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一、我们的任务[1]
我们这门课程的任务在于，用一些比较随意的思路对历史观察和历史研究[2]方面的一系列现象和观点进行审视。
首先，我们将以引言的形式阐述包含在我们所做的考察范围内的内容。然后，我们将论述国家、宗教和文化这三个大潜能。接下来，我们将论述这三大潜能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处于变化状态的文化对国家和宗教两个相对稳定的潜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转而考察整个世界进程中一些骤变的问题，即有关危机和革命的学说；只要危机和革命来临，多种变化会突然间暂时地交织在一起，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牵连，即出现了人们可以称之为暴动说的决裂和反动。再接下来，我们将谈论杰出的个人是如何在世界历史的变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这些个人当时的动机和意志在这些历史变化过程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最后，在有关幸运和不幸的章节里，我们将考察迄今为止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理想化的评价，以便我们在考察世界历史的时候能够保持客观的态度。
我们的动机并不是想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对历史研究做一个介绍，而是从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对于如何学习历史的问题给出一些提示。
此外，我们力求避免系统性的问题；我们并不试图对世界历史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是满足于观察，并且从不同的角度提供历史事件和片段的横切面；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不谈论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说起来有点像半人半马的怪物，是一种明显的自相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o），因为，历史的本质在于以协调的方式进行整理，因此它有别于哲学，而哲学的根本在于以归纳的方式进行概括，所以它也不同于历史。
假如我们在详细地论述历史之前谈及哲学的话，那么我们应当说，在直截了当地深入普遍的和重大的人生之谜的时候，哲学具有历史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因为历史只能片面地和非直接地从事这项工作。
不过，我们所说的哲学应当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亦即一种无先决条件的、拥有属于自己的研究方式的哲学。
人如何用宗教的方式解决人生的重大谜团，这属于特殊的研究区域，并且是人所具有的特殊和内在的能力。
就迄今为止的历史哲学而言，它的特性在于，它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给人提供纵向的切面，因为它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追溯历史。
历史哲学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并且是在一种极其乐观的意义上，确认关于世界发展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程序。
这实际上就是黑格尔（Hegel）在他的《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一书中所持的观点。他说（第12页以下），哲学所引入的唯一的概念无非是简单的理性的概念，即理性主宰世界，因此世界历史实际上也是一段以理性的形式运作的过程，因此世界历史的结局也必须（原文如此！）是理性的，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的理性和必然的进程。这一切都需要用事实来证明，而不能空口无凭地声称。他谈到了（第18页）以永恒的智慧为目标的观念，他把自己的这种观念当做一种类似于神正论的观点提出来，并且认为，人们凭借认识的肯定性可以把消极的东西（通俗地说是邪恶的东西）降至最低点甚至战胜它；黑格尔发展的基本思想认为，世界历史不过是叙述精神逐渐意识到自身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人类赢得自由的历史：在古代东方，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对古典时期的民族来说，一部分人获得了自由；到了近代，所有的人都得到了自由。虽然措辞比较谨慎，但是黑格尔还是赞成可臻完善性，即著名的所谓“进步”（第54页）。
但是，黑格尔并没有告诉我们永恒的智慧（die ewige Weisheit）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无从知道它的具体内容。这种预想的世界计划只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它建立在错误的前提[3]之上。
所有以时间顺序为基础的历史哲学（Geschichtsphilosophie）都摆脱不了一种危险，那就是在比较有利的情况下，历史哲学蜕变为世界文化史（Weltkulturgeschichte）（历史哲学这个概念此时便具有贬义），而在其他的情况下，历史哲学自诩能遵循一项世界计划，而实际上，它受到前提条件的限制并且含有过分浓重的观念色彩。这些观念哲学家从三岁或四岁开始一直在汲取。
哲学家经常错误地认为，我们的时代是所有逝去的岁月所结成的果实，或者至少是过去的愿望基本实现的结果，我们之前的一切存在其最终目标是指向我们；同时，逝去的一切以及我们的现在一方面为过去和现在，另一方面也为将来而存在。当然，类似的错误不只限于哲学家。
宗教学家看待历史时所持的态度有其特殊的道理，他们当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是奥古斯丁（Augustin）和他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这部书是所有神正论的巅峰之作，不过它与我们所要论述的问题关系不大。
除了教会，其他主导社会的力量或因素也以他们独特的形式解释或利用历史，比如社会主义者把历史看做是人民活动的结果。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从人出发，因为还没有谁以人为根本考察历史。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忍受、进取和行动，构成一个恒定的中心。我们的方法就是审视人的过去、他的现在和他的将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考察有一点病理学的意味。
历史哲学家们把过去看做是与我们对立的东西，视它为我们现在所处的发达阶段的预备期；我们则把历史上重复出现的、恒定的以及特殊的事情看做是我们自身能够感觉得出并且能够认识的东西。
历史哲学家们沉湎于对人类历史开端的猜想，所以他们不能不谈到人类的未来；我们则可以对那些关于人类起源的学说置之不理；关于人类末日的话题，读者也不应当指望我们能够提供一种学说。
我们无论如何应当深切地感谢那些半人马座式的学者。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在历史森林的边缘偶尔与他们打招呼，这也不失为一种乐趣。不管他们曾经遵循怎样的原则，他们毕竟在广袤的森林中开辟出了个别的但宽阔的视野，并且给历史加上了佐料。在这方面，我们只提赫尔德（Herder）就足矣。
此外，没有哪一种方法不是不可怀疑的，也没有哪种方法是普遍适用的。在研究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路子。每个人所走的道路体现了他的精神思路，因此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进他的研究课题，并且根据自己的思路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方法。
如上所述，我们的任务是适度的，我们的研究思路并非形成一种体系，所以我们可以（谢天谢地！）有所舍弃。我们不仅可以绕过那些所谓的人的原始状态，即所有涉及人类起源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人种，甚至在研究同一个人种的时候，我们仍可以把重点放在那些在历史上曾经拥有比较清晰和不可争辩的文化图像的民族。地理和气候对人的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心从东方到西方的转移，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历史哲学家们在他们的导言里所津津乐道的，但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4]，我们可以干脆地跳过它们以及一切涉及宇宙的命题、关于人种的学说、关于古代世界三大部分的地理学说，等等。[5]
在从事各个领域的研究的时候，人们都以追根溯源为出发点，但是这种方法在历史领域却行不通。我们关于历史的许多图像，说到底不过是虚构而已，是从我们的现状而引申出来的映象。这一点在国家问题上显得特别突出。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其有效性因民族而不同，因人种而各异。我们相信可以被看做是起源的时代实际上不过是相当晚的阶段。比如，古代埃及第一个国王美尼斯（Menes）所代表的王权实际上是漫长的和宏大的史前史的继续。而如今，我们却要追问，生活在远古木桩房屋里的人们的处境如何？我们只需考虑一下，我们理解我们同时代和周围的人有多困难，我们理解另外一个种族的人又有多困难。
说到这里，概括地阐述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显得不可回避，而这正是我这本书的宗旨。
精神与物质一样处在变化之中，时间的流逝促使人的表面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呈现不同的外部表现形式；由于这个原因，历史这个题目表现出两条完全一致的基本方向并以它们为出发点：首先，一切精神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在哪个领域感受到的，都具有历史的一面，它们表现为一种变化、一种受到制约的存在、一个转瞬即逝的因素，并且构成对于我们来说无法量度的巨大整体的一部分；其次，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具有精神的一面，这种精神的成分使得发生过的事情有可能永垂不朽。
因为，精神虽然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但是它摆脱了稍纵即逝的命运。
属于精神的东西除了处于经常的变化之外，它们的另一特征就是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来自许多民族和文化共存的事实。这些民族和文化相互之间基本表现为对立或者补充。我们可以在恢弘的人种志学或民族志学的基础上构思一幅巨大的精神地图，这样的人种志学或民族志学当然应该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因素，同时在其有机的整体中设法让所有的人种、民族、习俗和宗教获得应有的待遇。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类历史的某些时期，整个人类的精神活动在表面上或者实际上特别地活跃，比如公元前6世纪从中国一直到爱奥尼亚的宗教运动[6]，以及在路德（Luther）生活的德国和在印度发生的宗教运动。[7][8]
那么，贯穿于人类历史的重大且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是什么呢？首先，人类社会中产生了具有极强的现实合理性的历史性的权威，即各式各样的人世生活形态，如宪法、拥有特权的阶层、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宗教、数目巨大的财富、完备的社会风俗。由这种社会风俗发展出一定的法制观念，后者不仅与前者关系密切，而且顺应时势地发挥其作为维护上述权威的支柱作用。这里所讲的权威之所以成为权威，其原因是它代表了它所处时代的道德力量。在所有的因素中，只有精神是掘进者，它不断进取，永不停止。人世的生活形态的确有一种抵制变化的倾向或能力，但是，不管是因为革命也好，还是因为逐渐的腐烂也好，社会关系的破裂、道德和宗教的没落、人们所担心的毁灭，即世界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不过，精神马上着手创建新的世界，尽管它的外壳过了一定的时间以后会遭受同样的灭顶之灾。
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面对上面所讲的历史性权威，个体一般感到无能为力。他通常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进攻的或者一个防守的团体的随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得以逃脱受奴役的厄运，并且能够从精神层面上克服寄人篱下的想法。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满足，他们挥不去一丝哀伤的感觉，因为大多数人处于臣服的地位。精神能够坦然地对待这种状况是很晚的事情。
上面所说的重大且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促成了历史上的人类生活。人类生活具有丰富的形状，结构复杂，穿戴各种伪装，自愿或者不自愿地摇摆，时而以群体时而以个体作为代言人，时而显得乐观时而陷入悲观——在这种生活过程中，国家、宗教和文化被创建，然后又被摧毁——它时而又变成阴郁的谜团，使得后人借助幻想而不是沉思才能感受到包含其中的昏沉的感情，时而由清晰的沉思伴随，随后又只剩下有关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件的预感。
这就是人类生活。每一代人都在他们各自的时代里不可回避地付出他们的代价。这是我们在下面必须仔细考察的问题。
我们也应当想到我们得益于过去的程度该有多么深，过去构成了我们所拥有的精神上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对于那些能够对了解过去提供信息的材料，不管它有多么间接和微不足道，我们都应当不遗余力地和不计代价地加以收集，一直到我们能够复原逝去的时代的精神地貌为止。每个时代都拥有遗产，并通过认识这一遗产而获得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对后来的时代来说转而又成为历史，即新的遗产。
严格地讲，只有野蛮人才对文化遗产的优点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一直未能破开他们的祖先在遥远的过去所确立的文化外壳。他们之所以处于野蛮状态，是因为他们没有历史，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处于野蛮状态。他们拥有部落传说，并且意识到他们与敌人之间的差别。这些可以被看做是历史的和民族意识的萌芽，但是，他们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就如同他们的人种一直保持封闭一样；事实上，风俗因为拥有诸多的象征而不易改变，假如人们想从束缚他们的风俗获得自由，那么他们必须首先了解与他们相关的过去。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人也放弃了历史。他们虽然无法与旧世界一刀两断，但是却变成了这样一个民族，即他们的文化没有历史的根基。历史的东西就如同废品一样纠缠在他们身上，使得他们无法获得自由。在这方面，比较明显的例子是生活于纽约的富人们的徽章。这些徽章实际上已经沦为加尔文教最荒谬的形式，或者说几乎无异于鬼怪。除此之外，美国人长期从大量的移民所继承下来的就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同时又基本上一成不变的所谓美国式体型。
我们人类拥有精神，而自然赋予了精神认识世界的高超本领。
精神是以理想的形式对所有尘世的东西进行理解的能力。精神在本质上就是理想的，但事物在表面上看来却并非理想。
我们的眼睛类似于太阳，不然的话它不可能看见太阳。[9]
精神必须把它对各种各样经历的回忆转化为自己的财产。过去的欢乐和悲伤无穷无尽，那么现在应该是从中获得理解能力的时候，这一点不仅对人类整体适用，对每个个体也是如此。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是生活的领路人”（Historia vitae magistra）这句我们所熟悉的话就具有了更高和更朴素的意义。借助过去的经历，我们不希望变得精明（免得下一次犯类似的错误），而是希望变得更有智慧（一辈子享用）。
那么，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怀疑主义的呢？对于我们这个其起源与末日无人知晓，而其中间部分又处于经常性变化之中的世界来说，真正的怀疑论不可争辩地有其存在的道理，而宗教在这个方面进行改善的能力则超出了我们的范围。
有时，这个世界里充斥了虚假的怀疑主义，这并非我们的过错；这些虚假的怀疑主义不久就又变得不再时髦。我们应当担心的是真正的怀疑主义太少。
在我们的考察过程当中，我们将公正地对待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真、善、美的东西。真和善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它们被打上了时间的烙印并且受时间的制约；就连良心都是依时间而定的；但是，人们献身于在当时看来是真和善的东西，特别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这无疑是非常崇高的举动。美的东西能够超脱于时间的流逝和时间的更替，从而形成独立的自我世界。荷马（Homer）和菲迪亚斯（Phidias）的作品至今仍然是美的，而那个时期人们关于真和善的观念与我们现在则有很大出入。
我们所进行的沉思不仅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它同时也是我们强烈的需求；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受到各种限制同时还置身于宽阔的必然性河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沉思对我们意味着自由。
在论述过程中，我们当然会随时谈及我们人类作为整体以及每个个体在认识活动中所表现的能力的欠缺，以及影响和危及认识的因素。
首先，我们应当考虑到认识与意图这两个对立点之间的关系。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的认识活动不免要受到意图的左右，即我们为何进行认识活动，因为在许多时候，这些意图看上去好像是流传下来的材料中所固有的。此外，影响我们的认识的成分还有我们所处时代的和我们个人的意图，这是阻碍认识的最为可怕的敌人。最清楚的例子便是，一段历史离我们所处的时代越近，我们就越觉得它有趣。事实上，不是那段历史本身变得更有趣，而是我们对它更感兴趣罢了。
尽管我们不断地把目光投向未来，就人类整体以及每个个人的命运来说，未来也充其量是一片模糊。无数往昔岁月的线索延伸到未来之中，这些线条清晰可见，并且我们也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但是我们却无法跟踪它们的去向。
假如想让历史在解决重大且严重的生命之谜的过程中起到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作用，那么我们必须撇开个人的和暂时的担忧和顾虑，以免自私模糊了我们的视线。通过远距离地、静静地观察，我们或许能够对于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处境做出初步的判断。值得庆幸的是，在有关古典世界的历史中，我们相当详细地了解文明产生、繁荣和衰落的重大过程，以及伴随这些过程的思想、政治和经济状况。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雅典的历史。
上面所讲到的意图特别喜欢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结果，当人们设法认识他们的家乡或祖国的时候，正确的认识往往受到这些伪装起来的意图的严重挑战。
毋庸讳言，每个人都能够从他故乡的历史中找到永远让他骄傲的东西。了解并保存这些珍贵的东西，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一种纠正性的措施，应该由其他专门的学科来对故乡的历史进行研究。因为，故乡或家乡的历史不仅与我们的愿望和忧虑密切相关，而且我们在考察它的时候容易不知不觉地偏离认识而向意图倾斜。
看起来，我们理解故乡的历史毫不费力，这是因为我们极力迎合它的缘故，而这种迎合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盲目的。
我们怀抱的爱国主义与偏爱故乡的情结如出一辙，它表现为轻视其他的民族。正因为如此，它偏离了真理的轨迹。有的时候，所谓的爱国主义不过是一些人在自己同胞中进行的拉帮结伙的活动，其目的有时就是伤害其他人。大众媒体就是在这种活动过程中产生的。
关于爱国主义的问题产生了许多激进的形而上的概念，它们试图对爱国主义所包含的善良和正义做出一个激进的定义；落到该定义之外的言行当然被断定为叛逆罪。尽管如此，人的生命其实可以在最为简单的平民生活中度过，即一切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
除了盲目地歌颂自己的故乡之外，人还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且更加重要的义务，那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能够辨别是非的人，一个视真理和精神高于其他一切的人，一个基于这种认识进而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真正义务的人，假如这种意识没有同他的禀性一起生来就有的话。
在臆想的领域里，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自己与其他人之间架起通天高的隔板。分布在这个地球上的可贵的精神财富实在太少，因此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很少有哪个民族可以说：我们能够完全自给自足，或者退一步说：我们就喜欢自家产的东西；人们现在不能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产品实现了工业化，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在产品的质量、关税和运输价格同样的情况下首选便宜的东西，或者在价钱一样的情况下首选中意的东西。在精神领域，人们应当也必须向高处攀登，一直到极点。
真正的有关祖国历史的学习因而不能是孤立的，它必须同世界历史和相关的国际法相对照和相联系。一个国家的历史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曾经在一样的日月星辰下兴衰，他们曾经经历过同样的危险，曾经有过同样黑暗的年月以及共同的和伟大的传统。
通过旨在认识历史真面目的努力，我们最终有必要取消世界历史中“幸运”和“不幸”的概念，或者至少对它们进行必要的修正。至于我们为什么应当这样做，本书的最后一章将专门论述；下面我们首先要谈论的不是历史研究中可能伴随的不足和危险，而是我们这个时代为研究历史所提供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