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生死观

生与死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生观问题之所以有意义，人之所以要追求生的意义，正是由于人要死，假如人一直不死，考虑生的意义就不大了，因为好活赖活都在活着。中国传统人生智慧在生死问题上，也主要体现出儒家与道家两种不同的生死观。儒家由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所决定，在生死问题上就是讲生死都要有意义，要生以益世，死以载义。而道家则坚持生死自然的认识，要求人们采取达观生死的态度。尽管如此，但儒道两家却都主张在人生的常态下，人们还是应该珍惜生命的价值，养生有方。

第一，生以益世，死以载义。

正如前述，儒家的人生观是一种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因此，他们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特别强调生死的价值与意义。人活着不在于生命长短，不在于穷达忧乐，而在于有意义，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生以载义。孔子说得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为了理想与道义，不惜奉献生命。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有益于世界，有益于人世。只要活得有意义，哪怕活一天，也比庸庸碌碌地活几十年有意思。一个人的生命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就在于仅仅是为自己而活还是为了他人和社会而活，是不是能做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语）。当面临死亡考验的时候，也要死以载义，不能因为死亡的危险而失去道义，该死的时候要敢于死，正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人一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和理想就是达到“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虽然都难免一死，但人的道德、功业、学说却可以是不朽的，因此，人要追求的生死的最高价值就是在有限的生命里做出不朽的有益贡献，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在生与义遇到矛盾时，要“成仁取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总的来说，儒家的生死观是相当积极的。

第二，生死自然，达观生死。

这是道家的生死观。道家把生死看成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就像庄子所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庄子·知北游》）生和死一样，死了以后才有生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的生命确实也是这样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人不必贪生怕死，生命必然终结，死也必然到来，这是一种自然规律，谁也不能例外，什么也改变不了。因此，人不必恋生，也不能怕死，要抱着一种客观平和的态度即一切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对待生死——道法自然。正如古人钱泳所说：“生而死，死而生，如草木之花，开开谢谢，才有理趣。”（《履园丛话·神仙》）如果一个人活一万年，这世界上都是些老头子、老太太，还有什么趣味？如果说人能长生不死，就更没有意思了。因为那时活着就是活着，活着不再有意义的追求。程允升在《幼学琼林·疾病死丧》中也说：“福寿康宁，因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有福有寿，健康安宁，谁都愿意，但死亡疾病谁也免不了，因此，要以自然心、平常心来对待生死。

既然生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事件，道家主张把生死看透，重超脱，听顺万物自生自灭，人要超然地、乐观地看待生死，对生死，不能整天耿耿在怀，寝食不安。死亦不忧，生亦不喜。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当我在思考死的问题时，我仍然活着，当我不能思考死的问题时，我已经不在了。因此，人不能因为有“大限”而忧心忡忡，要快乐地活着。庄子之所以在其妻子死亡时还能“鼓盆而歌”，就是因为他对生死抱持这种生死自然、达观生死的超然态度。

在此，我们应注意道教与道家学说是不同的，其实，道教在生死观上是继承了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求长生的欲望，它追求长生不老，人能活到几百岁、几千岁成为神仙，民间传说的“八仙过海”就是一例。虽然道教所追求的“求长生”、“求仙”固然不能成真，但其所创造的一套养生健身之术，有些如太极拳、练剑、气功等颇有益于人的健康。

第三，珍惜人生，养生有方。

无论是采取一种生以载义的生死观，还是达观生死，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生命，人在正常情况下无不希求延年益寿，这是自古以来人们的祈求和向往，并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古贤所说的“养生”，包括“养心”（养神）和“养身”（养形）两个方面的统一，方法也各异。其智慧与思想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修德养心”，具有明显的儒家传统；“恬静养神”，主要是道家的传统；另外，养生当使“形与神俱”，因此，还应“节欲养身”。

其一，修德养心。古贤把德性修养作为“治气养心之术”，视为“养生之第一要”，“养心之第一法”。

《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如何理解“仁者寿”呢？一方面可以将此看做是孔子与儒家的一种价值信念，即坚信有道德的人必能长寿，所谓“故大德……必得其寿”（《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仁者寿”的价值信念又是与“德者福”的信念相联系的。而“寿”则被儒家的经典《尚书》列为“五福”之首：“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老）终命。”任何一种价值信念总是要有一定的科学根据，但是否信仰对一种价值选择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笔者对儒家的“仁者寿”是深信不疑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也可以说是人们长期观察到的一种人生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乐于助人、处处行善、与他人融洽相处的人，尽管终日辛勤劳作，粗茶淡饭，却活得健康长寿；相反，那些心怀恶意、争长论短、损人利己，与他人不能融洽相处的人，往往患病率高，寿命也比较短。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多做好事，多为别人着想，积善成德，其身心就处于一种和谐的境地，良心安宁，泰然处之，就会感到越活越有意思，越活越有精神，这自然是健康长寿的首要条件。

从另一方面，“仁者寿”也可以看做是儒家的一种心理养生观与养生方法，即通过修德而养生并获长寿。为什么修德就能长寿呢？在孔子看来，道德高尚和性格开朗的人，其心理不会患得患失，这样就能免除各种焦虑烦恼，经常保持乐观的情绪状态，即“仁者不忧”（《论语·宪问》），“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由于在孔子看来，“德”的核心思想是“仁”，于是，他提出了“仁者寿”的命题。正因为仁者“不忧”，君子坦荡，因而仁者就会喜欢山之敦厚，就会守静持一。正如董仲舒所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静，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成其身。”（《春秋繁露》第十六卷《循天之道第七十七》）程颐说：“仁者寿，以静而寿。”（《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伊川先生语八上》）“人能克己身无患，事不欺心睡自安。”（马致远《岳阳楼》词）吕坤在其《呻吟语》中也指出：“养德尤养生之第一要也。德在我，而蹈白刃以死，何害其为养生哉？”这是说养生与赴义并不矛盾，养生要旨在养德，不在单纯延长寿命。他还说：“仁者寿，生理完也；默者寿，元气定也；拙者寿，元神固也。”“置富贵、贫贱、死生、常变于度外，是养心第一法。”

史书称，尧和舜都长寿，这同他们仁爱慈善、为政以德不能说没有关系。我国最早的医典《黄帝内经》就已认识到道德高尚的人易于长寿。其《素问》篇说：上古之人“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还认为，中古之人寿命长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他们“淳德全道”。唐代“药圣”孙思邈也从医学角度提出了“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的理论，而主张人们要修身养性以养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养性序第一》）宋代哲学家邵雍也说过：“始知行义修仁者，便是延年益寿人。”曾国藩曾说：“观于田夫家父，终岁勤劳而少疾病，则知劳者所以养身也。观于舜、禹、周公，终身忧劳，而享寿考，则知劳者所以养心也。”（《曾国藩全集·杂著》）

有趣的是，现代医学也认为善恶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美国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对3000人进行了长达14年的调查，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共同就这个问题调查了加州阿拉米达地区7000人，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同。从心理学角度讲，一个乐善好施的人，能激发人们对他的感激、友爱之情，从而获得内心的温暖和满足。“有德容乃大，无私心自安”，大大缓解了生活中出现的焦虑和不适。从人体免疫学的角度看，乐善好施，常做好事，有益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良好的人际感受有助大脑生产有利于免疫系统的化学物质。

“仁者寿”表达了儒家对道德与人生的乐观主义信念；儒家重视养生之道的探索，体现了儒家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视。《周易·系辞下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性人为贵。”“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从这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是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但是儒家重养生并不仅仅是为了长寿，而是为了去实现他们所主张的人生价值和社会抱负。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是实现理想的前提，孔子说：“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礼记·儒行》）养生以准备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作为，这是儒家养生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儒家追求养生长寿的首要动机。同时，在儒家看来，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养性与修身。儒家虽提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但只要“成仁”与“养生”不发生矛盾，儒家还是很重视养生的。这与老庄之道家的养生观是不同的。道家主张养生是第一位的，其余之事（包括“帝王之功”）均是次要的事情。《庄子·杂篇·让王》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那种一味贵己重生，甚至“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人生态度是不可取的。

那么，“仁者寿”与“杀身成仁”是否是矛盾的呢？笔者认为是不矛盾的。这是儒家应对两种人生境况的不同选择，但都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追求。当人生处于常态时，每个人都应修身养性以养生从而获得长寿，这样可以获得自身的长寿幸福，也才可以孝敬父母、光耀家族、忠君报国、治平天下。但当一己之生命与道义责任相矛盾，甚至出现了尖锐对抗的情景时，那么就要舍去一己之生命而成仁取义。正如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仁者寿”体现了对一己之现实生命价值的珍视，而“杀身成仁”则是对生命的社会意义和精神的、永恒的价值的重视与追求。诚然生命对每一个个体都只有一次，因而是极其宝贵的，但是当天下兴亡、民族大义、家族责任、德之操守需要牺牲这种个体生命时，自觉地献身以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人生之“不朽”与永恒，这不仅不是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反而是对生命价值的提升与超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语）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也培养了为数众多的仁人志士，推动了民族的发展繁荣，也弘扬了他们个体生命的价值，使他们青史留名，使其精神生命实现了永恒。

“仁者寿”与“杀身成仁”从不同方面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生命的智慧选择。对于普通人的平常人生来说，“杀身成仁”的选择境况是不多见的；而“仁者寿”的价值信仰与修德养性以求长寿之法则对每一个普通人的现代人生实践仍具有宝贵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其二，恬静养神。这主要是道家的传统。其要点在于少私寡欲，恬淡虚静，保护“真气”，爱惜精神。《老子》十九章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素、朴，皆指未经雕琢加工的原始材料，喻智欲未开的人的天性。此句意谓保持人的素朴天性。在第五十九章，老子还说：“治人事天莫若啬。”这是说治理国家和养生，最重要的莫过于爱惜精神，老子认为这是养生的一条重要原则。庄子也说“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庄子·在宥》）。他还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庄子·刻意》）清静其心，确为养生之要旨；情绪大喜大怒，则是对人的精神元气的很大损伤。嵇康也认为：“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嵇康集·泰族训》）名医孙思邈说：“心若太费费则劳，形若太劳劳则怯，神若太伤伤则虚，气若太损损则绝。世人欲识卫生道，喜乐有常嗔怒少。”（《孙真人卫生歌》）诗人白居易诗云：“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此外，“人之受用，自有剂量。省啬淡泊，有长久之理，是可以养成寿也”（罗大经《鹤林雨露》卷六），“酒色之类，使人志气昏酣荒耗，伤生败德莫此为甚。俗以为乐，余不知果何乐也？唯心清欲寡，则气平体胖，乐可知矣”（《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二），都是说要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就要清心寡欲，不仅如此，在精神上对外在的功名利禄、荣辱得失也要看得淡，要做到“宠辱不惊，肝木自宁；动静以敬，心火自定；饮食自节，脾土不泄；调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神寡欲，肾水自足”（汪汲《座右铭类编·摄生》），要做到“世俗烦恼与，要耐得下。世事纷扰处，要闲得下。胸怀牵缠处，要割得下。境地浓艳处，要淡得下。意气忿怒处，要降得下。”（金缨《格言联璧·存养》），因为“恼一恼，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钱大昕《恒言录》卷六）。总之，道家的养生之道重在强调精神的清心寡欲，不为外在的荣辱得失和善恶是非所动，这样可以在一种恬淡宁静的心态中保持平和之心，不劳神伤神，必将大有利于养生。

其三，节欲养身。如果说上面两方面都说的是养心或养神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个问题是要讲养身或养形。如果说对如何养精神生命（心或神）方面儒道两家有不同的理论和做法的话，那么，在养肉体生命上两家可是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节欲养身。其基本原则是节欲、适欲，达到感性欲望的“中和”状态。如“食欲有节，起居有常”，“莫大忧愁，莫大哀思”等都是这一原则的具体化。《论语·季氏》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管子·形势解》中说：“起居时，饮食节，寒署适，则身利而寿命益。”《庄子·达生》中说：“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者，过也。”《吕氏春秋·本生》中说：“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黄帝内经·素问》），不能纵欲，“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史记·滑稽列传》）。“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汉书·艺文志》）“养性之道，莫久行久坐、久卧久听，莫强食饮，莫大醉，莫大愁忧，莫大哀思。此所谓能中和，能中和者久必寿也。”（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名医孙思邈在其《千金翼方》中说：“耳无妄听，口无妄言，身无妄动，心无妄念，此皆有益老人也。”“行住坐卧，言谈语笑，寝室造次之间，能行不妄失者，则可以延年益寿矣。”人有生，必有欲，如果没有正常的欲望满足，则人之生命不能存活，生命也会失去其诸多生趣，但又不可纵欲，纵欲必然伤身，因此，要养身必须节欲，满足正当需要，而去除过分的贪欲，因为“精神有限，故嗜欲要节制，言语要简默，凡事要收敛，精神不漏则作用有力”（李惺《冰言》）。这种节欲养身的养生之道已经为医学科学所证明，我们现代人害病伤生，许多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人的贪欲使人吃得多，营养过剩，从而得了很多病如肥胖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另外吃了一些不该吃的动物，而把病菌带给了人类。因此，古人的“养生之道”对于现代人还是很有益的。

总之，生与死是人生最重大的选择，中国古代哲人在这方面的智慧对现代人仍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儒家重视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思想激励着很多现代中国人勤奋拼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以实现某种理想和事业，不仅是为了自己的人生幸福，也是为了民族的复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甚至有很多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为了民族的解放“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可以说都受到儒家生死观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一种激励因素，鼓励人们在现实人生积极奋斗，而道家的达观生死、道法自然的生死观则是一个解压阀，对于人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安祥平静地对待生死，曾经发挥过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而儒道两家重视养生养心养德的思想更对我们现代人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民众实际上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养生和健康的问题了。人们的养生意识空前自觉，有人说，现在要学两种知识，一是谋生的知识，一是养生的知识。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古人关于珍惜人生、养生养德的思想对我们更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值得我们吸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