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汉到蒙元的海疆地图

中国的所谓“封建”到秦朝就改为郡县制了，“封”的色彩大大淡化，“统”的色彩大大加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但这“三十六郡”具体是哪些郡，太史公似嫌啰嗦就没有详记。

南北朝时，刘宋的裴骃著《史记集解》，首次开列了“三十六郡”的名单：“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凡三十五郡，与内史为三十六郡”——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开列全部郡名，就是想借此说明，秦的36个行政区的名字中——竟然没有一个“海”字出现。

海与郡的联系出现在秦征服岭南“百越”之后，中国海图的历史也将从这里开始。

公元前214年，秦兵统一了岭南，随即设立了南海郡，这是古代中国行政区划第一次用“海”来命名郡。依王国维的《秦郡考》之说，大约在秦统一岭南的几年后，秦在郯郡（今连云港）东部，设立了东海郡。南海、东海成为秦朝后期“四十八郡”中，仅有的两个以“海”来命名的郡。

从以海名水，到以海名地。这种命名在地与海的微妙转换中，透露出海洋意识在王道中的萌动：南海郡和东海郡的设立，不仅是建两个“省级单位”那么简单，它也是某种海疆权力的朦胧表达，可算作帝国海疆的原始行政表述（至今这两个郡名还在海域的意义上被后人使用）。

如果说命名与敕令是行政权力的一种表达，那么版图绘制则是主权的直接宣示。不过，遗憾的是秦朝的地图中，没有“海”的描绘，我们对中国古代海图的眺望，还要等到湖南马王堆汉墓的考古挖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地图，为我们推开了一扇“面朝大海”的小窗。从那幅《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南海郡所辖的一小片月牙形南海湾。

如果按汉代高超的绘图水平一路走下去，此后的中国将会有很多精制的海图或海疆图出现，但汉代和秦代一样都因战乱而没有留下完整的行政区地图。不仅如此，连古代中国文化的最高峰唐代，也没有留下一幅全国行政区地图。我们只能在地理文献中得到一点点关于古代中国全图的文字慰藉。

据文献记载，汉代曾用缣八千匹画成全国地图——《天下大图》；西晋初年，中国第一位地图大师裴秀曾在《天下大图》的基础上，以一寸折地百里的比例尺（约1:180万）缩绘成一丈见方的晋代全国地图——《地形方丈图》。据说，此图曾流传到唐代，后来又失传了。唐代杰出地图学家贾耽沿袭裴秀的制图方法，令绘工又绘了一幅唐代的全国地图——《海内华夷图》，几乎比裴秀《地形方丈图》的面积大十倍，可惜《海内华夷图》也没能保留下来。

历史把展示大型地图的机会留给了大宋，借助宋代的地图，我们得以一览古代中国的“全国”。不断丢失北方疆土的大宋特别重视地图制作与管理，在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成立了九域图志局这样的中央地图管理机构。宋人似乎总结了汉唐用纸、锦、缣制作的地图难以传世的教训，想到了以碑刻的方法制作地图。

据考，早在公元4世纪左右，人们就发明了用纸在石碑上墨拓的复制方法——拓碑，在印刷术没有出现之前，石刻是一种保存与传播的最好手段。古代的碑刻内容有：墓碑、墓志、书画碑、记事碑、宗教碑、天文碑和地图碑等多种，可谓“无事不可入碑”。宋人的《禹跡图》《华夷图》《九域守令图》等石刻地图，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元代本应承继宋代，把地图绘制推向高峰，但这个短命王朝，因战乱不停而没能留下多少地图。虽然如此，元代的海陆扩张，还是为我们贡献了描绘世界和绘制航海图的线索，如《海外诸域图》《海外诸蕃地理图》都是中国历史上记载较早的海图。此外，元代地图还吸收了西域国家的制图方法，如《元经世大典地理图》，丰富了中国的制图技巧和难得的国际视野。

从大汉到大元，传世的地图不多，涉及海洋的地图就更少，但这一段是中国海图的重要起步期，少量传世的地图与海图所包含的珍贵历史文化信息，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