大多数研究者都熟悉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定义着手。然后使用归纳法识别台湾的组织公民行为，找到一些在西方文献中不存在的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

使新颖的变得熟悉可以将研究定位为对现有理论的某一部分作出贡献，并且使用熟悉的概念解释新的印象。上文提到，Boisot和Child（1996）研究了中国的网络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关注西方情境的研究者所不熟悉的新的现象，然而，Boisot和Child使用现有文献中关于社会系统、经济结构和公司治理等的熟悉概念来解释这些现象。

嵌入情境研究和特定情境研究都能对全球管理知识作出贡献。在嵌入情境研究当中，我们通过找到不同情境中的差异而发展出具有情境边界的知识。如，Cullen等（2004）发现非伦理行为在28个国家中存在差异。通过找到情境之间没有差异，我们发展出不受情境限制的知识。如，Spector等（2002）发现控制中心（locus of control）和生活质量（well being）之间的关系在24个地区或国家具有相似性。在特定情境研究当中，通过开发一些该情境所特有的构念或模型，我们开发出该情境特有的知识，这也对全球管理知识有贡献，并推动未来的嵌入情境研究。

然而，只有研究的质量很高，即遵循严谨的研究设计，情境化和情境化研究才会对全球管理知识有所贡献。我们希望本书所描述的技巧和知识能够推动设计严谨的研究，以达到国际上高质量期刊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