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代中国，是走出中世纪，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重要的转型与过渡的时代。此间的巨变，政治、经济固是根本，但传统文化实现现代的转换，无疑尤属深层的问题所在。就文化的近代化而言，思想界、教育界、出版界间的良性互动，形成时代的思想解放潮流，又可谓厥功甚伟。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是教育界引领潮流最重要的代表。而就新兴的报纸杂志而言，胡适曾提出一种见解，他以为戊戌时期的《时务报》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才是最重要的代表，革命党的著名杂志《民报》尚不足列其中。这是很有道理的。那么，就出版界而言，我以为其最重要的代表，则非商务印书馆莫属。可以这样说：商务印书馆与《新青年》、北京大学三足鼎立，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重镇。

商务印书馆在戊戌维新运动高潮中应运而起，既成为近代中国出版业最终走出传统，迈向近代化的里程碑；同时也意味着近代国人吸纳西学主要仰仗西方传教士及其教会出版机构的时代的终结，而开启了国人自主传播西学和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对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地位，我不想多说，在这里，我只想强调它有以下三点，尤值今人寻味：其一，现代出版家的胸怀：高瞻远瞩，兼容并蓄。出版家的胸怀，集中表现为远大的视野与敏锐的判断力。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始终与时俱进，自觉紧跟时代潮流，支持新文化的发展。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商务印书馆曾受到新文化运动主持者的尖锐批评，尤其是《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与陈独秀论争并受到后者严辞指斥，影响尤大。商务采取断然措施，劝杜亚泉辞去主编兼职，专任理化部长，不再撰写文章，同时复撤换了一些编辑。这固然是商务印书馆决心刷新，全力支持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表征；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盲目赶浪潮，亦步亦趋，对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和发展中国民族新文化这样重大的时代课题，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事实正相反。我们注意到，商务印书馆一方面大力译介西学，先后编印了《汉译世界名著》、严复译的社会科学名著，林纾译的欧美小说等；同时，对其时正遭新派人物贬斥，甚至主张应尽抛茅厕的古代典籍，也非常珍重。张元济强调要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他主持影印的古籍，如《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道藏》、《涵芬楼秘籍》等，使宋、元善本以及精刻名抄，得以普遍流通。他晚年全力辑校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更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盛事。张元济曾对其好友顾廷龙先生说：“能于文化消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显然，他并不认同新文化运动简单否定传统文化的偏颇。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对主张新文化的各派学者兼容并包，同等重视。1920年初，商务请胡适办“第二编译所”，恰逢梁启超欧游归来，于是又请梁主持编译“新知识丛书”。“就是说在北方成立两个‘第二编译所’，一个由胡适负责；一个由梁启超负责，即共学社”。梁主持的“共学社丛书”是一整套丛书的总名，它包括17种丛书，前后共出80多种，影响甚大。学界长期以来斥梁启超为反对新文化的守旧派，相较之下，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不是更客观和更富有包容性吗！其二，敬业精神。按今天的话说，商务印书馆属文化产业，它需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创造利润，才可能生存与发展。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无疑是成功的企业。但它成功有道，不是靠粗制滥造，短期行为，而是靠源于使命感的高度敬业精神，借精品取胜。人所周知，商务印书馆的一大特色和重要贡献在于教科书的编辑出版。蔡元培先生曾这样赞叹商务印书馆编纂教科书之认真、严谨与一丝不苟的精神：商务印书馆“尤所聚精会神以从事者，实惟小学教科书。其事在我国为至新，虽积学能文之士，非其所习，则未易中程式，往往一课之题，数人各试为之，而择其较善者，以经数人之检阅及订正，审为无遗憾焉，而后写定，其预拟而为目，综合而成编，审慎周详，无不如是。编辑者之日力，缘是而虚糜者颇巨，不敢吝也。教科书以外，又有教授法参考书，非学生所需，售数远逊，然亦尽心力以为之，以是出版后，大受教育界之欢迎。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则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反观今天的出版业，能如当年商务印书馆般敬业，力戒急功近利者，又有多少！其三，与学者的精诚合作。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及鲍氏兄弟，都是出身工人。他们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懂得借重学者，因而请到了张元济先生主持具体业务。缘是，商务印书馆与学界的关系愈益密切。近代重要的学者，鲜有不与商务印书馆发生联系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既是商务印书馆支持栽培了近代众多的杰出学者，也可以说，是近代众多杰出的学者支持造就了商务印书馆。产学研结合，是今天的流行语。商务印书馆不是很好体现了此一取向吗？要言之，上述三点，归根结底，仍是一点：了不起的现代出版家的视野与胸襟。

商务印书馆是一棵百年的大树，是一本厚重的大书。无论从近代文化史还是从近代出版史上讲，商务印书馆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商务印书馆，是应有之义。1999年，史春风同志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人好学，文笔也很好。她跟我商量学位论文的选题，最终便是确定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学术界对于商务印书馆的研究尽管已有了一些成果，但史春风同志的论文另辟蹊径，其取角仍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她将商务印书馆置于近代中西文化冲撞交融的历史过程中，作长时段和系统的考察，集中探讨了它崛起与发展，尤其是与近代政治思潮、近代中西文化、近代教育和近代文化名人等多方面的关系，提出了不少独立的见解，有助使人们对于商务印书馆乃至近代文化史的认识。作者注意广泛收集资料，并利用在北京的有利条件，走访了商务印书馆的老人，从而使自己的论文有着坚实的史料基础。本书是她在教书之余，将博士学位论文作了进一步充实的结果。学术研究无止境。史春风同志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相信她会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本书付梓之前，她要我做序，便写了以上的话。

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