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雅各布·布克哈特的生平和著作
耶尔恩·吕森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被认为是19世纪德语国家中与兰克（Leopold Ranke，1795—1886）、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齐名的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他属于标榜为“历史至上主义”（Historismus）的研究学派，但他同时对20世纪的历史及其历史思想有独到的预见。对于由来已久的对社会进步持乐观态度的思想，布克哈特表现出了强烈的怀疑态度，他当时已经预感到一场大危机即将把欧洲创造的文化成就付之一炬。此外，他尝试着把人类学当做历史思维的基础，并以此来代替历史哲学，从而发展了考察历史的新方法。布克哈特在体验和解释历史的过程中始终以欧洲为中心，但是他对历史变化的动力以及历史知识的能动性和成就所做的透视超出了欧洲的范围，并且对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布克哈特认为，历史是充满危机的事件的综合体，人一方面不间断地受到来自这些危机的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尽管时间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人却能够借助他的精神在人类社会的时空中获得认知力并保持独立的主体。
布克哈特出生于巴塞尔一个政治地位极高、非常富有的贵族家庭。从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来，他的家族成员中很多人曾经是市议会成员、市长、金匠、工厂主和法学家。布克哈特的亲属中也有不少人成为著名的学者：约翰·路德维希·布克哈特（Johann Ludwig Burckhardt，1784—1817）对近东地区进行了以研究为目的的游历，并且留下了在文化历史方面极具价值的记录；卡尔·布克哈特（Carl Burckhardt，1869—1935）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他对中美洲和南美洲进行了深入的野外考察；卡尔·雅各布·布克哈特（Carl Jacob Burckhardt，1831—1974）是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他曾经担任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和瑞士驻巴黎代表。
布克哈特的父亲和祖父都曾经在巴塞尔担任新教牧师；布克哈特的母亲来自巴塞尔另外一个名门望族。布克哈特于1818年3月25日生在巴塞尔，并在那里就读中学。1836年，布克哈特在巴塞尔大学注册，所选专业是历史和哲学。不过，为了尊重父亲的愿望，他于1837年初改学神学。1839年，布克哈特转学到柏林，并且专心学习历史和语言学。兰克、德罗伊森、格林（Jacob Grimm）、博埃克（August Boeckh）、库格勒（Franz Kugler）等大师开设的课程引起了布克哈特极大的兴趣。1841年，他去波恩大学旁听一个学期的课，受到了法学家、德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维尔克（Gottlieb Welcker）的强烈影响。在兰克的建议下，布克哈特撰写了研究马尔泰勒（Karl Martell）和霍赫斯塔顿（Konrad von Hochstaden）的两篇学术论文，并且于1843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柏林回到了巴塞尔。布克哈特利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去巴黎收集资料，并且在此基础上，以瑞士反宗教改革的过程为主题对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历史作了专题研究。凭借这部学术专著，布克哈特于1844年在巴塞尔获得了在大学执教的资格，并且于同年回到巴塞尔担任保守的《巴塞尔日报》的编辑。他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矛头直指自由主义和政治倾向极其浓厚的天主教。这些文章反映了作者根深蒂固的保守的世界观，他至死也没有改变这种态度。
为了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布克哈特于1846年放弃了编辑的工作。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先后两次游历罗马，并且去柏林参加了对他的导师库格勒编写的文化史手册的修订工作。这段时间应当被看做是布克哈特独特的学术思想形成的阶段。在此之前，布克哈特曾经通过阿尔尼姆（Bettine von Arnim）、朔恩伯格（Schauenburg）二兄弟以及波恩的“金龟子团体”（Maikaferkreis）与浪漫主义后期的思想有过深入的接触，不过在1846年至1848年这段时间里，他基本上摆脱了这个思想的影响。相反，古典主义学派关于古希腊、罗马的想象，尤其是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s）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的著作对他的影响日渐加强。当然，布克哈特并没有停止他对中世纪的研究。在一封于1855年写给布莱纳（Albert Brenner）的信中，布克哈特说：“通过不断地体验美好和伟大的往事，我们的整个精神世界能够处在安详和幸福的状态中。”同时，布克哈特疏远了德国那些专注于政治史的历史学家，逐渐把艺术和文化作为自己考察和研究的对象。到了1860年，布克哈特已经出版了他一生中几部最重要的专著：《君士坦丁大帝时代》（Die Zeit Konstantin des Groβen）（1853）、《向导：意大利艺术品鉴赏导论》（Der Cicerone.Eine Anleitung zum Genuβder Kunstwerke Italiens）（185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1860）。布克哈特后来的著作虽然与上述几部专著一起为他赢得了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的荣誉，但它们是作者逝世以后由他人整理和出版的。在布克哈特死后出版的著作中，最为重要的理所当然是《世界历史沉思录》（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此外还有三卷本的《希腊文化史》（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在后面这部长篇巨著里，布克哈特从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根本危机着手分析西方文明的起源。因为时空范围宽广，布克哈特在年代上采用了宏观的视角。他的笔墨集中在叙述当时典型的生活环境，目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掌握20世纪欧洲特定生存环境的结构性源头。
取得在大学执教的资格以后，布克哈特于1844年被聘为巴塞尔大学编制外的讲师，因此，这一年可以被看做是他学术生涯的开始。4年以后，布克哈特在同一所大学受聘为不拿薪水的非教席教授。在位于苏黎世的一所综合性技术大学聘他为考古和艺术史拥有教席的教授之前，布克哈特曾在巴塞尔多所中学讲授过历史课。在此期间，布克哈特结识了瑞士诗人凯勒（Gottfried Keller）。1858年，巴塞尔大学任命布克哈特为历史学教席教授。此后，虽然先后受到多所外地大学的聘请，布克哈特一一拒绝，到生命的终结，一直定居在巴塞尔。向他发出邀请的大学有布克哈特曾经任职的苏黎世技术大学（1865）、蒂宾根大学（1868）、海德堡大学（1868）、卡尔斯鲁厄大学（1868）、柏林大学（1872）、斯特拉斯堡大学（1875）。其中，来自柏林的聘书是让布克哈特接替他的老师兰克的教席。除了拥有历史学教授席位外，布克哈特还于1874年接受了巴塞尔大学艺术史教授位置。他在生命的末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艺术史的教学和研究上。1886年，布克哈特放弃了历史学教授职位。由于慢性哮喘病的缘故，布克哈特不得不于1893年从艺术史教授位置上退休。1897年8月8日，布克哈特在他位于巴塞尔圣阿尔班近郊64号的寓所与世长辞。
布克哈特一生没有结婚，并且至死无法长时间地离开巴塞尔这个偏远的小城。初看上去，这有点儿让人想起那位远离尘世专心从事学问的康德（Immanuel Kant）；与后者不同的是，布克哈特还致力于大学教学工作。在1863年写给诗人盖贝尔（Emanuel Geibel）的一封信中，布克哈特说：“我不想再花时间出版书了，因为我认为我的时间在教书过程中得到了更好的利用，换句话说，我讲述我自己和我的感受，而不是谈论别人。”另外一个与康德不同的地方是，布克哈特天生具有艺术细胞，他喜欢画画和写诗，并且参与巴塞尔的社交活动。在1864年写给诗人海泽（Paul Heyse）的信中，布克哈特写道：“对我来说，最为惬意的莫过于晚上8点以后在咖啡馆里（应当是酒馆）或者大家凑在一起闲谈，或者星期六晚上到附近的村子里过夜，接着在星期天下午继续远足以尽兴。”除了这些家乡范围内的日常往来外，布克哈特同外界的社交和学术活动也相当频繁。他是许多学术团体（1865年成为哥廷根科学院的通信院士，1869年被选为巴伐利亚科学院的通信院士，1884年成为罗马科学院的名誉院士）的会员。不仅如此，布克哈特与同行中的重要人物们保持频繁的书信来往，这无疑提高和加强了他的名声和地位。他去世以后，整理出版的信件多达十卷。布克哈特与康德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拿出大量的时间遍游德国南部，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布克哈特大学时代（柏林大学）的好友金克尔（Gottfried Kinkel）在一封于1850年写给海因里希（Auguste Heinrich）的信中说：“（他）在享受方面非常讲究……简直可以说没有他不知道的。他了解科摩湖（Comersee）岸边什么地方的葡萄最甜；他也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诺斯特拉达穆斯生前主要喝过哪几种葡萄酒。”
Ⅴ序言雅各布·布克哈特的生平和著作布克哈特的著作以同样的深度讨论艺术史和通史，因此，我们把他称为艺术史家再恰当不过了。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时代德语地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有明显的区别，因为这些人把国家政治史当做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些注重政治史的学者认为：历史处在持续的发展过程之中，不仅人们的物质水平在提高，而且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加强。此外，受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经常认为新教和以普鲁士为首的德国代表了这种进步的顶峰。
与他们相反，布克哈特的思想中包含了浓厚的悲观主义因素。很显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布克哈特受浪漫主义历史哲学家拉索克斯（Ernst von Lasaulx）以及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悲观主义哲学影响的痕迹。对布克哈特来说，19世纪并不是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等方面卓有成就的岁月，而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西方的文明以及古代希腊人树立起来的自由观念遭到空前的威胁。他认为，从古代希腊经过文艺复兴一直到19世纪的西方文化传统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危机之中。究其根源有两个，其一是工业化，其二是与工业化有关联的法国革命以来的政治上的变革。在18世纪以来主要由市民阶层参加的革命中，大多数普鲁士—德意志历史学家把民族国家的形成看做是历史的最终目标；与他们相反，布克哈特则以启蒙运动之前的理想主义和强烈的美学眼光来看待问题。在他的著作《向导：意大利艺术品鉴赏导论》中，意大利的艺术品代表了古老欧洲的文化，而这些艺术品的伟大之处主要在美学方面。
当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1869年受聘到巴塞尔大学担当古典语言学教授席位的时候，正是布克哈特这种以美学原则评价和批评社会和艺术的态度吸引了他。尼采非常尊敬地说布克哈特是一个“有智慧的学者”（weise Wissender），称他为“我们伟大、最伟大的导师”（unser groer，groβter Lehrer），并且在其著作中不厌其烦地引用布克哈特的观点或话语。尼采把自己于1874年撰写的著作起名为《历史的用途和滥用》（Uber den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ur das Leben），不难看出，这是他1868年至1873年听了布克哈特所开的课《关于历史学习》（Uber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相关讲义在布克哈特去世以后出版，取名为《世界历史沉思录》），受到启发并进行思辨之后的结晶。
尼采在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历史科学，不过布克哈特并不赞同尼采的观点。在1874年2月25日写给尼采的信中，布克哈特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说老实话，作为一个老师和讲师，我从来没有像有些人表现的那样，为了教历史而慷慨激昂地把它称作世界历史，而是把历史看做是一个入门课，换句话说，我要教给学生的是，他们在日后继续学习任何学科都不可缺少的框架，因为那些学科并非悬在空中。我在教学过程中试图使学生对过去有所了解，但同时又尽量不败坏他们对历史的兴趣，以便他们学会靠自己的能力采摘果实。此外，我也没有刻意培养什么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和学生，我的目标是促使那些听课的人确立一种信念、萌生一种愿望：对每个个体来说，同一件以往的事情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效果；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可以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了解和理解它，并且很有可能从中看到对自身有益的因素。”布克哈特把自己看做是历史教师（Geschichts-Lehrer）。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后半生把主要精力放在教书而不是著书立说上面的原因。布克哈特认为西方文明的危机是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但是他同时相信，我们可以从考察和反思历史中找到克服上述危机的药方。因此，他把历史看做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正因为布克哈特用一种历史—美学的角度考察历史，所以，他能够像一个观看一件艺术品的人一样仔细端详历史。与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不同，布克哈特所关注的不是历史上特殊和个体的东西，引起他兴趣的是那些反复出现或者保持不变的东西，即可以被描写为典型的东西。正因为历史中包含一种永恒和不朽的因素，所以它能够对现今的文化危机起到一种平衡作用，而教育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认知这个永恒和不朽的因素，布克哈特毕生所从事的授课和著书活动也是为了探讨和展现这个因素。
布克哈特这种读史和撰史的方式恰好满足了人文学科在市民社会中应当承担的历史教育的任务。布克哈特并不赞同人们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古老欧洲的文化所采取的否定态度，并且试图在理论的层面上把那些被否定的东西恢复过来。布克哈特展示了欧洲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并且把叙述的重点放在了人类精神在文化创造方面表现出的能量。布克哈特认为，在欧洲古老的文化传统面临丢失的危机之下，重新勾勒这个古老的文化无异于自我反省过程，它必将有助于自我进入自由的状态。布克哈特一方面强调人们通过接受教育从而成为文化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对那种彻底否定教育所拥有的上述功能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在布克哈特的每一部著作里，对文化的描写都有其侧重点。比如他强调文化传承的方式，或者强调传承下来的文化如何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或者强调文化如何才能得到更新、如何才能从它受时间限制的源头创生出恒久的动力。
如上所述，布克哈特特别强调历史所承担的教育方面的责任，因为在他看来，假如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态持续下去的话，欧洲文化必将遭受灭顶之灾。布克哈特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其实是针对当时诸多社会弊端开出的药方。他在书中肯定了戴克里先（Diokletian）和君士坦丁（Konstantin）在政治上巩固罗马帝国的功劳，认为这种政治上的稳定为文化大都市的产生提供了机制方面的必要条件，但是他同时也相信，因为这种政治上的稳定局势盲目地为统治者保全自己的权力服务，所以无法避免最终遭到破坏的结局。相比之下，布克哈特高度评价了基督教早期非政治性的苦行主义，认为它是处在危机中的人类进行自我调节并且协调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之后的成果，它促使古典文化在业已变化了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采取新的生存方式，其深远的影响一直持续到近现代科学的诞生。
在布克哈特看来，文化成就并不一定会随着与它相关的历史时代一起走向终结，但是我们不能从中得出这样一个历史观念，亦即认为我们所传承的古代文化即使在古老的欧洲没落以后仍然可以保持其生命力。在《向导：意大利艺术品鉴赏导论》一书里，布克哈特详细叙述了应当如何继承文化遗产。按照布克哈特的观点，意大利的艺术品代表了欧洲文化的发展进程，并且为现代欧洲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布克哈特认为，历史科学的目的在于帮助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个体；他同时深信，只有当我们从美学的角度考察流传下来的往事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达到上述的目的。像兰克以及那些民族自由主义批评家一样把往事用神学的和政治的方式进行解读，这在布克哈特看来是行不通的，因为，随着人们在神学领域采用了世俗的和历史的研究方法，过去那种以上帝拯救人类的眼光考察往事的手法已经失去了其根基，而且在现今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的境况下，传统完全丧失了它原本应有的效力。回忆历史的活动假如想发挥其促进文化和创造文化的作用，前提是要以艺术作为一条主干来表现历史；在当时极端仇视文化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状态中，人们只有在接受艺术的过程中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因为人们对艺术的接受是以超验的形式完成的。毋庸置疑，文化是人类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但是只有在以艺术的形式得到表现的时候，人类精神才显得那样纯真和源远流长。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品被称为“见证世界历史的实物”（weltgeschichtliches Zeugnis）。假如把那些从人类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艺术品重新放置在它们原来的位置上，我们就可以非常形象地从他们身上看到人类精神的折射。
在当时传统丧失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以上述美学的角度看待欧洲的文化，这种做法虽然不能完全弥补传统所遭受的损失，但是它至少可以被看做是振兴文化的前提条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部书的用意不仅在于培养人们的艺术欣赏能力，而且还在于把这种欣赏能力转化为创造文化的能动性。布克哈特把文艺复兴时期看做是一个激发和培养人再创古典时期光辉成就的年代。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的上述理解实际上是协调了市民阶层的现实生活与他想象中的个体的充分实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部著作里，布克哈特试图劝说人们摆脱狭隘的民族国家的禁锢，把目光转向意大利的艺术品，以便从它们那里欣赏到并且分享属于整个欧洲的文化，以便借此确立和确保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布克哈特以文化史的手法描写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他进而认为，当代的文化是在克服了中世纪的生活形式，并且尊重个人艺术创造力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它已经到了危急关头。
布克哈特认为，只要我们以深思熟虑的态度看待和利用过去的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基础上非常客观地认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和我们自己，并且在精神层面上领会到自由的自我。有鉴于此，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可以被看做西方文化的典范。在那个时代，人们不仅完全按照各自的意愿加工和创造了人类的文化传统，而且这种自主成为日常生活中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简言之，主观上的自由与客观上的创新活动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无条件地，但是纯粹为了保存自我和提高自己而诉诸权力，并且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以高度的理性进行精打细算。结果，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市民社会不同的社会阶层，贵族们也开始把实现自身的和谐当做应当追求的理想。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逐渐地把自己的臣民驯化成“没有自我意志的、反抗能力弱的、纳税能力强的群体”，从而引发了许多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但是，由于不少人投身于创造性地复兴古典时期文化的活动，他们遂变成了“不过问政治的自由人士”，并且对欧洲近现代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欧洲近现代的文化才具有了完全客观地对待人的内心世界及其精神内涵的特征。
布克哈特为什么认为欧洲当时的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其原因在于，在他看来，人们多样化的生活形式在文艺复兴时期结合成一个高度统一的文化整体，但是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个整体内部出现了种种矛盾。布克哈特认为，当时的权力机构极其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局面不是为有能力的个体提供了发挥其政治艺术的条件，而是否定了他自由发挥其政治能量的权利。按照他的观点，通过人文教育而消除的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无异于弱化了因政治和社会问题而形成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最终，人们的个性在现存的生活形态中无法再达到众所公认的“极致”，反而与这些生活形态越来越格格不入。工业化导致的传统的丧失威胁到了欧洲文化的生存，那么，如何复兴欧洲的文化，使其免遭堕入野蛮状态的厄运呢？按照布克哈特的理解，唯一的办法是重建欧洲文化的源头，即摆脱了野蛮状态并且自成一体的古典文化。如何避免在回忆历史源头的过程中陷入悲观失望甚至采取遁世的态度呢？在布克哈特看来，进行回忆的人应当有能力把回忆起来的历史的价值转化为自己所处世界的生活现实，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借助回忆这个模式让历史变成一个具有改变现状之潜力的文化酵母，让那些历史的价值在人类精神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构成文化的恒定因素，并且使得一个文化时代的结尾同时成为另外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开头。正是为了达到上述两个目的，布克哈特在整理和加工1872年以来开设的历史理论课程所使用的教案和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希腊文化史》。
在布克哈特眼里，希腊文化是通过实现精神的自由而形成的，因此它意味着欧洲文化的源头。希腊人把自然所赋予的生存状态看做是整个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冲破了由自然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束缚。希腊人的神话和艺术实际上是他们用来在精神层面上调整人世生活的形式。有了这两种形式，他们不需要任何外力，而是完全通过感官上的直观性轻松地确保了自己的价值诉求。因为拥有了上述两种形式，希腊人能够把人类生活的一般结构上升到神圣和艺术的高度；也正是因为拥有了它们，希腊人不需要任何受某个社会阶层控制的强制性机构，也不需要任何由某些人随意篡改的救赎学说。相反，上述两种形式为希腊人提供了成为自由的个体的先决条件，同时在理论上为他们赋予了客观地观察周围世界的能力。希腊人描绘了在和谐且有秩序的大千世界中得到充分实现的人类精神，由此，希腊人培养了受“自由意志”支配的客观地观察世界的思辨能力，并且把它看做是永久的范本。
正因为希腊人在神话和艺术两个方面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智能，在布克哈特看来，希腊人无疑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具特性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值得我们从文化历史角度进行回忆。希腊人所创造的文化成就不应当仅仅成为我们进行文化历史描述的对象，相反，我们在进行这些描述过程中应当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他们对生活和生存条件的态度上。按照布克哈特上述的理解，在历史地重构西方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觉察到西方文化的源头，而且这个源头对重塑西方文明所拥有的重要意义可以称得上自始至终。在《希腊文化史》这部著作里，布克哈特把古典时代当成了我们现代人在赢得自身价值诉求的时候借以踩踏的支撑点。他认为，德国古典主义学派在透彻地分析社会生活现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在的任务是如何在发生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个学派的理论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与德国古典主义学派一样，布克哈特认为，希腊文化之所以对欧洲当时的现状具有典型意义，其原因在于希腊人为我们展现了市民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在当时的欧洲，不少人否定传统的社会生活所拥有的重要意义，在布克哈特看来，只有恢复了它的作用，人们才有可能意识到他们通过斗争获得的自由，同时与市民社会加在他们头上的必要的限制达成和解，要做到这一点，希腊人曾经拥有过的高度的美学欣赏能力必不可少。
在把希腊文化看做西方文化的源头的时候，布克哈特与德国古典主义学派也有不同之处，他与同时代的新人文主义学派不尽相同。新人文主义把古典主义对希腊文化的吸收作为自己认识希腊文化的前提（他们很少使用自己的评价标准和批评能力），并且在历史科学常用的历史的框架中达到教育自己的目的。与同时代研究古代社会的学者们一样，布克哈特并不赞同古典主义把诗艺与人生的充分体现之间的统一加以理想化的倾向，在他看来，这种统一性随着不同的历史条件而显出很大的差别。他对古典时期的语言学和历史学提出了批评，因为它们把城邦诉诸武力的行为看做是促进文化的举动。布克哈特强调希腊城邦的诸多弊端不仅是出于历史的客观性，而且还因为当时在欧洲起主导作用的人文主义者在政治上抱着一种偏见，那就是说，为了让希腊文化对当时的欧洲文化显示出充分的历史价值，这些人文主义者断然拒绝承认希腊城邦中曾经存在过那些弊端。诚然，希腊城邦中存在过不少弊端，但是，希腊人终究冲破了自然界各种限制，从而能够自由地借助神话和艺术的形式看待周围的世界。由此可以推断，在欧洲当时社会状态中，人们对社会弊端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因此，他们势必也能够借助神话和艺术的形式创造出精神世界的辉煌。
在布克哈特所生活的时代，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程度逐渐加剧，而这种不稳定是那个革命岁月的必然结果，因为人们要求摆脱压迫和苦难的愿望汇流成为集体的意志。布克哈特认为，正是这个集体的意志具有废除既有制度或机制的潜能，同时也加强了人们对苦难的敏感度。布克哈特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充分注意到人们对苦难的敏感度；在描写历史事件的时候，他设法让那些战败者和处于弱势的人有发言的机会，以便他们把他们的苦痛加以诉说。布克哈特当然不是促动人们打倒统治集团，他的目的在于想方设法阻止矛盾的激化，以便避免苦难的加深。依布克哈特的理解，法国革命以来的欧洲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一种以绝对幸福为目标的行动不仅不会有所结果，而且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更加专制的统治模式的形成。布克哈特在其著作里回忆了希腊人所经历的悲剧，并且认为那是他们在文化上达到一定高度以后所无法避免的。在他看来，以美学的角度超验地对待自然加在我们头上的束缚，这种做法其实并不能真正消除这些束缚，而是与这些束缚结为一体。人们可以通过加强美学欣赏能力来达到精神上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必须以社会约束作为前提。乍看上去，来自社会的这些约束与上述精神上的自由相互矛盾。布克哈特认为，权力是政治强制手段的集中表现，并且起源于人类早期为了保卫自己而使用武力的天性。与人类在文化方面实现的精神层面的自由相比，权力只能被看做是“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东西。但是，权力又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自我所必不可少的前提。
按照布克哈特的观点，历史科学在复原过去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不应当拘泥于时间顺序，而是应当关注那些人物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历史科学才能称得上完成了自身的任务，才起到了创新文化的作用。在他看来，那些人物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内核，而且历史值得传承的价值也在于此。由此可以说，布克哈特所构思的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暗含着重塑历史科学的意图。应当补充的是，布克哈特对他同时代的历史研究方法持极其怀疑的态度。“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称不上是‘科学’，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方法，至少没有别人所使用的那种方法。”此外，布克哈特还以为，历史思维的科学性与下列因素相关，即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划清流传下来的东西与它们所引起的影响之间的界限。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按照时间顺序检验从过去的岁月流传下来的东西。正因为历史方法论是这样一个玩艺儿，布克哈特认为自己在优化文化史研究方法的时候没有必要进行科学理论的论证。相反，他认为历史是一门超科学的学问，因为历史的根本任务在于描写所有能够从美学的角度感受得到的人类精神活动。
布克哈特认为，历史是对人类生活的写照，因此它可以像一幅图一样可以描画，正如这幅图里包含了所有值得描画的因素，历史所勾勒的线条表达了人类历史上那些或多或少恒定的社会状态。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全新的定义。在这个意义上，对史料的整理和分析应当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恒定的生活形式和持久的社会状态。研究历史的人不应当把重点放在从史料中复原个别历史人物在时间长河中的所作所为，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那些所作所为的前因后果。在《希腊文化史》这本书里，布克哈特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篇章结构，因为在他看来，与希腊人所创造的文化成就的永恒性相比，具体人物和事件在时间上的前后顺序显然是次要的。在他看来，历史人物和事件业已存在和发生过，正因为他们存在和发生过，我们才有可能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他们，但是我们不应当用所谓的方法论来歪曲历史人物和事件，因为这个方法论把历史人物和事件看做是无关紧要的史料，从而否定了这些人物和事件的现实性。“这种特别的描写方式所表述出来的恒定的东西可能就是人类衰老过程中真正的内容，而不再是把被描述的东西当做古董。正是通过这个方式，我们能够认识那些永恒的希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